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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洲彩票平台第09章 人寰 严歌苓

我关了电视,给舒茨打了个电话。这个时段他一般守在电话机附近,怕电话给他妻子接去。他说他一会给我打回来,因为他在听警方发言人对波莉绑架案的分析;他是想到他自己书房去跟我通话。我问他:你知道我在十一岁时发生了什么?他没有兴趣,草草挂了电话。 马上、教授打电话回来,问我是不是独自。我笑了,问他:你要怎样?他说:我可以现在开车过来看你吗? 我不知道我要不要他来看我,没什么不同。 我不知道。 不的,我一般只往他办公室打电话。 他说:我要过来看你,决定了。我说:我知道你决定了。 可能我什么也不想要。我说了晚安;他马上说,别把我挂断!我说,那行,早上好,可以了吧?他听出我困倦得与世无争了,也听出我笑眯眯的。可能他还听出我可以在不爱中爱他。 你说的很逗。细想是很有趣的,你看,我可以很不爱地爱这老人。我可以很爱地不爱年轻男性。在年轻男人那儿的失望让我感到老人的温暖。跟一个老年男性,你不会失望,因为你是以失望开始接近他的。 谁也没告诉,每天从公寓邮箱里拿出一沓回绝信,偶尔有一两封说:可能。我在加紧行动。 不知道。不过他最终会知道。早早发警报会怎样?可能会激化我们关系的进展,若被彻底回绝,我还得与他共饮一江水:那时拿激进后的关系怎么办?也许我最终不想走,不想要那份永诀后的一股股油然想念?我怎么可能知道自己? 好的,我们在游湖,和几个博士生谈天的时候,我注意到舒茨夫人来了。在这之前我竟没有意识到他们一块来的。教授刚才还和我们一起胡扯,这时回到夫人身旁,成了一形一影。素来要好的夫妇显出了那种对称。他们俩的衣服色彩和式样上都有一番商讨协议。干脆是同一个牌子,运动绒衣胸前都有细小的“考文·克兰,背后是大的“CK”。 教授夫人跟准都慢条斯理地谈卡尔怎样,琳达怎样,凯瑟琳怎样。凯瑟琳今天要和爷爷换帽子。卡尔是个没话的父亲。从来没见过像琳达这祥易相处的儿媳。她随随便便就把这样一次社交活动变得极其非社交。甜蜜而琐碎。 可以活在丈夫的和孩子的生活里,可以把公众生活变成她自己的生活,也可以让公众去过她的日子。半个小时我们吃她自制的螃蟹沙拉,都活在她的生活里。她对我格外照料,常说着说着,转向我:你知道的啊。风在湖心加强了,船颠起来。有几个人开始晕船,我是头一个开始吐的。开始我背着人吐,把自已关在厕所里。谁发现了,把门弄开,我的一部分知觉已飘走。只记得给人搬到甲板上,躺平。舒茨不知从哪里冲到我身边,我睁开眼,看见他平常所有对我的思虑和疼爱此刻都集中在脸上,仿佛只有他和我,其他三十来个人不存在了。他跪在那儿,把我上半身抱起。他夫人和同事、下属全失了语地看着他。这个一向正确,把人的敬意看得比爱戴重要的老人,什么也不要了。惊讶也好,鄙薄也好。他没有感觉了:随三十几个人纷纷对我和他关系急速分析,纷纷想拿分析结果去做各种用途。他夫人在事发的头一秒就找到了她与他长久为之咨询的解释。她却居个善良的女人,先吞咽下去。我想她一定含着泪。我看见教授白色的头发被风吹乱,显得那样稀薄。他的灰眼睛离我很近。他窃窃私语地说:多少次我叫你别乱吃安眠药。 把我俩间的一个秘密招认了。所有人,他的妻子顿时明白他与我有过如此的气氛去讲如此的窃窃私语。一点隐瞒也没有了。明天就会有人去他办公室讨价还价,工资、教时或论文,以这一刻得到的供认。 我为他难过。他已把一切都搭上了。 他曾说老年在逼近,只有爱情能安慰。它远比权力和威信根本。 他说的是真话。我没有想到。 他这六十八岁的男人,在没有准备的情形下,公布了他的感情和肉体的秘密活动。 他的妻子越来越感到吞咽的艰难。她仍细声细语,说外面太冷,应该进去休息。 她的丈夫反驳:外面的冷风会让她好受。 他明显地让人们知道:他有权代我决定,并惯于把握我的感受。他了解他自己的孩子,这了解有他长期花费的心血。 其实只有十来分钟,对我像是许多年。被人这样盯着。 我爬起来,说已经没事了。想把舒茨推回原位,却知道他已不能真正回到原位了。我拉住一个年轻的女孩东拉西扯。她是一群人中惟一不管系主任舒茨是否给人落下把柄这样的事。她不介意我刚得到的新身份。 事后人们对我依旧,但对舒茨夫人,添了些安慰和赞赏。 我在那一刻爱上了教授,他一直离我不远,每次回头,他都在看我。他有种骄傲在脸上。什么都显得那么庄严。他当然知道他刚才的举动正在产生后果。那个礼拜六的下午一点四十,我爱上了这个男人。 你看,中文说,爱上了;英文说:堕入、沦入爱情。 一是上升,一是坠落。 每一个上升或坠落都要背叛那么多东西。那些人和事被留在原地,建立起一片生活,你和他们都怀着美好的情谊相望,却再不能走到一起,像阳界和阴界相互会心着对方的存在。 