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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活来,世上最美的语言之一

词语就像人一样,有的要“死去”,有的要“活来”,有的会“转换角色”,有的会“增减体重”。即便是很“新潮”的方言,也不例外。甚至越是新潮,就越是变化快。一、德律风与BBS如果有人对你说,对不起,德律风借用一下,你一定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其实,所谓“德律风”就是电话,是英语telephone的音译。不过,电话译为德律风,也还有意译的成分。风,在汉语中原本就有传递、传达、传播的意思,而用电话传递信息,也像风一样飞快。但“德律”二字则不知所云,读起来也拗口,远不如“电话”生动形象感性直观,一听就明白。于是大家便不再说“德律风”,而说“电话”。叫什么什么风的,只留下一个“麦克风”(microphone)。像“德律风”这样风行一时又风消云散的词还很多,什么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啦,赛因斯啦,布尔乔亚(bourgeois)或普罗列塔利亚(proletariat)啦,柏里玺天德(president)啦,还有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什么的,都没人再说了,取而代之的是民主、科学、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总统和灵感。此外,司的克、维他命、密斯和杯葛(boycott,抵制)也没人说了(台湾还用杯葛这个词)。想当年,它们可都是时髦得不能再时髦的新名词。那时,两个文人路上见了面,问一句“最近有烟士披里纯么”,就像现在见面问“上网了没有”一样,是一种时尚。然而意译的新词还是代替了音译的老词。不是说音译就一定不好。许多音译的外来词现在也还在使用,比如吉普、引擎、倍司、摩登、威士忌、白兰地、高尔夫、歇斯底里等。但汉字讲究的是形声意的统一。一个词,如果能让人一目了然望文生义,就比较受欢迎。比如引擎,虽然是音译,可是又“引”又“擎”的,意思也对。民主、科学、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总统和灵感也是。资产阶级就是有钱的人,无产阶级就是没钱的人。科学,分科的学问;民主,人民作主;总统,总而统之,都有那么点意思。灵感一词也译得好。因为在古希腊,灵感就是“为神灵所感”,当然是“灵感”。那时的诗人,都是些能够通神的人。当他们为神灵所感时,就会在近乎迷狂的状态下说出“神赐的真理”。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不都有点神经兮兮么?他们不总是突然一下就有了一个奇特的构思或绝妙的好词么?那都是因为他们为神灵所感,有了“灵感”。说“灵感”,当然比说那个不知所云的什么“烟士披里纯”好多了。事实上,语言从来就不是自给自足的,也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引进”,有的“借出”,有的“死去”,有的“活来”。比如新上海人,现在突然时兴说“不要”。什么“不要太潇洒哦”,“不要太漂亮哦”。这里的“不要”,其实是“实在”的意思。“不要太潇洒哦”就是“实在太潇洒了’”,“不要太漂亮哦”就是“实在太漂亮了”。“实在”用“不要”来表示,可真是“不要太难懂哦”。难怪一些久居国外的老“阿拉”,回到上海以后,不但“看不懂”,而且“听不懂”。顺便说一句,看不懂,也是新上海方言,意思是“不可理解”。最让人“看不懂”的还是所谓“网络语言”。什么jj,什么BB,什么TMD,什么678,886,7456,谁懂呀!其实网络语言也是一种方言。方言有两种,一种叫“地域方言”,闽语、粤语、吴语、湘语之类是也;另一种叫“社会方言”,是一定阶级或一定行业“圈子”内部使用的语言,各类术语、行话、黑话是也。网络语言是BBS族在网络上使用的专用语言,当然是“社会方言”。社会方言也是古已有之,中外皆然的。十七世纪法国一个文学家叫索枚士的,就曾编过一本《女雅士大词典》,专供所谓“上流社会”的才女、淑女、太太、夫人们使用。二十世纪初以前,广州话也有街谈和绅谈之别。至于行话、黑话就更多了。比如赶场、救场,坐台、出台,蘑菇、溜那路、什么价之类,都是。不懂行话,就是“外行”;不懂黑话,则是“空子”。一个“空子”如果不小心跑进黑社会去了,对方一问三不知,弄不好便有性命之虞。便是不懂行话,也很麻烦,比如你问一个演员演出一次要多少钱,不说“出场费”,而说“出台费”,对方不骂你个狗血喷头才怪。上网也一样。如果不懂网络语言,也想进聊天室聊天,没准一分钟以后人家就会和你BB。这时你必须赶快说678,请对方不要和你886。但如果你还是笨手笨脚半天不得要领,那你就是个286。这年头谁还会用286电脑?所以286也就是过气、没用的意思,没哪个高水平的网虫会理你,那才真是7456。网络语言也和别的方言一样,得在一定的语境中使用,比如BB可能是拜拜,也可能是宝贝;而TMD则多半不是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而是“他妈的”。因为TMD刚好是这个“国骂”汉语拼音的头三个字母。其实网络语言也没什么稀罕,无非是怪话连篇再加错别字连篇,只不过怪得有趣错得可爱而已。比如“灌水”是随便说,“造砖”是用心写,而“潜水”则是说悄悄话。如果网友们表示“欢迎你来灌水”,那你就可以胡说八道了。当然,胡说八道也要有个谱。这谱就是不能“土”,只能“酷”。比如说“美女”就太俗气了,好歹也得叫“美眉”。最好是俊男叫“菌男”,美女叫“霉女”,这才叫酷毙帅呆。因此我很怀疑,总有一天这些新新人类的俊男美女会变成“菌蓝霉绿”。也许你会说,这网络语言究竟是TMD个什么东西?678,你又286了。网络上不兴说“东西”,得说“东东”。还是好好学习吧!只要你说得好,“斑竹”是会送给你一些小“东东”的。二、上海口头禅话语的“死去活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世界在变么!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变了,话语相应地也要变。就连“万寿无疆”也不可能万寿无疆。过去这个词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是用得很频繁的,现在还有谁喊“万岁”呢?没有。词语就像人一样,有的要“死去”,有的要“活来”,有的会“转换角色”(由一种意思变成另一种意思),有的会“增减体重”(增加内容或缩小范围)。即便是很“新潮”的方言,也不例外。甚至越是新潮,就越是变化快。比方说上海话。上海话往大里说当然是吴语的一种。但上海话在吴语中是很特别的,特别之处有两点,一是杂,二是新。上海话是很杂的,周边地区的方言土语,松江话、苏州话、宁波话、杭州话,上海话当中都有,可谓兼吴越而有之。比如“小鬼头”就是宁波话,“勿来三”就是苏州话,“莫牢牢”则是杭州话。所以上海话也是很丰富的。光是“很”,上海话当中就有交关、邪气、穷、牢、赫等好几种说法。这也不奇怪,来源多嘛!上海话也新。许多词汇、说法、口头禅、俏皮话,都是过去吴语中没有的。因为上海是近百年间迅速崛起、全然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工商业大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半个世纪以前,上海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中国其他地方很不一样。什么招商局、巡捕房、交易所、拍卖行,何曾有过;什么拿摩温、康白度、披霞那、梵哑林,也闻所未闻。外地人自然也不知嘎斯和水汀、司的克和司必灵为何物,没用过嘛!其实上海人原本也是外地人。他们为这个全新的世界所吸引,从五湖四海、东洋西洋纷至沓来,云集于此,正所谓“人物之至者,中国则十有八省,外洋则廿有四国”。