后来船靠岸了,舒茨走过来对我说:这个国家什么都可以学;健康也是要学的,你要学会它。 是,我从那一刻开始,爱上了他。 谢谢。 是,心情很好。也许我和他去做一次短暂旅行。下礼拜我或许会取消就诊。 三个星期了! 都好吗? 我想到要截止就诊。一阵子,我觉得还不行,什么还是耿耿于怀。 挺好,谢谢!加州很美!时间太短了,一直忙着问路。 中间有个间断。先不去理它——一九七四年。 我爸爸回到了城里。我讲过这段吗? 他回来了,黑瘦、更驼背了,奇怪的爽朗健谈。在旅馆的楼梯上就能听见他打电活的嗓音,在电话上哈哈大笑。很不是个将功赎罪的态度。可他这四年在“五七”干校怎么过的,他一脸的“想不起来”,然后他说,过得去! 这四年似乎在他生命中空掉一块似的,如同他替贺叔叔写书的四年,形成一个空白。 我们在旅馆住到第二个月,隔壁的套间搬来了另一家。一天我爸爸正在大声谈笑,邻居的门砰地打开了。我看见一个粗壮的女人站在我们的门口。她门也没敲,拧了门把就进来。我爸爸的笑马上被堵塞。我也顿住阅读,看着她。这女人的脸在我记忆中浮上水面。女人直直走向我爸爸。 我爸爸身体做了半个欢迎姿势。于是这做到一半的迎候便有点像躲揍。 女人在离我爸爸不足一米的方位站住,对他说:噢,是你啊!音调是冤家路窄的。 我看着女人的方脸宽额,牙齿给烟熏得微黄,眉毛细淡,褪色褪成灰黄两弯,在愤怒和冲动时洪成两条微红的肉棱。她穿一身铁灰,上衣口袋插一枝钢笔。 她一伸臂拿起桌上的半杯茶,利索地泼在我爸爸写到一半的稿纸上。我爸爸看着,什么抗议也没有。她边动作边说:老贺没听错!昨晚上楼他就听出你来了。还整不整他?还上台去划清界限,打个大耳光啊!他就在你隔壁! 我和我父亲彻底记起了这位女县长。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升任了地区副书记。是她上面下面的找人,把贺叔叔从瓜棚里弄回城里。说是要长期治病。省城到处有这类没名分的前首长,前作家,前著名演员。他们都暂栖某隅,递状子,申诉,等候“落实政策”。就是复职,恢复名誉。 我爸爸看着泡了一夜的茶成了乌红的汁在稿面上汪着,纵横流淌着,墨迹漂浮起来,字句融开了。他有一瞬间想把那成就一半的电影剧本捞出来,但他估计女书记看着这番决堤和毁坏会心里好过,手就那样猛一提,又空着放下。反正毁的都毁了。 我也没有劝阻的意。动也不想动。我爸爸需要这一下子,他从此真的就完成了负疚的苦旅。这一下子可以偿清他的债务了。 我不动,也因为她是贺叔叔的妻子。在此之前,我只见过她两三面,还是多年前。只记得她很严峻地同艺术家协会的人照面,点头。她的表情告诉你:所有叫做艺术家的都是供人民消遣的,都是闲情逸致甚至闲散无聊的。 她一只手架在腰上,两根眉毛还是两条红红的肉棱。 她说,你晓不晓得,没有贺一骑你早就是“敌我矛盾” 了!他多少次去找省委的人谈话,你知道吗?凭你这种家庭成分,本人表现,你反党言论够装三本长篇小说了!不是贺一骑救你,你八个右派帽子都戴上了!你有良心吗? 狗还有良心哩!女书记嘴里一个词哑在那儿,是集市上,或街巷里女人的词儿。她及时让它哑在舌尖上,牙齿和嘴唇已把它的形状轧压出来。 我爸爸说:老贺现在怎么样? 我看得出他问完就后悔了。他总是留心贺一骑的各种消息。贺一骑在流放时期的履历,我爸爸搜集的那份最详尽完整。这样一问,女书记主持公道的情绪全被刺激起来。 她说:他怎么样?!她被冷笑弄得寒噤连串,意思告诉我爸爸:你也配问?!她眉毛上的血气迅速顺鼻梁下移,鼻子全红起来。形状不错的大眼睛汪起泪,又说,他一身的病,又残废了——他怎么样?!十二岁参加革命,扔下讨饭棍就扛枪打日本!末了给你这种人整!你这种人跟他“反戈”“划清”!让大家看你跟他贺一骑没任何瓜葛了是吧?是嘛,人倒楣了嘛,谁敢和他瓜葛?有权有势,才有交情两个字!看他给人踩在脚底下,你赶紧也去踩,踩得比哪个都狠!你不踩,怕人家来踩你。末了怎么样,该怎么踩你还怎么踩你!就你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家庭的孙子,你代他写书也好,打他嘴巴子也好,贺一骑还是贺一骑! 她把自已说得越来越愤怒,也越来越精神。一边激昂陈词、她一边在十六平方米的客厅里走动。碰到墙,又走回来,眼睛只看着她自己手指狠狠点的那个方位:那个方位就在她脚步的斜前方。好像她在追骂她脚边的一条狗。 她就这样在区委副书记的办公室里布置政治学习,批评计划生育的不彻底。她也是这样同贺叔叔吵嘴。教育儿子。 她从这头到那头在我们父女眼前游行示威,我们俩紧抿嘴唇,歪着双脚站成个一模一样的受罪和无奈的姿势。 门口出现一个人。北方口音说:你在这干什么?! 是的。贺叔叔。 他一身毛料中山装,从来没见过他裤子上有那样的裤线,刀刃一样。他似乎偶然发现妻子身后的我爸爸。可以看出他心里瞬息的混乱。他脸上消失许久的酒窝出现了。 接着,开放出很大一个笑容。