宁波老板、江北苦力、印度巡捕、罗宋瘪三,都要在这里落脚谋生,便都把自己的语言文化带进了上海。就说吃食吧,广东人卖鱼生粥,绍兴人卖霉干菜,苏北人卖麻油撤子,宁波人卖糯米汤团,上海街头就什么小吃都有,就像上海话里什么方言都有。上海这地方,人也杂,事也新,上海话自然也就既“杂格咙咚”,又“簇骨勒新”。何况上海还是“十里洋场”。于是上海话当中便难免会夹杂着“洋鬼子话”,哪怕它是“洋泾浜”的。上海人甚至连损人都会用洋文,比如一个人上班开会总是最后一个到,便会被叫做“拉司卡”;而一个人脸皮厚,则会被叫做“邓禄普”。拉司卡是英语lastcar的音译,意思是末班车。邓禄普则是一家英国轮胎公司,生产的轮胎特别厚实。然而这些话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会说了,听得懂的也不多,就连派司、扑落、回丝、水门汀、卡宾枪、开司米、克罗米、乔其纱、派力司、阴丹士林,这些曾经风靡一时的新鲜名词,现在有的读来已有恍如隔世之感,不能不让人感叹“这世界变化快”。事实上即便上海人,新一代和老一辈说话也不一样。比如“很”,老上海更喜欢说“邪气”、“交关”,年轻人则喜欢说“牢”。其实“牢”的渊源是很久远的。上海话当中这个表示“很”的字,究竟应该写作“老”,还是应该写作“牢”,一直有争议。我认为两说都有道理,但有些地方写作“牢”没准更好。“老”当然有“很”的意思,比如老早、老远,不过上海人在说这个字的时候,往往还有“特”的意思。如果是表示“特”,那就不能写作“老”,而应该写作“牢”了。因为“老”没有“特”的意思,“牢”却与“特”有些瓜葛。“特”也好,“牢”也好,都从“牛”,也都是古代祭祀时用的牲畜。祭祀是一件大事,用的牲畜也很讲究,要求体全色纯。色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就叫“牺牲”。“牺牲”主要有牛、羊、家三种,都叫“牢”。其中有牛的叫“太牢”,没牛的叫“少牢”,只有一头“牺牲”就叫“特”。如果是一头牛,就叫“特牛”,也叫“太牢”;如果是一头羊,就叫“特羊”,也叫“少牢”。你看,“牢”与“特”是不是有点关系?实际上,用来做“牢”的牛羊总是“特”好。它们被圈养在“栈”里。所以“栈”也有品质优良上乘的意思,比如栈鸡、栈鹅,就是精心饲养的上等鸡鹅,栈鹿则更是御用之物。如今吴语方言区仍把东西好质量高叫做“栈”,只不过写成“崭”而已,比如“今朝小菜蛮崭咯”,或“格物事牢崭咯”。“崭”当然也有“很”的意思,比如崭新、崭绿。但如果这样理解,则“牢崭”就变成“特很”了,当然不通。何况,“很”不一定就“好”,只有“栈”才一定好,所以,薛理勇先生《闲话上海》一书认为,上海话当中的“崭”,其实原本是“栈”,这是很有道理的。当然,崭,也可能是本字,因为“崭”原指“山高貌”,也泛指高出一般、高人一筹,比如,“崭露头角”。如此,则“牢崭”就是“特高”了。看来,“牢崭”也不一定要写成或讲成“牢栈”。不过薛先生发现了“栈”的秘密,却又说“牢”字不知如何写。他认为可能是来源于杭州话当中的“莫牢牢”。比如杭州人讲“很多”,就说“莫牢牢多”。传入上海后,就变成了“牢多”。其实,“莫牢牢”在许多方言书中都写作“木佬佬”。如此,则“牢多”岂不是“佬多”?实际上“牢”就是“特”,“牢多”就是“特多”,“莫牢牢多”是“不要太多”。我们不是奇怪新上海人为什么动不动就说“不要太”(不要太潇洒,不要太漂亮)吗?原来是把“莫牢牢”翻译成了普通话。三、北京流行语杭州方言“莫牢牢”一旦翻译成普通话,就让人觉得莫名其妙;而“不要”二字如果快读,就成了“暴”。暴,是新北京人的口头禅,意思是“猛”,比如暴撮、暴侃、暴捶、暴磕、暴切(疯狂地倒外汇或打台球)。新上海人也说“暴”,比如暴好、暴多、暴搞笑。这个“暴多”是北京人的“猛多”,还是杭州人的“莫牢牢多”呢?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也许,是他们爱说的“N多”吧!其实“莫牢牢”原本就有“多”的意思(如“伊格朋友莫牢牢”),新上海话的“暴”也不同于新北京话的“暴”(一个是“特”,一个是“猛”)。广州人也说“暴”,只不过要写作“爆”,比如“爆棚”。“爆棚”就是观众特多,把剧场的棚子都挤“爆”了,所以也叫“火爆”。“爆棚”也好,“火爆”也好,现在也都成了全国性的流行语,大家都跟着说。不过北京人往往省掉那个“爆”,单说“火”。火,有旺盛、热烈、火爆、红火、走红等意思。火红火红,一个人,一本书,一部戏,如果“火”了,当然也就“红”了。一般的走红叫“火”,特别走红就叫“剧火”。剧,也写作“巨”,有很、极、特别、非常的意思,和新上海话当中的“暴”相近。比如“剧飒”就是极其漂亮、非常潇洒、特有风度,也叫“巨洒”。洒是潇洒的洒,飒是飒爽的飒,意思都一样。也不光是潇洒漂亮有风度叫“剧”,窝囊、土气、傻、倒霉,也可以叫“剧”,比如剧面、剧冒、剧惨、剧累。北京人管软弱、无能、窝囊、没用叫“面”(软弱无能,窝囊没用的人则叫“面瓜”),管土气和傻叫“冒”(此类人物也叫“土老冒”、“傻冒儿”、“老冒儿”、“冒儿爷”)。如此,则剧面就是特软弱、特无能、特窝囊、特没用,剧冒就是特土、特傻。还有剧惨和剧累,分别有特狼狈、特可怜和特不潇洒、特不快活、特没劲的意思。比方说:“春节联欢晚会越办越累,导演演员累,全国人民剧累。”这里说的“剧”,就不但是“特”,也是“更”。剧,原本就有“甚”的意思,比如剧烈、剧痛、病情加剧,北京人不过是把“剧”最古老的词义又重新挖掘出来了而已。没决断的人叫“面瓜”,没胆量的人叫“松货”,没骨气的人叫“软蛋”,没脑子的人叫“傻冒”。这些北京人都看不上,看得上的是“腕”。腕,原本是江湖上的话,一般写作“万”,武侠小说中就有“扬名立万”的说法。北京人改“万”为“腕”,又发明了“腕儿”、“大腕”,大约因为在他们看来,此类人物大多有些“手腕”,甚或是“铁腕”吧!和“腕儿”平起平坐的是“款儿”。“腕儿”是有能耐、有地位、有权威、有名气的人,“款儿”则是有钱的人。“款儿”也是历史上就有的,原意是“架子”。比如《红楼梦》第四十四回就说“今儿当着这些人,倒拿起主子的款儿来了”。新北京方言用“款儿”来指那些财大气粗的人,倒是合适—钱也叫款,而有钱的往往也有架子。由此及彼,则又有“大款”、“款爷”等等。这些新词也已经流行于全国,比如上海就有这样的新民谣:“好男不上班,好女嫁大款。猪头三,上夜班;十三点,倒三班。”看来钱这玩艺也真是个好东西,竟能够沟通京沪两地的。流行于全国的词还有“侃”,包括神侃、胡侃、侃山、侃价、侃爷。其实“侃”也是古为今用,它原本就有调侃、戏弄、胡说八道,漫无边际地闲扯乱说等意思。关汉卿的《望江亭》里有“浪侃”,王实甫的《西厢记》里有“胡侃”,可见古人早就在“侃”了。只不过“侃”字在古人那里不是什么好字眼,就像“能说会道”不是什么好词一样。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对能言善辩者大都没有什么好感。巧言令色、摇唇鼓舌、天花乱坠、夸夸其谈,都是贬义词。不过现在世道变了。现如今的北京人是把“侃”当作一种事业来看待的。在北京,一个能说会道特能侃的人,会受到普遍的尊敬,至少也能享受有一技之长手艺人的待遇。他们被叫做“侃爷”,而那些专供人们发表各种见解,浪侃胡哨的地方,比如各类学会、协会、社团、沙龙,则被称为“侃协”。北京人也能侃出学问侃出名堂来,比如“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的段子就是。事实上,哥几个凑在一起一顿暴侃,没准就侃出什么信息什么点子来。所以有人说,别的地方学问是做出来的,北京人的学问是侃出来的,至少,也能丰富语言,提高语言的表现力。北京的现代流行语为什么那么多?侃出来的么!这也是北京成为现代流行语策源地之一的一个原因。中国现代流行语的策源地主要有三个:北京、上海、广州。上海和广州成为这样一个策源地,是因为两地都曾“开风气之先”,交替成为新生活新时尚的倡导者。上海在二十世纪上半个世纪出尽风头,广州在下半个世纪后来居上。北京成为这样一个策源地,除因为它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外,还因为北京人会侃爱侃。会侃爱侃,就会在语言上下功夫,琢磨怎样才能侃得有趣,侃得传神,结果,几乎每一个“新鲜事物”出现,北京人都能发明出相应的说法,还能说得既形象生动,又简捷明了,上口好记。比如官倒、猫腻、练摊、搓麻、蒸馏水衙门。蒸馏水衙门就是比清水衙门还没油水的单位。清水衙门虽然清,那水里面好歹还多少有点养分。蒸馏水里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瞧这词儿说的,你不能不服了北京人。创造力强的地方,新陈代谢也快。就算你不想变吧,又哪里架得住“这世界变化快”?于是流行语也难免“死去活来”。甭说早些年前的杀口、淘唤、转影壁儿没人说了,就连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流行的提货、鼠味、国防绿也没什么人说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只能对它们表示沉痛的哀悼。四、从头到尾死去活来的不仅有词,还有词头和词尾。印刷品、普遍性、知名度这些词我们都会用,却很少有人知道品、性、度这三个词尾是日本人的发明。日本人把food译为食品,work译为作品,production译为产品,这就有了“品”这个词尾。把possibility译为可能性,importance译为重要性,impermeability译为不渗透性,这就有了“性”这个词尾。把length译为长度,strength译为强度,height译为高度,speed译为速度,这就有了“度”这个词尾。想想也对。品,原本有“种类”的意思;性,原本有“性质”的意思;度,原本有“度量”的意思。用在这些地方,很是合适,因此中国人也赞同,也要应用的,于是便有了现成品、必要性、透明度之类的词。品、性、度是“活来”的词尾,“有”则是“死去”的词头。上古时,地名、国名、部落名前,往往要加一个“有”字,比如有虞、有苗、有殷、有周,现在没多少人这么说了。只有个别人写文章,还会把“明代”写成“有明一代”,许多人还看不懂。长生不老的词头是“阿”。用“阿”做词头,汉代就开始了。有用在疑问代词前的,如“阿谁”;有用在人称代词前的,如“阿你”;有用在小名甚至名字前的,如“阿瞒”、“阿斗”、“阿恭”、“阿连”;还有用在称谓前的,如阿翁、阿婆、阿爷、阿戎。阿谁、阿你,现在没人说了,其他用法则都保留了下来,而且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北京话里已经没了“阿”这个词头。北京也有“阿哥”,但那是指皇子(如雍正就是康熙皇帝的四阿哥),而且“阿”也不念阴平,念去声。“阿”在北方其他方言也多半只用于称谓,如“阿大”。南方(尤其是闽、粤、吴方言区)则各种用法都有。阿哥阿妹、阿公阿婆不用说,阿张阿黄和阿明阿华也很普遍。粤语还用于排行,如“阿三”(别的地方则叫“老三”)。吴语则连骂人的话也说“阿”,如阿木林、阿吾卵。最通常的,当然还是用于人名,如“阿Q”。南方人喜欢说“阿”,北方人喜欢说“老”。阿张阿黄,到了北方就是老张老黄;阿三阿六,到了北方就是老三老六;阿华阿明,到了北方也可能是老华老明。白居易就称元棋为“老元”,苏东坡则称文与可为“老可”,可见称“老”,至少从唐代就开始了。那时也有“老兄”、“老姊”一类的称呼,和现在没什么两样。宋谚云:“关节不到,只有阎罗老包。”老包就是包公。包公是不收红包的,阎王按生死簿勾魂,想收也收不了,所以关节不到,便只有阎罗和老包。有“老”便有“小”。小,也是常用的词头。老张老黄、老三老六、老华老明,也可以称作小张小黄、小三小六、小华小明的。苏东坡在称文与可为“老可”的同时,便自称“小坡”(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竹传神)。老是尊称,小则是谦称,也是昵称。所以范成大便称苏东坡为“老坡”(快读老坡《秋望赋》,大千风月一毫端),孙悟空则自称“老孙”,因为此人从不谦虚。除了此公,自称“老某”的,并不太多,除非是开玩笑,或者写杂文。词头“老”也可以用于动物,如老鼠、老虎、老鸦。北京话当中有许多“老”字的奇特用法,几乎是可以加于一切事物的。比如老谣、老斋、老叼、老家贼、老阳儿、老凿儿、老鼻子。最好玩的是把脸蛋叫做“老苹果”,嘴叫做“老樱桃”,脑袋叫做“老屋子”,脚丫叫做“老丫丫”。至于把老成持重的人叫做“老梆子”,把老于世故的人叫做“老油条”,把傲慢无礼的人叫做“老鼻烟壶”,把软弱无能的人叫做“老米嘴儿”,则明显地带有调侃甚至蔑视的味道。南方方言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上海人就把狡诈奸滑的老女人叫做“老蟹”,把作风不端的老男人叫做“老甲鱼”,把非常在行的人叫做“老刮采”,把喜欢卖弄的人叫做“老茄茄”。至于赣语中的“老表”,湘语中的“老倌”,北方方言中的“老客”,则都是尊称。称“老”的不一定都老(比如北方方言中的“老疙瘩”就是指最小的子女),称“小”的也不一定都小(比如上海人所谓“小菜”其实包括所有的菜)。称别人老杨老李,多半是客气;称别人小赵小王,却不一定是“装大”,也可能是亲切,和称“阿”意思一样。小张小黄、小三小六、小华小明,还有小弟、小妹、小鬼、小妞、小家伙、小把戏、小不点儿、小萝卜头,都透着亲切感。就算是“小钢炮”(性情直率说话挺冲的年轻人)吧,也有一种爱昵的意味。只有“小姐”是个例外。“小姐”原本是对大户人家女儿的尊称,现在则被弄得另有含义,以至于一些女孩子都不愿意被人称作“小姐”了。同样,“大姐”这个称呼也曾有过特定的含义。它曾经是革命队伍内部对领导同志配偶既尊重又亲切的称谓。看来,即便是词头,也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所以,讲礼数的北方人便喜欢称“老”,称“大”;重亲情的南方人则喜欢叫“阿”,叫“小”。阿哥阿妹,显然比老哥老妹亲切,因此也是南方情歌中的常用称谓,北方情歌中则称哥哥妹妹(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口)。哥哥妹妹只是一个客观事实,不带情感色彩。即便用在情歌中,也还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那么,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五、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妹妹在北方某些地区也叫“妹子”(长沙话中的“妹子”则是女孩子的意思,和成都话中的“妹娃”相同)。子和儿,也是常用的词尾。不过南方用“儿”做词尾的很少,更喜欢用“子”。比如小孩,湖南人叫“伢子”,四川人叫“娃儿”,武汉人则叫“伢”。男孩叫“男伢”,女孩叫“女伢”,“这个孩子”就是“这伢”。湖北话和四川话都是西南官话,但湖北和湖南过去同属楚国,交往也多,不能不受些影响。所以湖北人就既不说“伢子”,也不说“娃儿”,干脆只说“伢”,读音也和湖南话差不多。吴方言区除杭州人外,也很少说“儿”。比如苏州话只说“桃子”,不说“桃儿”;也不说“剪子”,而说“剪刀”。但钞票、车票、电影票却叫“票子”。可见“子”,也还是吴方言区爱用的词尾。上海话和苏州话中甚至还有“今朝子”、“明朝子”的说法。不过他们更爱用的还是“头”,比如绢头、站头、被头、灶头、夜头、外头、角落头、里厢头。闽语和客家话也说“头”。客家话中有上昼头、下昼头、夜哺头,莆仙话中有顶头、下头、冥头、早起头。闽语里还有肩头、标头、号头、位头、症头、担头。有些词,加上“头”以后,就有了特定的意思,如菜头、尺头、门头、称头、药头。粤语既不用“头”作词尾,也很少甚至完全不说什么“儿”,什么“子”。广州话里只有刀、剪、箸、禾、竹、叶,没有刀子、剪子、筷子、稻子、竹子、叶子,当然更没有刀儿、剪儿、筷儿。反倒是苏州话里有“筷儿”,湖南话里有“箸子”(比如吃一点点就叫“吃一箸子”)。广州话里只有“仔”,比如男仔、女仔、细佬仔、疏虾仔、马仔、公仔书、煲仔饭等等。其实仔就是崽,也读作崽而不读作子,意思却和“子”相同。子,有虚有实,用在词尾时义虚,要读轻声,所以“老子”不是“老子”;仔也一样,要看义实义虚,如果用在实处,那就是“崽”,比如“两个仔三个女”。仔,有“小”的意思。广州话中,但凡小的都叫仔,如打工仔,所以“刀仔”不是刀子,而是“小刀”。