他一声不响地奔进房里,穿过他的女区委书记,到达我爸爸面前。笑容在到达时才最后完成。 贺叔叔一向有非常好的笑容,我却是第一次看到他如此完整的笑的过程。 “嗨,你这家伙也住这儿!” 贺叔叔就这么欢叫的。他没有把手伸给我爸爸去握,而是一把掐住我爸爸的肩头。那残缺的中指,就这样到了我爸爸的直接感知之外。 后来我问过贺叔叔,那前前后后是不是一场戏——他和他妻子。他否认。说他的确早就知道我爸爸已回省里,他也在头天住进旅馆时听见我爸爸的嗓门了,他却不愿缓和。缓和了也会是假的。他在隔壁一直听着妻子的演讲,本不愿干涉,听她太过界限,他才不得不出面。一眼看见我爸爸,突然什么都过去了。他看见我爸爸眼里的愧怍完全是孩子式的。他们被磨砺得粗黑的脸,竟像孩子一样红了。 我爸爸笑得有些傻,也有些惊惧,微微缩着脖子。 女书记停在半路,看这两个四十八九的汉子怎么可以如此稀里糊涂地言和。她看我一眼,看我对这局势的评价,她忽然发现她不熟识我。女书记窄起大眼睛来看这二十来岁的女子。那种对一切外表美好的东西的固有轻视。 她看这年轻女子的白衬衫束在墨绿底子带白雏菊的裙子。 裙子铺张的宽大下摆。她心里对我的公然打扮惊奇也鄙薄极了。她想知道如此胆敢的年轻女子是谁。居然不去看两个男人的好戏正演下去,她直冲我来了。 她问:你是谁啊? 她的逻辑重音放在“你”上:从下滑再上挑的第一声,鼻音为主。舌头紧挤上颚造成口腔狭窄,使鼻音形成了强烈张力。它本身就充满怀疑和排斤。 你试试,这个中国字:你——。 这套动作在鼻腔送出的气流和声音铸呀成这样一个形状:你——。 妙不妙?整个口腔器官的动作已具有大量潜语。 我怀疑“你”在我们的语言中,从最初最初,在先语言阶段,它就是用来指控的。它指出“你”是异类,是“我”的对立。“你”本身就含有相对“我”的敌意。“我” 在称呼“你”时,是在接受你的敌意;在我们中国的古老戏剧舞台上,常见一个角色伸出两根手指大幅度抖震,指着另一个角色说:“你,你,你你你……”下面的词没有了。因为不必要了。这个“你”所具的力度,所含的指控,谴责,排斥以及对于“你”所含的一切异己性的感叹,绝不是下面的词可以表达的。没有更准确更丰满的词填入那个省略。 因此,当贺叔叔的女书记说“你是淮呀?”的时候,她不是真想知道这个“谁”。她当然知道我是谁。不知道看一眼我和我父亲的脸容和神态,看一看我们时而出现的一模一样的痛苦站姿,就一目了然。她只想让我听见这个“你”,因此她把发音过程让我听见了。它很完满。它是发言,不是提问。它本身是个疑问到解答的起承转合。 我正从衣柜里取毛衣,胳膊下夹了两本书,准备出去,让两个中年男人少些顾虑地表现他们的悲喜交集,表现破裂后重逢所特有的夸张。让他们去谈他们曾经的下棋、打猎和酒肉,小心避开谁欠谁的追究。墨绿底色开满白雏菊的裙子在我急促撤离时十分地招展。女书记在此当口问我“你是谁呀?” 她手背在身后,榆树叶儿形状的眼睛微眯。 我接受了“你”之中的敌意,说:你不认识我啦? 然后我转向我爸爸和贺叔叔,告辞。两个男人为他们意外中失而复得的友情正动心扉,眼睛温存地看看我,请我自便。我装着对所有因果毫不感兴趣。贺叔叔和我的正式重逢还没开始。 他对妻子说:你不认识了吧?你第一次见她她才这么点儿。他叫我陪女书记出去逛逛,一些改卖大众食品的著名小吃店正在恢复。 女书记当然不会和我去逛逛。她尚未在新情势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态度。她必须主持每件事的是非,因此一件事突然没了是非令她非常失落。她倒是跟着我走到楼梯口,似乎刚刚醒悟,说,哦,是你呀! 貌似圆场,其实她早就确认了与我的对立。这对立可以把我爸爸排除在外,甚至怀疑她看出我与她最具体的对立点在哪里。一种气息,或说影响,是从她丈夫那儿来的,在我身上。不可能消散无痕。不可能否认:那个眼看我成长、参与了我的成长的男人。几乎每天在我头发上揉一揉,每天拍抚我脸颊,每天把目光投向我体内体外任何变化的那个男人,他的影响,他对我整一节子生命的参与不会不透露出来给他的妻子。她猜测,有份更内在的亲密在我和他之间。他对我的一回眸,一笑,一指点,就足够她去猜测。女人是很生物的,从本能上来说。那样不可言状的交流,她不可名状地意识到了。他与我的接近,他对我投来的每一束心爱和关切的目光都关系到我的成形。内心的和外形的我,是由于他给予的不寻常的欣赏而形成。 她意识到了,她却无法说。 我想我是被她的直觉识破了。 我们就那样站在楼梯口,交换最基本,最浅表的介绍语。我站在低两级的台阶上,让她保待领导势态。 你在上大学? 是,师大。 你插过队? 插过,在公社小学教过书。公社就推荐我上师大外文系了。 哦,那不错。 她打量我的装束。你这副德行他们也推荐你上大学? 不是只推荐优秀知识青年吗?他们可真瞎了眼。你还不知用了什么手段。 我微微含笑,猜想她心里大致说些什么。