如果那刀子并不小,就只能叫“刀”,不能叫“刀子”或“刀仔”。同样,鸡仔、船仔也就是小鸡、小船。至于煲仔,大约就是小沙锅了。这就有点近似于北京话当中的“儿”。有人认为北京话就是说什么都带儿字音,其实是不对的,并不是随便什么东西在北京话当中都能带儿字。学校、工厂、衙门、政府、人造卫星、摩天大楼这些词后面都不能带儿字。大马路后面也不行,但可以说“遭弯儿”、“抄小道儿”。自家家门也可以说“儿”,比如“带孩子来家坐坐,认个门儿”。包括门道、门路、办法、可能性的“门”,也能这么说,比如“有门儿”、“没门儿”、“门儿清”。如果是正阳门、地安门,就只能叫前门、后门,不能叫前门儿、后门儿。便是车、马、船,也不能随便儿化,小车儿、小马儿、小船儿是可以的,大车、大马、大船就不能加儿。大人当然也不能叫“大人儿”,除非是“小大人儿”。也就是说,儿,只能用在小东西、小事物、小人儿身上,因此往往带有亲切爱昵的成分。比如身子骨儿、眼力劲儿什么的。“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哭啼啼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啥事儿?点灯,说话儿;吹灯,做伴儿;明儿早晨梳小辫儿。”这首歌谣,很能说明带“儿”字儿的是个什么味儿。粤语和闽语中的“仔”也有这样的味道。比如闽语中的“一点仔”就是“一点儿”,“一丝仔”就是“一丝儿”,“一片仔”就是“一小片儿”,“一碗仔”就是“一小碗儿”。不过闽语中的“仔”既不是“崽”也不是“子”,而是“囝”。囝,也可以写作“囡”。囡和囝都指小孩,但一般地说,囝指男孩,囡指女孩,或分门别类地叫做“男小囝”、“女小囡”。囝是闽方言,囡是吴方言。吴语就算写“囝”这个字,也读作“囡”。再说吴语也不用“囝”作词尾,用“头”。如果用于人,则多半有亲昵疼爱的意思,如小鬼头、毛毛头、囡囡头。上海人还会在孩子的名字后面加一个“头”,以为小名、爱昵、昵称,比如一个名叫什么波的孩子便会被叫做“波波头”,这都是北方没有的说法。其实吴语原本也是说“儿”的。至少在明代,苏沪一带方言还是以儿尾词占优势。人儿、口儿、心儿、门儿、郎儿、姐儿、猫儿、狗儿、瓶儿、钩儿这些词都有,现在则只剩下“固儿”和“筷儿”了。同样,用“头”做词尾,也是老早就有了,而且很普遍,如前头、后头、年头、日头、念头、想头、码头、锄头、石头、木头、骨头、舌头、准头、甜头、苗头等等。但“座头”、“房头”这些词,虽然《水浒传》、《西游记》里面都有,现在却主要流行于吴语方言区。王力先生说,“头”作为词尾,始于六朝,而六朝王室在江南。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吴语要更爱说“头”一些。儿和子也一样。用“子”做词尾,魏晋以后就开始了。汉子、犊子、种子、日子这些词,已见于六朝时的著作。唐以后,就更多,茄子、豆子、燕子、袖子、帽子、袄子、妃子、娘子,还有面子,和现在没什么两样。用“儿”做词尾则要晚到唐,比如“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不过那时用在鸟兽鱼虫后面的“儿”,多半指其初生者,如鹅儿、鸭儿、蚕儿。即便是词尾,也不一定就念轻音。宋以后,才有了车儿、船儿、唇儿、葫芦儿一类的词,名词也才开始“儿化”。但这时,中原汉人大规模南下闽、粤、赣,创建新方言的事已成历史,南方六大方言的格局已经形成,没谁会当“儿皇帝”了。六、新与旧一般地说,作为词尾,“儿”和“子”可以互换。但换过以后,语感就不同了。比如猫儿和猫子,兔儿和兔子,老头儿和老头子,就不一样。也有不能换的,如花儿、草儿、脸蛋儿。因为“儿”可以发展为爱称,也可以表示调侃或微讽,比如“款儿”、“腕儿”、“小大人儿”,“子”就不行。再说,换成“子”,意思也变了。比如“款子”就是钱,不能用来表示那些有钱的主。粤语和闽语没有“儿”这个词尾,便用“仔”来表示。吴语不喜欢说“儿”,就说“头”。仔,是一个南方方言字。《说文解字》里也有“仔”,但那是能够、胜任的意思。也不读“崽”,读“滋”。头,大约原先也是一个南方方言字。王力先生说战国以前没有“头”字,中原雅言管“头”叫“首”(很久以后北方还叫“首级”),“头”可能是方言进入了普通话。先秦典籍中,首先使用“头”字的是《墨子》和《庄子》。墨子、庄子包括他们的门徒都是南方人,因此我怀疑“头”最早也是南方话。南方话中古文不少。比如闽南话仍然管“脸”叫“面”,“眼”叫“目”。这是很古老的说法。战国以前无“眼”字,汉以后才有,而且是指眼球,相当于“睛”。“脸”字则直到公元六世纪才出现,而且也只指涂胭脂的地方,因此可以说“双脸”、“两脸”,意思是“两颊”。如果脸面相同,则一个人只能有一张脸,哪有两张脸的?岂非“两面派”?脸与面、眼与目,既然并不相等,闽南人便不肯含糊,坚持把脸色叫“面色”,眼珠叫“目仁”。面变脸,目变眼,还不算“面目全非”。意思走样,或褒贬相反的词也很不少,比如“下海”就是。下海,原本指被迫或自愿从事某种“贱业”或黑道营生,比方说去当娼妓、海盗,加入流氓团伙等。只不过,一般地说,书生当强盗叫“落草”,民妇做妓女则叫“下海”。也许,正因为良家妇女沦为帽妓叫“下海”,妓女从良在粤语中便叫“埋街”。旧社会,伶人的地位也不比妓女高多少,他们不叫“演员”更不叫“明星”,而叫“戏子”。爱好戏剧,自己也演着玩儿的,则叫“票友”。戏子既然被视同娼妓,则票友参加赢利性演出,或者由业余的变成职业的,便也叫“下海”。如果仍然保留业余身份,也不靠演戏挣钱,则叫“玩票”。显然,下海与玩票,区别就在一个“钱”字,而机关干部、大学教授们为生活所迫,或为了“先富起来”,放弃自己的官位或专业去经商,便多少有些“逼良为娟”的味道,当然也可以叫做“下海”的。不过时代不同了,过去“下海”不怎么体面,现在“下海”则挺光荣,也没人把它和什么妓女之类的事情联系在一起,顶多联想到票友。事实上许多人“下海”,一开始也不过只是“玩票”,玩着玩着就变成真的了,因为“玩票”只能做“马仔”,“下海”才能当“老板”。“马仔”是粤语,原本指打手、保镖,现在也指跟班、下手,或为老板鞍前马后奔走效劳的人。有点本事的人都不会甘当“马仔”,于是便“下海”。其实不“下海”也能当“老板”,因为“老板”这个词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叫“老板”的是两种人:一种是私营业主,另一种是戏班子里的“腕儿”,他们往往也是班主。新中国成立以后,工厂商店什么的不再私有,艺人们也不用再跑江湖,没什么人是“老板”,大家都是“同志”。吃得开的也不是“老板”,而是“师傅”。“老板”这个词,也就从此销声匿迹。然而语言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死去”的也可以再“活来”。现在,不但私营业主是“老板”,就连单位领导和研究生导师,也叫“老板”。“师傅”和“同志”,则差不多变成了明日黄花。至少在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说起来“师傅”和“同志”也是老词。(《穀梁传》云:“不就师傅,父之罪也。”《后汉书》则云:“所与交友,必也同志。”所谓“师傅”,就是教学问、教手艺、教本事的人,“同志”则是志同道合者。这倒是古今如一,但在“文革”时期,叫不叫“师傅”,叫不叫“同志”,可是非同小可。牛鬼蛇神走资派,是没有资格叫“师傅”叫“同志”的,那时,这些人都巴不得被人这么叫一声,现在怎么就没人稀罕了呢?看来,语言,尤其是流行语,也有点像时装,有“行时”的,也有“过气”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点也不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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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话,我真的没有感觉到“软”南京话,奶凶奶凶的,偶尔路人说话会凶的一比浙江义乌话,我每次以为同学在和她妈吵架。。。。纳了闷了,吴侬软语从何说起???