她教育我要对我爸爸的可耻行为有所认识,她一个手仍背在身后,另一个手一上一下狠点她脚边一个目标,说,这就是你父亲的根子,资产阶级的意志薄弱加上机会主义。见风使舵。 捞政治资本不惜出卖同志。 我想,她这些词汇可以对任何人而言,不是我爸爸。 因为它们的抽象性,那种陈词滥调的政治性,就弄得它们越来越不沾我爸爸的边。她的愤慨和批判充满集体感,因此她愤慨的对象也可以是非具体,非个性的。她惟一没说到的是我爸爸的人格。他上台表演那一记耳光,揭露的恰是他人格中薄弱处。 我听她讲下去,保持一个中立的微笑。我甚至觉得她有趣,不需要忍受她。她皮肤奇特的细腻,却无水分,嘴唇又红又润,它们本身的运动所致。她让我千万要抵制我父亲的影响。还年轻,还有希望。 我看着这具女体,心想它也曾有青春。青春是在它的哪里终结的?从那嘴唇上。甚至还没有终结,顽固和绝望形成它的色泽。也一定是打这里起头。贺叔叔的嘴唇知道它们早先多汁。还是不错的。这副嘴唇也曾启开,无词在它们中间。多可贵的无词的嘴唇!它们也会迎奉,也会是盈满汁水的熟果子,等得要破裂。也曾有一些时刻,它们仅是享受的感官。年轻的贺叔叔一定不知道,它们将会像此刻这样运动,从它们中间泌出如此成套的官样语言;它们会发行出如此的铅印字句。年轻的贺叔叔只顾把自己盲目的嘴唇摸索到这副嘴唇上,揉搓它们,品尝它们,几十年前,它们滋味不错。 我微笑着,看着贺叔叔许多年前吻过的嘴唇。为之头晕眼花过的。 我是说真正的吻。恨下能把一个人的肉体和心灵都一同吸入。我知道有这样一件事,叫吻。 对女书记我自然是要替我爸爸道歉,同时辩护几句,我说,他为这件事好痛苦。我又说,他并不是平白无故啊,他为别人奴役了四年,也是很委屈啊。 我说,她听。我的语气是冷静的,距离的。我正对着她的面孔说,四年呐——你想想——一个作家能有几个那样的四年?成熟和激情正好在那四年交汇,然后就错过去,各走各的。我叫她阿姨,说,那四年我爸爸等于不存在。 她不全懂我在说什么。她觉得我身上有一丝我爸爸的怪诞,她得谅解。 我语气的距离和轻淡使她接受了它,接受了我温和的敌意,尽管敌意却风度良好。她叫我说下去。 我说,我爸爸那样做是不对的。不过不是那种政治上的下作;仅仅为政治上避嫌,或政治上叛变。我爸爸那一下子,有他正直的道理。 她那应是两根眉毛的位置又拱动一下,红了,说:正直? 我忘了介绍,她脸的基本色调始终是红的。 我说我认为是正直。我爸爸那一记有正义的东西在里面。 她又说,正义?!她哼哼两声,大概是那种属于正面人物的冷笑。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你父亲可能会被看成一个正直的人。他可以隐藏他的卑鄙嘛。可惜文革给了所有人一个大舞台,谁都以为反正人人都在演,人人都在台上,台下没观众。结果这些人不知道,总有人在当观众。 演过头的人,像你父亲,就回不到原来的位置了。 我想,哦,原来你把它看成一个大舞台。你我现在的对台戏无疑是被容括在大舞台上了。这相当败兴。我一下子没了角色感。随她的便去说教,我跳到局外了,想她与贺叔叔的肌肤之亲,是许久前的事了。贺叔叔被送进监狱的时候,你不也送进去一份离婚报告迫他签字吗?仅仅因为当时没人做主,最后的批准才没有达成。贺叔叔在瓜棚的几年里,没有亲友去看过他,你也在那个不探望他的人群里啊。 我道声再见转身向楼下跑去。让女书记去独自做正派人物,矜持谢幕。 到了院子里。 进入了秋天。菊花装帧成的毛主席相框,平面与立体的两种空间感被放在了一起。很有趣。虚和实的质感。我们那时的生活里常有这样的拼合:一条大船是绘制的、平而的,而放在舵手位置的毛主席则是石膏像,立体的;或者,整个画面是黑白的,所有人脸是黑白的,只有毛主席军装上的领章和帽徽是鲜红的,丝绒或某种闪光质料。这样的拼合让我感到自己所在的这个时空也不可靠,可以任意拼接。我夹着书,却不想看。 这才有空来好好看一看阔别四年的贺叔叔。刚才进入我视觉的,我并没有来得及着见。去一个局部一个局部地看,一条皱纹一条皱纹地欣赏,一个神态一个神态地品味。现在,可以了,独自坐在木椅上。风把碎块的阳光吹到我满裙子的白雏菊上,我脸上和头发上。窗就在二楼那排窗子中间。我开始细看刚才那个印象。从贺叔叔突然出现在女书记身后开始。他带怒斥和嫌恶的语气,说女书记,吵吵什么?!让它再来一次,就从他一头白发开始;他削瘦的身板,肩还是宽的,胸膛还没薄去。四年的搬运西瓜,拉板车。之后我看见他的微小之极的一个动作,把那只没了中指的手掩饰起来。这掩藏是他自如地用那手、该怎样还怎样,以他自己对那残缺的否认和忽视来感染别人。把残缺从自己和别人的知觉中抹去。他不少什么,磨难没让他缺掉什么:磨难也可以被抹去——他那样真情地扑向我爸爸,拍肩打背,就是要抹去那磨难。抹云反目和背叛,让他俩分别的那些年也不算数、又一个勾销。贺叔叔那双离得过近的眉头,此刻打开了。 太盛大了,两个军团的会师。此之前他们在混战中误伤了对方,终于跨过硝烟沉寂的战地,遍体鳞伤地走到一起。 我坐在木椅上。木椅有点湿涩,清苦的菊花芳香如一味药。我膝上放着未触动的书。他们在二楼的窗口里。我眼神盯着一丛矢车菊。继续去看阔别后的贺叔叔。把他从上到下,再自下而上地看。那刚才一股脑儿进入我眼睛和最新鲜的记忆的他,我现在可以放大、重复。看他一条条蚀进皮肤的皱纹,银色的一层胡须茬子;中上装的领口稍紧,在他转颈子向他妻子介绍我时扯动了宽松的皮肤。他有副秋收后成熟的脸色。是在斥责了女书记之后他认定那就是我。但他什么也没泄露,只说:好多年没见这小伙子了!瓜棚的那次,就让他混过去了。重复地看,让我喜欢起他正往坏处走的形象来。 不是被迫性失忆。相反,木椅上越坐越冷的我,看见的是一个男人,他生怕给十八岁的女孩耍弄了。十八岁,她满心都是妄为,每个眼锋都发出奉献她自己的暗示。他知道她坐火车走了后就很少想什么,全没那回事。他在拍了我爸爸肩膀后看到我的装束。我同他打招呼,叫了声: 贺叔叔。这年轻女人那么成熟和久经沙场。他怕我已把瓜棚中的所有对答和交流统统变成了我的成本,投资于从此往后的真实情场。而那小女孩最初是从他那里开的窍。 我松懒地坐在那儿,眼睛半闭,有些菊花中的五彩小灯亮了。二楼的窗子内越来越黑,不知我爸爸是不是把烟缸抽成尖尖一个堆。俩人轻声谈到了何处。我妈妈已从文化馆下班回来了,背着装满业余文艺活动的老相机。她进了旅馆的院子就看见她女儿在那儿无边际地发呆。她清脆地叫着我,走近来。 我妈妈胖了不少。苦日子使一部分人很有效地发胖,是一种不同的胖法。手里那把自动阳伞也是祖母的遗物。 祖母的年代,用自动伞是个颇大的赚头。那真是一把细巧玩艺,深蓝羊皮的弯柄,细极了,明显是排除了那些不够细巧的手指头对它的把握。我妈妈曾经同它搭配得还算准确,现在就很勉强了。她变粗许多的手指捏在那柔媚病弱的弯曲上,捏得吃力也总不得要领似的。伞面也精细,宝石蓝上一根根桃红、鹅黄、银白的细线条,一环环推出某种频率。非常好看,这个城市大马路上却没一个人合适撑它。它会成任何人身上一个不搭调的细节。我们都习惯对美丽和细致去一眼带过了。那场消灭个性消灭细致的革命过后,让我在这个秋天的傍晚、看见了祖母多年前有过的那个美好晴天。 我轻淡地讲起贺叔叔和我爸爸怎样见了面。我妈妈面色马上变了,问道:贺一骑啊?! 我笑笑说:还有别的贺叔叔? 她担忧地看我一会,又去看一块地面。我告诉她:俩人很友善,完全像没有那回事一样。她点点头,被迫接受某种信仰似的。担忧却是重了。她问我贺叔叔的妻子是否也来了,我说是的。我说她是不作数的。 我妈妈陪我一块坐下来,交抱双臂抵抗秋凉。不知他们会谈多久。这对于他们,对于我们,太盛大了。 我可能没法子沿顺序来讲。一些事连出另一些事,一些人带出另一些人。 谢谢谅解。 有时我的障碍还在那儿,不绕过去,就继续不下去。 有时我会突然有种迫切,要把绕过去的地方仔细讲给你。 也有疏忽,也会有意外增补。 让我看看,瓜棚的时间,我们是怎样度的。 我们一起吃西瓜、聊天。但有股压力,什么那样迫切。我不断加快讲活的速度。谈话危险地连接下去,但说断就要断。空间在夜晚越缩越小。 他看出我是来为我爸爸讲和的。仿佛在等着千钧户发的那句话:贺叔叔你就把它忘掉吧。 我的确几次感到那句话就在我口边上打转。生怕被我讲出来就变成:我是来代我爸爸赔罪的。 或者:贺叔叔,你利用了我爸爸那颗天真和易感恩的心,把他四年的生命收买了。 他也看出,我讲得出那样的话。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发现我心里的一点儿野蛮。 我甚至在某一刹那几乎脱口讲出:你从来没把我爸爸看成朋友,你这政客。我为我爸爸揍你那一耳光赔罪,因为他根性上也有如此不高贵的东西——“墙倒众人推”。 我不知我还想说什么。话直打结。在今天的岁数我明白当时的我还想说:你多会掌握人呐,贺叔叔,你看出政治气候的莫测使我爸爸一向不知所措,使他不自觉地利用你的庇护。他不得不一边惹祸一边对你卖身投靠。你就一直在搔他的短处。你们成了不可分离的朋友,但都不明白那一点点不适是什么。 我们这些政治动物,我们中国人。政治直觉是第一生存直觉;而我爸爸,他的政治直觉却总偏差那一点。贺叔叔自然比他世故一百倍。 这也是我当时想说的。 我不是老远跑去吃西瓜,去专程表达我的爱慕的。 我请了两天假,瞒着刚刚相好的男友,乘火车寻到那里,专程去告诉贺叔叔我的这个发现“他和我爸爸的亲密中,向来就存在一点儿微的无耻。 但当时的我不可能有我现在同你讲话时的逻辑:那时我也不能依仗我非母语的缺乏含蓄,那份无邪和无辜。 我专程去那里,也仅仅因为我突然思念极了。对我爸爸的那个朋友,我的长大,成熟,萌发青春都有一部分为了他的缘故。因此我跳上火车,啃着一块鞋底似的干烙饼,是为了我根本不清楚的秘密目的。我激动和害怕,看着车窗外的眼睛花了一路。 