走到哪儿,乡音就跟你去哪儿

吴语全区图

在上海呆了5年的北方人来答一波~

然后成了新的乡音

吴语是一门历史悠久的语言,通行于上海、浙江、江苏南部、皖南 赣东北边界。其中上海、浙江北部大部分、江苏南部大部分,同属吴语最大的一个分片:吴语太湖片。(图上所有泛蓝色地区)。包括了苏州话、上海话、宁波话、常州话、绍兴话、无锡话等一系列子方言。

吴侬软语的范围

首先,我们来圈定一下吴侬软语的范围。按照赵元任先生在《现代吴语的研究》中所提到的,广义的吴语包括江苏的东南部跟浙江的东北大半部。这个范围实际上和现在的吴语研究范围是类似的。在赵元任先生的书中所提到的当中,是以苏州的为基础所商定的概念(《现代吴语的研究》 P5 “每词下又注已知的吴语”)。所以可以认为狭义的吴语就单纯指的苏州话。现在的研究范围,是江苏省长江以南、镇江以东地区和长江北岸的靖江、海门、启东等市,上海市全境,浙江省的大部分,以及安徽省南部、江西省东北部小部分地区,此外福建省境内的浦城北部也通行吴语。北以丹阳、靖江为界,与江淮官话接壤;南以衢州和温州与闽语区相邻。之所以圈定现代研究范围的原因是:A. 随着历史的变迁,很多我们认为是吴语分布区的地方变成了江淮官话的地区,如南京、扬州(是不是很神奇?扬州不是吴语研究范围哦)B. 方言之间是互相影响和互相融合的,所以越靠近边界的分布范围,可能就带有其他方言区域的语言特点。

 (一)吴语初源来自古楚语

“软”四个字的来源

吴语自称我依,称别人为他侬、渠侬、个侬,现在则称“你”为“侬”。苏州话语调平和而不失抑扬,语速适中而不失顿挫,并且发音在后部的音较少,也不需要张大口进行讲话,讲话也粘粘的,所以这就是“软”的来源。当然,并不是所有地方的语言都很“软”。我自己通过对江浙沪三省市的感知,感觉的确是浙区的方言硬度好大,有句话是来调侃这种现象,那就是“宁听宁波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说话”。不是说宁波人不好,也不是说宁波人说话不好听,相对于苏州话来说,的确是有点太硬了。有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古汉语的词保留了下来。比如说不 → 弗,发音可以浊化:“你不要blah blah”,这边就会说“侬弗要blah blah”有些口语化的东西也很有意思。我的老板们特别喜欢在每句话后面加个“好伐……”所以当我回到山东之后,经常就“blah blah blah blah好伐……”所以我的同伴们都说我说话奇奇怪怪的……刚开始来到上海的时候我也以为是他们在和我吵架,后来懂了上海话之后感觉还好,很正常,可能不同的语言环境和处事态度让你感觉并不是很适应而已。

- 风物君语 -

  吴越地区在春秋时为吴国越国领地,当时这些诸侯国的主体民族为百越人(属侗台语族)。吴为越并,语言并无变化。越后又为楚国所灭,吴地被列为三楚之一的“东楚”内。这表明是楚人给吴越地区带来了华夏语基础。这还可以由好几个方面推论:

每天我们张嘴就在说话

  据传说吴国王族与周同姓,来自中原,这还有“宜侯”铭文为证,则王族原来可能是会说华语的,但数百年与越族相处之后能否在日常说话中保持下来大可怀疑,因连王名都已越化。但吴越王铸礼器兵器皆使用汉字,吴季札尤其通中原礼乐(孔子弟子中江南唯吴人子游一人,《礼记》记孔子称季札为“吴之习于礼者”),那么统治层应至少在文化上要学华语,犹如旧时欧洲贵族之习拉丁文。只不知当时用的是中原雅音还是相邻的楚音(从楚伍子胥、伯嚭、文种、范蠡皆入仕吴越看,近楚可能性大。注意即使更早的吴太伯传说可信,《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则也是从周先经楚才至吴的)。

一口乡音背后

   楚语正式进入吴越由楚灭越开始。楚灭越时间现有四说:(1)楚威王七年,即公元前333年(《史记·越世家》及《六国年表》未记年,仅云“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同时破齐徐州。《楚世家》破齐事列该年,集解引“徐广曰:时楚已灭越而伐齐”);(2)楚怀王二十二年,即前306年(《史记会注考证》);(3)楚考烈王元年,即前262年(《越绝书·吴地传》);(4)楚考烈王十四年,即前249年(蒙文通:《越史丛考》;蒙氏认为楚陆续败越夺地,夺取吴故地较早,但未及会稽,直至秦方灭)。后二说实为春申君入吴之时。《史记·楚世家》说考烈王元年(前262年)封令尹黄歇于吴号春申君,至幽王元年(前237年)被杀,凡25年(而《春申君列传》则说考烈王十五年春申君才求移封于江东,《越绝书》则谓幽王立,封春申君于吴,治吴三年后以子为假君,父子治吴凡14年),这段时间内据《越绝书·吴地传》说春申君泊无锡湖、祀历山,造龙尾陵道,作吴两仓、吴市、诸里大闬、狱廷、楚门等,还有好几处客冢,说明当时楚国积极加强对吴的统治,官吏、兵将、食客众多,春申君被杀后又十六年才被秦灭亡(楚灭后楚人在吴仍有很大势力,从项梁叔侄在吴的号召力及后来项羽率江东子弟八千人过江反秦可知)。楚人几十年的统治形成当地发展汉语的条件,今日老湘语与吴语有许多共同处,似非偶然。

也藏着一个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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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看《新闻联播》片尾

图片来自网络

主持人卸下耳麦交头接耳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分全国为三十六郡,于吴越地东置会稽郡、西置鄣郡。汉初曾一度合并,后又改会稽为吴郡,汉武则改鄣郡为丹阳郡;至东汉又分置会稽、吴郡。秦汉置郡设官驻兵,中原移民主要聚居点应在郡治的吴(今苏州)、会稽(今绍兴)、宛陵(今宣城)及一些重镇如秣陵(金陵,今南京)等处,吴语方言应是以此等地方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故后来吴语还是分别以苏州为苏南吴语中心,绍兴为浙江吴语中心,宣城为皖南吴语中心。但当时越族力量还很强,部分越人往往进入山区成为所谓“山越”,而浙南、福建一直还是越人天下。虽然汉武帝诏命徙瓯越、东越、闽越于江淮,不过迁走了三越的王族、军队主力与豪强而已(注:此说不确,《史记·东越列传》和《汉书·闽粤传》都明确记载“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东越(粤)地遂虚”),广大散居越人退入山区,后来又出就故地,如史载“(东瓯)后遗人往往渐出”(《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吴地记》),“(闽越)遁逃山谷者颇出”(《宋书·州郡志》),而形成了回浦(温州)、冶(建安)、东冶(福州)三县。东汉时还曾派高级将领骠骑将军张意以水军讨伐东瓯(见《太平御览》引《东观汉纪》佚文)。直至三国时许靖致曹操书还叙说自己从会稽“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三国志·蜀书·许靖传》),说明那时浙南、福建还没有被真正完全控制。乃至南朝宋谢灵运“尝自始宁(上虞南乡)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当由山间还有山越遗民而致误会。因此无怪乎西汉末扬雄所记“吴越”方言词主要还是侗台语词汇了,这说明后来吴语方言的形成是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的。

我总以为,他们在用四川话交流

  但扬雄《方言》中除“吴越”并称者为古越语外,常见的便是“吴扬”、“吴楚、荆吴”、及“楚扬、荆扬”等合称。“扬”既然可与“吴”、“江淮”等并举,应不是指包含吴(会稽)、庐江、九江、豫章、丹扬等五郡的大扬州,而应指吴楚之间的丹扬郡地而言,丹扬地区为今西部宣州吴语区及徽语区。分析这类“荆吴”、“荆扬”语词,则较多属汉语词。这正表明了楚语由西而东,扩及吴、会二郡的路线。从很少见到“吴”与北方方言并称,也反证了吴楚方言间关系不比寻常(《汉书·地理志》:“本吴粤[越]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由于南吴语比北吴语保持更多的古吴语特点,作者曾将温州方言与扬雄《方言》所说各地方言进行对比,结果是北邻吴扬、江淮各2条相合,中原关东5条、关西达17条而多数属通语,值得注意的楚、南楚沅湘间竟有十八九条相合。如:“晓、惮、慧、篷、嬉、杜狗、篓”等,其中如“惮(怒)、慧(病愈)、拌(挥弃)”等最具温州方言特色的词都见于楚语,可见楚语在吴语尤其南吴语的形成中应起过重要作用。吴语的形成除结合古越语底层外,汉语方面可能由楚与中原话两源融合而成(中原话主要来自晋室南迁),怪不得中原人说吴人“音楚”。唐《慧琳音义》合称吴楚之音。