那个秘密要我面对贺叔叔不停地东拉西扯,不停地在一块啃光的西瓜皮上下意识磕着牙齿,直到贺叔叔轻轻把它夺下。它让我把正经要讲的话忘了,或者不断盘回肚里去改样儿。他站起身,很想伸个懒腰,但这地方不容他。 他说:小伙子,你休息吧。 我说:你去哪? 他拿起一条线毯,打算拿它当铺盖,告诉我他随便哪里都能睡。谁家去借一宿也行。 我突然说:那我不睡了!咱们聊天吧! 他笑起来,说:休息吧,我得到处转转去。他过来拿两个手掌抹了抹床上的草席,把过冬的东西使劲往里推一推。 我还是不肯睡。真的没有睡意,要讲的一句没讲。他没法子了,让这十八岁的女孩撒赖一般跟着他。女孩说,怎么睡呀,门都拴不上!他笑她找尽理由。他说,不怕蚊子咬死你就跟着我吧。 我笑着说,在窝棚里我已经给蚊子咬死了。我拉一把裤腿,让小腿朝着月光给他看。他说,我有万金油。我看他从裤兜里摸索出一个小圆盒,却怎样也扣不开盖儿。缺一根中指,其他手指必须开始新的协调。这个协调尚未完成。一下感觉他还不止残缺那一点。他自语说这玩艺常常盖上就打不开了。我把它拿过来,打开。他笑笑,已是那种老人承认自己没用的笑了。我猛来一股心疼。 他看着我把大半盒万金油抹在腿上,胳博上。他看着这些肢体从童年到少年,然后,完成了一个暗转,再出现时成了成年女性的。尽管还细弱,它们不能随便抓在手里,溺爱地拍打一番了。 他伸一个很大很大的懒腰。必须伸出这样的锻腰才算真正走出了窝棚的形状。他说,你怎么老跟六岁似的。 其实他恰恰不是这样想的。 我将万金油抹到肩膀上。把衬衫领口的钮扣解开。他不再看我,说:那边有个木粪桶,等会我找东西把它拦遮一下,不过晚上没事。这里没人来。 田园的寂寞开始感动我们。我听着自己的声音在退化成六岁,我说:老是六岁谁来做********接班人啊? 他凑趣地笑。

一个五月的晚上,我正忙着结婚和毕业,贺叔叔来了。我打开门,请他进来,他阴沉地笑一下。 他问我:你爸爸去哪里了? 我说他不会走远的,去散散步,要不就去路灯下观一局老头们的棋。他自己不太舍得花时间下棋了。我请他进来坐、请他进到我们刚刚分到的新居里来。文人们陆续迁出旅馆,搬进石膏和油漆味十分新鲜的六层楼。贺叔叔一个人还留在旅馆。说是他看下属们为房子争抢实在看不下去,他宁可等到最后。 我说贺叔叔你可越来越精神了。 他没有怎么听进去,微微笑一下。尖口黑布鞋的皮底踩在地面上吱吱地响、他答应坐下却仍咯吱咯吱地慢慢踱步。我剥开一支嫩黄色巨大的非洲香蕉,送到他面前,我完全不像瓜棚时那么认真地笑,说:省给你吃的!他又微微一笑,看我多么会在长辈晚辈之间,男人女人之问钻空子。 我妈妈从卧室出来,肩上搭着一条已织成的毛线裤腿,看看贺叔叔脸上的重重心事,说上礼拜六叫她爸爸去找你来吃晚饭,你也不在! 贺叔叔抢白,脸还是带笑的,谁说我不在?他根本没有来找我! 他转向我:小伙子,得好好看着你爸爸! 我妈妈脸一仰,笑着说:大不了就是两个女孩子缠上了。 我忽然听出一种较量。 我妈妈经历了文革变得泼辣强悍,典型的基层文艺干事作派,热情而咋呼。她对贺叔叔说,那茶叶筒里是好茶,昨天下面县文化馆来人带的,我说我给贺叔叔泡吧。 我妈妈说,老贺还是客人呐?他在我们家从来就不是客人! 贺叔叔看看手表。奇怪的是他那番放逐与劳苦后,是另一番变化。人人变粗,包括我那个曾经玲珑的母亲。贺叔叔,却变得一天比一天儒雅。农夫式的开放笑容,也成极清秀的一个笑了。右手的四个手指托着一个工艺上品的烟斗,是他一个远房表亲给他做的。表亲伙同一帮人打死过人,文革后给判了终身监禁。他花了两年作出这个烟斗,千曲百折送到贺叔叔手上,请他去说说情,把刑减一些。贺叔叔从来没为他说过情。烟斗他决定不原路退回去。 我爸爸照例没带钥匙,在楼梯上就大声喊我名字。无论我在不在家他部喊我名字。他越来越回避喊我妈妈了。 他进来看见贺叔叔特别开心,张口便哈哈地问:你这家伙,这些天影子都不见。 贺叔叔嘴唇呷烟斗呷得成了个固定形状。他就将就那形状笑了笑。他说:我影子都没了! 我爸爸说:咦,说好礼拜六讨论稿子嘛!打电话到你那里,打了有八十次。 我爸爸一直是理亏似地打哈哈,大嗓门。 贺叔叔忧郁地看着电视荧幕,大口地吸一下烟斗,却只吸出一丝儿烟来。他说:你还跟我讨论什么,不是早都商定到文学讲习班去讲了吗? 我爸爸还是哈哈的,问他:你什么意思,老兄? 我看贺叔叔一口烟也抽不出了,烟斗早窒息了。不必等他俩请我们出去。找对我妈妈说,来看看我同学亲手绣的一对枕套,还有宋峻妹妹从青岛买的贝雕。我想拿很丑很丑的这些结婚礼物使我妈妈分神。她早我一步看出贺叔叔这晚的不善。 我妈妈用手轰开我。她坐稳当了,一只脚搁在另一只脚上。 我爸爸对我妈使个眼色,我妈妈坚决看不懂。 我退到我的六米斗室,门小开。 贺叔叔说:都跑来告诉我,你最近到什么文学讲习班给人上课去了,动不动就提到我跟你在合写了什么什么。八字儿没一撤的事,你老兄到处去说! 我爸爸理屈词穷地说:你老兄听谁说的? 我妈妈插进去说:贺书记,我也是太忙,你不晓得文化馆干事啊!狗屎做的鞭子,闻不得,我一人唱红脸白脸大花脸!不知他整天坐在那里写十来个钟头都写什么,是在替你写呀?我就放心喽。 贺叔叔不理会我妈妈,对我爸爸说:说你在那儿成段成段地念!你这家伙…… 我爸爸辩争:一共念过三行,列举视角转换的技巧,一时我懒得去别的书上找。什么王八蛋的话,你信? 贺叔叔声音厉起来:我也不是只信一个两个人! 我妈妈一蹬鞋站了起来,抢在我爸爸前面说:贺书记是来兴师问罪的?她嗓音中带着泼辣的笑声。到处都在说贺书记在写一本大作,文化馆的小会计都知道,贺一骑这回又要了不得了。我以为这回你一定信不过别人了,一定要亲自动笔了…… 我爸爸喝住她:行了行了! 贺叔叔右手拇指往烟斗里压烟丝,压了又压,声音不大地说:我跟谁都说,不是我独立创作,是同另一位作家合作。他语气耐心稳重,对自己的诚实绝对有把握。他转而对我爸爸说:我可没有问罪的意思。报纸上登的,你们都看了,我不是回回都说我有一个特别有才华的合作者。 我妈妈还是那种攻势很强的拨辣笑声,说:都奇怪呀,都问呀?这样有才华一个人怎么就没见他写出个名堂来?整年整年在写,一簸箕一簸箕烟一倒出去,都写到哪里去了? 我爸爸大声吼她:唉!然后对贺叔叔说:我拿她没办法。怎么成这么个女人了? 贺叔叔冷静和平,把烟斗点上,问我爸爸要不要试试他的新烟丝。 我爸爸说他抽不来烟斗。又说:你这家伙也真有意思!我给人问到了,随口讲两句。噢,我就没权力讲讲我在写的东西? 贺叔叔笑笑说:我发现你最近特别喜欢讲。 我爸爸也笑了说:我也没胡讲啊。你挑出谎言来嘛。 我妈妈见俩人正式接上了茬儿,便又扛起那条毛线裤腿飞快地织起来。每句话都在她那儿引起一声笑。长年的怨与亲近,长久的熟识和不满,什么都讲不清了,只能如此笑笑。 我爸爸声放大了,嗓子里却仍是压住家丑的吞咽。他说;我就要听你老兄一句话,我是不是有讲话的权力。 贺叔叔喷一口烟,徐徐地,又是一个微笑,说,你他奶奶的爱讲什么讲什么!反正也没那些王八蛋拎着右派反党帽子等着你了。去讲。就是不要扛我的旗号去讲。 这一下子是要打仗了。我妈妈静了,金属毛线针“嗒嗒嗒”地交锋。 我爸爸站起来,嘴半开,半天才出声音:我扛你旗号?好。你老兄说得好;我到处打你贺一骑的旗号。他走过去,把一摞稿子搬到贺叔叔面前,一放:拿走吧,想拿它做什么就做什么去。别让我打你旗号。 贺叔叔在烟灰缸喂磕着烟斗,一直磕。眼睛处于低势,抬起去看站在他对面的我爸爸。就那种把人的各种解数全看透了的眼睛,你不干了?他拍拍稿子。 我爸爸的狂怒就在一层皮肤下。我心里油然来一股渴望:我想看着他俩中的一人把那稿撕了。像舒茨撕推荐信那样。斯文的歇斯底里,报复别人亦自我报复。 我妈妈的毛线针不动了。她看见两个五十岁男人脸色在暗下去,心脏都跳得相当吃力,血液稠稠地在脑血管里一次次费劲通过。最早就潜在的破裂,现在成熟了。他们一直是以这破裂在维持他们的亲密。像世间一切最亲近的人之间必然蕴藏破裂在他们相处中,他们必须忍受阵阵的痛。那些诚意,那些护理一次次使情谊带着破裂生还。破裂还是成熟了,经厉了相互的开发利用,相互的援助和勒索,经历了那个耳光,经历了那么无限度的谅解,它成熟了。 贺叔叔说:别跟我来这一套,好不好?我要这个(他又拍拍稿子,像拍死牲口)干什么?!我那么稀罕它? 我爸爸大声喊:你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告诉你老兄,别动不动把人捏在你手里! 我妈妈给我爸爸一瞥喝彩的眼光。 贺叔叔慢慢点点头,眼神伤心到极点。忽然把烟斗放进口袋,站起身。 他说:当着你老婆你女儿,我问你,哪一次是我叫你为我写的?不是你自己要求写的?谁不知道那都是你的功劳?你往批斗台上一跳,给我那一下,不就都知道我贺一骑剥削你了?我贺一骑是恶霸? 我爸爸失语了。愧疚与羞愧全面在他心里复发。我的老父亲想起自己那个丑陋的举动。把追究到言和的过程蒙混过去,并不是那丑举也蒙混过去了。它的能量不会消失,如同天地万物的一切能量不会消失而会转换,它转换成了另一种形态,却仍是同等能量。那能量成了居高临下和宽大为怀。 贺叔叔又说:我没那个意思叫你弥补偿还我点啥。你也不用老觉得对不住我。打过了就打过了,我还是认你这个朋友的。 他那样微微地笑。两个嘴角的皱纹是新添的,把吃的苦头都噙住的那种笑。使我爸爸记起:那耳光是所有屈辱中最具体的。所有迫害的先锋。 他又叮嘱一遍我爸爸:不要再负疚下去,不要因为负疚而为他做任何事。最后他笑起来,那么重感情,说:你这家伙!我太了解你了。 我妈妈叫我:送送贺叔叔,楼梯上没灯。 这次是我在前,牵引着他。我讲着我自己的事:留校当助教,考研究生。到了楼下,他明白我全听见了,却不参与。这种不参与是优越、轻蔑。 他说:放心,贺叔叔永远是你的贺叔叔。 橙色的路灯,我给他一个无心无肺的笑。不参与的姿态明确和彻底。 他见我在不自觉地陪他走,跟我说,他认得路。 我说:走嘛。我领着他。