后来发现我错得离谱

  即使据最晚的说法,楚治吴始于前249年,至西晋永嘉之乱洛阳陷落的310年,也已有560年的发展,东楚方言与古吴越语相融合当已形成一种有地方特色的汉语江东方言。王充《论衡·自纪》篇记建武十年他八岁就学时“书馆小幢百人以上”,说明东汉初会稽教育已很发达,居民相当稠集,也自会向外发展。尤其东吴西晋期间,郡县屡屡分置增多,说明人口在不断增加,方言区域在不断扩展。它与中原汉语的巨大差别,则在晋室南渡时才在文献记载中明显表现出来。

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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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题太大了

吴语分布图

今天我们只想说说这三个方言的前世今生

  (二)江东方言生出吴语

它藏着一段中国移民史

  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巨异。”陆氏(约550-630年)是身为吴人的语言大家,历经陈隋而故于唐初,亲记其所见闻,自然贴切。从郭璞注《方言》大量以当时“江东”方言进行对比,可见江东方言晋代即已形成,这又出现几种情况:

  1.从南北、东西的语音歧视说明江东方言自为一系

  因南北方言巨异,晋南渡时南人北人互相轻视,南人称北人为“伧”,北人称南人为“楚”。

方言,记录了我们从哪里来,在哪里生活过,可能会有怎样的喜好。

  (1)顾亭林《日知录·方音》引《宋书》“高祖虽累叶江南,楚音未变”。又“长沙王道怜素无材能,言音甚楚”。《世说新语·豪爽》“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又引《文心雕龙》云“张华论韵,士衡多楚”。刘宋皇族及王敦皆南徙北人,已习南音,陆机更是吴人,因都住于东楚之地话带楚音,故也称之为“楚”。北朝《魏书·岛夷刘裕传》:“岛夷刘裕,晋陵丹徒人也。”《岛夷萧道成传》:“岛夷萧道成,晋陵武进楚也。”这些出生在常州地区的南朝皇帝,都被加以“楚”名。

它不是一直都是那样的调调,也不会永远保持那个调调。在中国的历史上,因为战争、灾荒等天灾人祸,人们一直在不断的迁徙,跟着这些人远离故土的,还有乡音,它塑造了新的方言。

  (2)《世说新语·轻说》:“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这是说支公到会稽(在建业东,故称“东”)见王氏兄弟不说官话雅音,就讥之为鸟语。又同篇:“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原注:“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故云老婢声。”)顾为晋陵无锡人,不愿依当时风习学洛下语,乃讥北音为婢语(按“伧”义鄙贱之人,与“臧(~获)”同源)。

走到今天,时间已经把我们所使用的汉语筛选出了七类:官话、吴语、粤语、赣语、客家话、湘语、闽语

  以上为南北之别,而江南之东西亦已有较大差别。

▲ 中国汉语方言地图,官话,图中占比最大的那片绿色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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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语主要在江苏南部、上海全市、浙江绝大部分、安徽南部部分地区使用。

图片来自网络

赣语主要用于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等地区。

  当时吴人又鄙称赣人湘人为“溪”(也作“傒”),因古代荆山以南、洞庭湖至鄱阳湖之间,是“五溪蛮”的原居地,方言含有苗瑶语底层(自明代至今仍有呼江西人为“鸡”的,是“溪”音变)。

湘语主要在湖南省内大部分地区使用,广西和贵州境内也有少量分布。

  (3)《世说新语·容止》:“温(峤)劝庾(亮)见陶(侃),庾犹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按陶为豫章都阳人,家于寻阳,故云)。

闽语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东部及西南部、台湾、海南、浙江东南部等地。

  (4)《南史·胡谐之传》:“谐之,豫章南昌人也……,上(齐武帝)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家教子女语。二年后帝问曰:‘卿家人语音正未?’谐之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宫人顿成傒语。’帝大笑。”(又范伯年云:“胡谐是何傒狗!”)

客家语主要分布于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及西北部、广西东南部、湖南东南部、四川及香港、台湾等地。

  (5)《梁书·杨公则传》:“所领是湘溪人,性怯懦。”(《南史》作:“公则所领,多是湘人,溪性懦怯。”)

粤语主要分布广东省中西部、广西南部、海南儋州、香港、澳门等地。

  可见当时江东方言与北、与西皆已不同。

图/《中国语言地图集》

  2.南北互学方言及双重语言制

  《晋书·王导传》:“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金陵成为六朝政治文化中心。这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汉人人口大量增加,他们努力学习土话,增强了当地汉语方言对非汉语的同化力量,二是中原南迁人士大量聚集于新都城,又使都城形成双方言制,即士族阶层与庶民的双重语言制。这有南北朝人士的当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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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校,请说普通话!」

  (1)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徘调》:“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注:吴人以冷为渹。《御览》卷二一引此条注“音楚敬反”)刘既出,人间见王公云何,刘曰:末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语林》曰:“真长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吴语及细唾也。”’)

今天我们说着的「普通话」

  (2)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阎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

方言来的

旧约圣经里就有这么一个故事,诺亚通过方舟逃过上帝毁天灭地的灾难,人类重新繁荣。当时的人们只说一种语言,相互之间互通有无,还建造了一座能通天的巴别塔。见此情形的上帝于是扰乱了人类的口音,让其语言不通,并将其分散到了世界各地。

语言通,则人心齐。偌大的中国,如果没有能互通有无的通行语,也不会有那么广袤的疆域。

▲ 还记得小时候做过的《请说普通话》黑板报么? 图/来自网络

今天全国通行的普通话来自北方官话。它的来历一直流传着一个关于「差一票,粤语就当选了普通话」的民国传说。

但事实上,今天我们说的普通话并不是通过一次投票就决定的,从民国到新中国,有三次会议最终确定了今天普通话的样子。

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是在 1913 年国民政府开会确立的。因为当时从地理上来看,使用汉语的地区四分之三以上的人讲的都说北方方言,北至黑龙江、新疆南至四川、武汉各省市之间靠着历史演变而来的官话也能互通有无。而从人数上看,北方方言的使用人口达

8 亿多,占汉语人口的七成以上。

▲ 北方方言覆盖了全国一大半的领土,各个官话之间的除了音调及个别用词的差异外,基本可以无障碍交流。图/维基百科

  (3)《宋书·顾琛传》:“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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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那哈格浪漂酿」

  (4)《南齐书·王敬则传》:“敬则名位虽达,不以富贵自遇,危拱彷遑,略不衿据,接士庶皆吴语,而殷勤周悉”(敬则原籍临淮射阳,南徙侨居晋陵南沙县,初为南沙县吏,母为女巫)。

南北相爱相杀下的吴语版图

在中国,只要你会官话中的任意一种,在汉语地区向北、向西都不会有太大的交流障碍,唯独向南例外。

跨过长江,每往南一点,你就会觉得那儿的人说话真难懂啊。但透过吴语的演变,你能窥见中国北人南迁的足迹。

▲ 苏州轻轨上,用方言报站名的视频片段

三千多年前的中国还在中原的一小片区域萌芽。这里的第一批移民来自西北周部落的贵族,吴太伯。他带去了中原的科技,还有中原的口音。当时的江南地区尚未开发,那里的土著大多是百越人,所用之语为侗台系统的语言。

到了春秋时期,吴国和越国在吴地兴起,为了融入中原文化,当地人开始积极学习中原雅言(放到今天就类似于普通话),来自北方口音也影响了后来的吴语。随着楚国往长江下游扩张,楚语也参与了吴语的塑造。

再往后到了秦汉时期,中央政权在这里置郡设官驻兵,从北方中原来的移民开始在苏州、绍兴、宣城等地驻扎。于是,吴语也以这几个城市为中心发展了起来。古代吴语区比今天的范围要大得多,它把苏北、安徽和江西的部分地区都纳入了自己的方言版图之中。

▲ 中国汉语方言地图 图/《中国语言地图集》

吴语区版图的此消彼长伴随着政权中心的更迭和中原文化向南的扩张。今天的吴语区领土只剩下了江苏南部、上海市和浙江省。

这样的变化源于战乱期间北人南迁,他们造成了吴语的分化。

南京、苏州、杭州虽都处在长江以南的苏南地区,它们同样经历了北方官话和吴语的博弈,但是结局终究不同。

虽然地理上南京地处苏南,但口音却与苏南吴音相差很大。这样的分化要追溯到 1700 多年前的「永嘉之乱」了。 311 年,匈奴攻陷洛阳,引发第一次难民潮,北人相继南渡淮河。西晋灭亡后,东晋在今天的南京建都。

这对于北方的士人来说吸引力巨大。于是知识分子、名门望族纷纷南迁,也带来了北方官话。他们同化了南京的口音,吴语退到了更南的地方。

南京再往南就是苏州、杭州两大吴语重镇,但如今这里的人们仍保留了吴侬软语的风貌。

▲ 「那少女嫣然一笑,道:‘啊唷,我是服侍公子抚琴吹笛的小丫头,叫做阿碧。你勿要大娘子、小娘子的介客气,叫我阿碧好哉!’」金庸在《天龙八部》写阿朱阿碧对话时,用了些苏州话的对白。

唐代的安史之乱(755年-763年),这是历史上第二次北人南迁的高潮。除了南京,苏州也是北人偏好的地方。天宝时期(742-756年)苏州有 7.6 万户左右,其中北方移民占到了原来的百分之二三十。由于说吴语的原住民人占多数,所以苏州保住了吴语。

300 多年后的靖康之乱,宋室将都城再一次南迁到杭州。跟南京命运不一样的是,杭州守住了自己的吴语的领土。

它保留了吴语的核心,七个声调,且其中两个是入声。只是今天在杭州人说话的口音里,你能找到北人的影子。比如,杭州话里有北方系统里的人称代词「你我他」,而在上海则是「侬我伊」;儿化音是留在杭州话里最有北方特色的口音了,碗叫「碗儿」,碟叫「碟儿」,找碴叫「寻事儿」……

  由(1)可见北来人士连丞相也努力学吴语,由(2)可见南朝士族能说官话,庶民操吴语,极易分辨,是为双重语言制。但由(3)(4)还可见当地有的人即使贵达了也不放弃自己的方言,这就加强了土语的力量。但北来雅音官话的力量还是很强的,唐张籍《永嘉行》:“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可能这对以后的北吴语的官话化打下了底子,以后我们看到不但南京、扬州等处宁镇地区沿江吴语官话化了,还影响其周围吴语发展为带有一定官话味的吴语,即以太湖为中心的北吴语,以青戈江为中心的西吴语(宣州吴语),而离南京远因而发展较慢的南吴语则能保持较多的古老特征。但我们不能肯定,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东晋,还是主要由晚唐、南宋的移民造成的,也许是几次移民积累而成的。因为当时的江东方言还不就是后来的吴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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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啊系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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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语歌让这个方言全国闻名

江浙再往南是闽语、客家话、赣语和粤语的天下。

伴随着上世纪末,香港文化在大陆的风靡,粤语也成了全国认知度最高的方言之一。如今去KTV 点香港歌手的歌曲,屏幕里滚动出现的汉字歌词上方还会出现奇奇怪怪的小字,这些字音译着粤语发音。

▲《大话西游》里的经典粤语片段

「粤」也通「越」。百越人也是两广地区最早的「原住民」。今天的粤语虽仍保存着某些古代岭南“百越”语言的因素,但跟吴语一样,今天的粤语离不开楚语和古代中原雅言的塑造。

西晋「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等事件之后,中原汉人有不少拖家带口由北南迁,到相对安定的广东定居。到了唐宋时期,住在广州及附近区地区的已多为汉人。

▲ 橙色区域为广东省地区粤语的使用区域 图/《中国语言地图集》

不像吴语与官话那样相爱相杀,到了唐代,粤语已经逐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语音、词汇体系和语法结构,同时,它又与当时中原汉语共同语的语音有较为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

现代粤语还保留了大量古代汉语的特色,这也藏着古汉人生活的影子。

比如过年都要炸「煎堆」,寓意「煎堆碌碌,金银满屋」,「堆」其实是「䭔」,在古代它指一种饼食。此外,粤语的一些词仍保留了它的古义。「走」在古代汉语里指「跑」,而不是当代汉语里的「步行」,但粤语保留了其古义。比如,「走佬」指「逃跑」,「走鬼」指流动小贩……

最为人说道的粤语「古风」应该算它的音调了。现代广州人讲粤语,仍保留了古音中的 9 调。相较于普通话里的4 调,它更丰富。不看文字,光听发音,广州人也能分辨出「诗」「时」「史」「市」「试」「是」六字的区别。

▲ 实际上,吴、粤双语的使用人数并不大,据统计,吴语的使用人口约 6975 万人,粤语的使用人口实际约 4021 万人,而整个中国说官话的人站到了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

吴语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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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吹斯听……」

  3.江东方言是吴闽等方言的祖语

哦,别忘了,今天的汉语里

  江东方言在六朝时称为“吴语”,但性质跟今吴语不同,它应是吴语、闽语、徽语的共同祖语。闽语则保留更多的六朝“吴语”的特色。这里存在吴、闽语与江东方言都有关系的情况:

还夹杂着不少外来词

方言里除了藏着南北交流的痕迹,还夹杂有大西洋刮来的海风。这一点在吴语、粤语里多多少少都能感受到。

明清时期,广州成为了我国重要的对外港口,当时的部分广州人也与洋人接触,粤语里也不乏英文的身影,比如直接音译过来的「蛋挞」(tart),或借用英语语法结构的句子「我得空联络你」,有学者就认为,这很有可能是受英文“contact”做及物动词的影响,因为在普通话里,「联络」是不及物动词。

而这在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口岸,上海,情况也一样。一些英文词汇被直接音译成了上海话,沿用至今,有的音普通话发音跟英文差别很大,但上海话却跟它十分接近。比如水门汀(cement)、沙发(sofa)…

▲ 上海话厉害的意思

此外,上海还是近代新词的「生产基地」。因为 20 世纪 30 年代,仅四马路(今福州路)就聚集了 20 万文人,中华书局、商务印书据等数十家报馆集中在这里。文人们利用报刊书籍、电影给当时的中国人输送这西方的新事物,同时伴生的还有一系列新词。仅茅盾先生2000

余字的散文《上海大年夜》就用到了水门汀、剃头店、鸭舌头帽子、自来水龙头等新的上海方言词,而这也早已超越了方言的范围。

方言不是万年不变的,它随着时代而改变,而中国的形成就藏在这个多样性背后。

文丨逸骁

参考资料:

《中华遗产》2017.7

《中国语言地图集》

  江东话具有今吴方言特征。我们由以下材料可以看到这些特征。

  (1)东晋语言学家郭璞(276—324年),字景纯,为《尔雅》、《方言》、《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作注,不时征引当时江东方言,从而为当时的早期吴语留下了一份可贵的记录。他的江东、江南方言词与今温州话相合的也有十余条(如“隑、瓯、炀、浦”等)。

  (2)颜之推在上引《音辞》篇还指出“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甜’”。是声纽上不分“从”母与“邪”母、“禅”母与“船”母,即浊的塞擦音与擦音不分,这即在今天还是吴语的一个特点,而在南北朝时已经如此了。

  (3)颜氏又云:“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这说的是鱼虞二韵之别,表明北人鱼虞相混而南人不混。南宋山阴人陆游《老学淹笔记》卷六:“吴人讹鱼字,则一韵皆开口。”今温州话鱼韵见系文读合口呼同虞[y],白读开口呼读[ei←i],齿音则只读开口呼如:“许(那)hei3、去khei5、渠ɡei2、猪tsei1、苎dzei4、箸dzei6、蛆tshei1(~虫)、徐zei2(姓)、絮sei5(天罗瓜~)、鼠tshei3”。

  而另一方面又有江东话与闽语有关的反映:

  (4)日本从南朝学去的汉字音称“吴音”。但除全浊声母为浊音外,跟今吴语差别很大,却有八个特点与今闽语相同,如:麻韵见系字读e,齐韵读ai,梗摄读yau、yaku,元韵合口读wan(同厦门),开口读on(似福州),文韵见系读un如“云”,尤韵读u如“有”,匣母合口部分白读字不随其他匣母字读k—而读w—,如“会画禾/获(同潮州)皇(同建瓯)”(这也似今吴语,但今吴语匣母读 ɦ/w,不像闽语分h、ø/w两类。客家话齐韵、梗摄读法相似,则暗示客赣方言与江东这种“吴音”也有关系)。

  六朝时日本与刘宋通使十次,而东晋宋、齐梁各只一次,据《日本书纪·雄略纪》记当时遣使于“吴国”,接待“吴国”使及缝织工都承前称刘宋为“吴”。故“吴音”之“吴”应以来自吴都建康为可靠,不可能远到闽地,因为直至唐宋,日本舟船也大多还是南至明州(今宁波),未能远至泉州。则当时“吴音”只能取自苏南,这说明那时江东“吴音”很近今闽音,而不像今吴音(注意就吴方言保留浊音一点说,闽语方言就也有四处古全浊声母今尚读浊音)。

  (5)作为南朝“吴语”见于记载的几个特征词如:人称“侬”(《子夜歌》)、冷称“渹”(《世说新语》),今都既见于浙南,又常用于闽语。黄典诚《闽语的特征》一文引闽语常用口语词单字35个,而其中“妳(母)、箬(竹叶)、伏(孵)、卵(蛋)、哺、雾”等18字也用于浙南,如温州边即叫“边舷[  i](“舷”本胡千切,闽语声母塞化,温州则清化),相同的超过一半。从而表明闽吴二语关系很深。

  (6)黄典诚《闽语的特征》举语法特征说:数量结构“几百几十、几丈几尺”等可以省去第二个量词及位在前面的“一”,如一百几十说“百几”,一万七干说“万七”,一丈六尺说“丈六”。浙南也加此,一百二十还可说“百念”。

  (7)尤其浙西南处衢片吴语跟闽语更像,有许多介于闽语吴语之间的形式,表明吴闽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一个方言连续体。

  那么当时江东方言至少与今吴闽二语都有关系,未能分清(徽语亦然)。今吴闽二语分化成这样巨大差异,可能与两种情况有关:(1)当时在双重语制下有两种“吴语”,一种官话性,一种土著南方语。那么或者太湖周围的“吴”语受官话同化而成今吴语,再向南扩展,而古“吴”语则保留在浙南山区,更远的进一步分化为闽语、徽语。⑵若是日本吴音代表原南方官话,则今闽语可能是受到带有古南方官话性质的客赣语从西而来的影响,才进一步转化、向客赣靠近(晋代闽地与赣地同属江州)。从而可能引起了吴闽方言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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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语区经济文化共同体

  (三)吴语形成独立方言

  当闽语与吴语分别独立时,吴语才算真正形成独立方言。很多证据表明唐时宋时闽语已形成与今一样的闽语和吴语:

  1.材料表明,我国各个大方言在唐代确都已形成。这有几个理由:(1)闽方言唐代已形成,唐顾况《囝》诗中“囝”“郎罢(父)”等闽语词与今合(宋《集韵》弥韵九件切也说:“囝,闽人呼儿曰囝”),说明闽语已成独立方言。(2)唐末五代间闽人避王曦之乱大量迁入温州地区(今温州很多大姓族谱及宋人墓志都表明这一点),但却没有影响温州方言成为闽语,说明当时吴语已很巩固。(3)唐代对汀州、潮州的开拓则使那里成为客话及闽语区域,而从此离开潮汀而北迁的畲族都已放弃近似苗瑶语的固有畲语,而带走学来的客话,表明客话闽语当时都已形成,只是进入非汉语区才发挥其强大影响作用。比较杭州话可知客话唐代早已形成,杭州话是宋代由汴京话渗入吴语而形成的,从它可见到宋时官话与吴语的具体差别,杭州话既无-p、-t、-m尾而“儿”读[l/r],这表明具有-t、-p与-m尾、“儿”读[ngi/ni/i]的客话不可能是宋代才从北方南迁的。而且客话放弃北方否定词“不”而采用粤语“呒係”,说明粤语在当地力量己很强大了(赣语一直用“不”而没有采用“呒”则是它跟客话的重大区别)。

  2.宋室南迁使首都临安的吴语带上官话色彩,形成独特的杭州吴语。比较杭州市区话及郊县余杭话就可明显看到,杭州话只不过代词、结构助词都官话化了,又有见系声母二等由k变tɕ,儿尾由—n尾变成了—l尾等官话影响。这表明吴语已经很巩固,不但郊县仍然保持小称-n尾等,市内官话特色也不过有限的那几项,都是大家熟知的官话特点。

  依照杭州话的活标本,可以窥知官话影响吴语的情况。那么将苏沪吴语与南京扬州官话比,则除掉相类的官话成分,留下吴语本色,再以此与浙南吴语相比较,可能更能认识其共同的成分。这共同成分及本色特点或能表露由汉至东晋的原始江东“吴”语的一些旧貌。

  3.宋末永嘉戴侗《六书故》大量采录自己的温州方言俗语俗字俗音,充分表明当时温州话已很近今语。他还指出南部吴语台、温、括(处州)三片方言的差别,如“人”字瓯人“奴登切,呼若能”,台人“鱼邻切”,都已同如今三片方言区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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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语特征字

  (四)综述吴语源流

  1.上古南方汉语只有楚语,原说非汉语的吴越江南各地最初也是被楚国收服的,原始吴语也应由楚语分化。至今吴语与老湘语还有许多语音演变共同点如:全浊声母都读浊音;见系二等无i介音;“咸山”二摄鼻尾脱落、元音鼻化;“蟹、效”二摄—i、—u尾脱落,变单元音;入声古塞尾脱落变开或紧喉等。后来吴语湘语两区虽由客赣语从中插开,自江南近江至今还留有一条浊音走廊,从湖口、星子、都昌、永修,德安、武宁、修水到湖北通城、祟阳、蒲所,到湖南临湘、岳阳、平江(南江)这十三点,全浊声母都还读浊音(湖口老派、武宁与吴语、湘语一样与次清不混,其他点与次清混),还有很多词汇相同。

  2.吴湘联系被插开是客赣语发展后的事。这种方言除全浊、次清声母混一外,韵尾保持比较完整,二等有些点(如梅县)有i介音,三等i介音也比别的南方方言多,表现出好些比其所处地域位置更为靠北的一些语言特点,可能是北语结合南方土语的产物。早期南迁活动可以溯至汉末动乱。如《三国志·蒋济传》:“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自庐江、九江、新春、广陵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皖城即今安徽潜山,是今赣语楔入江淮区的最北点之一,在周围强大江淮话包围圈中至今还能保持赣语一些基本特色。孤悬于江北赣语尖角之尖的潜山话,想来不会是受隔江赣语的感染,而可能是旧语的余存。则赣客语可能来自这些东渡江入吴的古江淮移民,因从庐江、九江南移的话,过江即今赣语区(贵池石台二县西部、东至、彭泽、瑞昌等处,这里有湖泊、长江及众多支汊,古代可能因到处沼泽,不便居住,因而人少荒废地多。而战乱时就成为很好的避难可垦辟之处了。这股江淮移民与豫章的古楚语结合后形成客赣语的雏形,以后又因东晋南下移民而加强为客赣语,从而向东发展影响东邻的古吴语,对分化出徽语、闽语曾起过重大作用(今闽语徽语中有的层次接近客赣)。

  3.六朝晋宋之“江东”方言包括后世吴闽方言在内,至今吴语东瓯片南部有苍南“蛮话”,是一种有全浊声母的介于吴闽之间的闽东话,在处衡片浦城南部有一种石陂话是有全浊声母的介于吴闽之间的闽北话,它们都是含有对方层次的中介方言,表示了一种处于二者之间的中间状态。就像浙江建德话是吴徽二语之间中间状态话那样。

  4.至唐时国家安定兴盛。战乱可造成方言迁徙,安定则可使方言巩固,分化。到开汀、开漳之时闽客两语即界线划然分明,说明闽语已经形成并巩固,北宋编的韵书《集韵》中已经编入闽方言专用方言字“囝”,皆与今闽语正同。同时也收入不少吴语方言字。则吴语自然也已形成而巩固了。

  5.宋代吴语不但已巩固并已形成今天南北各片的基本状况。东瓯片永嘉方言作者并已据自己方言写入字书(如戴侗:《六书故》),并由专业书会写出影响全国的文学作品——各种永嘉戏文脚本,其中丰富地表现了本片方言特色(如《张协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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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吴语从江东方言分别独立发展则应在南朝以降。吴语形成的下限应该至少不晚于唐,而其祖语上限可以追溯到汉以至东楚时代。

      千古江南,吴越为家;母语乡音,活色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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