已在环城路的林荫带中。他不知我想往哪走。我站下等他,肩膀轻轻擦着他的臂。我说我和宋峻常到这里来,半夜来。 他说:哦。 就像给捅疼了某处那样“哦”一声。 他忽然拉住我胳膊,说:你回去吧。要不你一个人走那么一大截黑路,我不放心。 我看着他,让他看我的成熟。它已近尾声。让他看见曾在瓜田险些开始的,已来不及开始。心里的就永远在心里了。我说:贺叔叔,其实啊我从没真把你当叔叔。 你把我当谁?他笑,为我的青春送行。 我笑。当父亲、干爹。谁让你在瓜棚那时不收留咱们,把咱们押送上火车!咱们举目无亲的。我口齿不清地慎道。肩膀擦着手臂。他的手臂挎在多年前解除的武器上。 他说: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说:噢,你看不出来呀?我又笑:我想在瓜棚和你过下去。 从六岁到二十四岁,他从来都是和我在同一个时刻看到辈分间,伦常间有那么个空子可钻。不论亲和仇、是和非怎样变,那一点是不变的。它是永恒。它是任何快乐不能抵偿的快乐。十八岁那个流放的夏夜,他明白一切都现成。 他忽然间:听你爸爸说,你要和那个小伙子结婚? 我说:已经结啦。 他吃一惊,什么时候结的? 我没精神地笑笑,三个月以前啊。不就领一张红纸吗?你要不要看那张红纸? 他说:你爸爸都没告诉我! 我说:他不知道。谁都不知道。 他在一种大震动中:你这孩子!你父母知道了不伤心吗?一辈子的事,咋能这么草率! 只是一张许可证。方便一些。就在这树林里,不知什么时候冒出儿个捉奸的,有一张红纸,他们就不麻烦我们了。我用那种玩油了的口气,告诉他。 更大的震动。他听见我说,就在这树林里。那份方便就在这里。他同时向往和嫌恶:青春多么贱。遥远遥远的,他也有过一个树林子或高粱地,那女子也毫不还价,尽他拿走,也同我一样慷慨。因为太阔绰的青春大可不必抬高价格。那女子在三十年后变得无比吝啬。女区委书记铁灰的外衣,最后的青春在厚厚却失形的胸脯上,那么昂贵,绝不许触碰。“方便”在他脑中过来过去,不肯沉杳。 流放时的方便,那个圆乎乎的村姑,那饿不瘪饿不黄的酮体,随处供给他。一样的夜色和枝叶墨绿的窸窣。忽然他懂了我说的“方便”那晦涩含意。 我说:结婚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就你们这辈人以为它大不了。 他呻吟了一句:你这孩子。他看着我,摇头苦笑,你父母肯定会伤心。贺叔叔都伤心——这么大的事瞒着我。 我笑:贺叔叔伤心吗? 他不作声了,向前走。路过一些树枝深层里正方便的青春身影。他已忘了,有这样一种方便。他加快脚步,要从这树林的天罗地网脱身。回身粗粗对我说:小伙子,别送了。 我瞬间走到他面前。像在一分钟的火车站上,在火车“呼哧呼哧”急喘的催促中,我与他谁也碰不着谁却都感觉到实质上的依偎。两个身体隔着一尺半的间距合而为一,体温、气息、神志,交融一处,缠绵厮磨。最高的快感不需那些手续。亲吻不需要嘴唇。 眼泪从我脸上滚下来。我说:贺叔叔,我爸爸对我说过:你比他有才华,写得比他好。我爸爸说别人都看不出这点,他是识货的。你不知道我爸爸对你……为你,他心里有多苦。 他看着我,听着。他知道今晚他对我爸爸讲的那番话会是什么后果。破裂已彻底完成。他忽然托起我的脸,用他大而粗糙的九根手指。我的六岁、八岁、十一岁都托在他手里。他为我抹一把泪。只能这样了,只能这样爱和占有。只能这样正视破裂,才能和我爸爸把情分维护下去。 只能这样。 有一点点混乱? 你好客气。我都能在镜子里看见我两眼里的大片混乱。我不知怎么接受他,舒茨。他忽然提出把他的名字从我们合著的书上拿下去,他说这样对我有利。然后他说,他妻子同意和他正式分居,意思是我和他的同居要抓紧时间筹备。要去找个单卧室的体面公寓,不能像我日前住的“塑料房”,(他叫一切简易轻便材料成批建成的楼房“塑料房。)他说他和我可以有个半公开的关系;我只需在他有客人来的时候消失一下。“半公开”还包括去一趟夏威夷,每周一同看一回电影。做爱三次到四次,我煮三顿晚餐他煮另外三顿。还包括:让全世界明白我们在相爱但不冒犯公德亦不蔑视法律。 不知道。如果知道就没有眼里这些混乱了。 可能。 很可能是一个好的前景。 我说过。我现在还对你说,从四月十六号游船的那个下午,具体些是从他当众抱起我的时刻,我开始爱他。开始关心他每天的三明治是否营养充足;开始发现他的鼻梁多挺直正派,他灰眼睛里有罗素和培根,亦有街头那孤傲乞赏的老乐师。我开始发现他一天天好起来的形容,他一天天多起来的优点。开始在一瞥两瞥的扫视中,蓦然看出他原来有那样苍劲清晰的侧影。我知道他会来的晚上,期盼是突突心跳,是一身细汗。一切都出现在四月十六号之后。湖水暖起来了,我同他无言地走走,他胆怯似的,好小心地拉拉我的手。一阵惨淡的幸福。 你看,我混乱吧? 从他灰眼睛中,我还看见了我爸爸。 没有。不过他有点猜疑。那天他看见我桌上没来得及藏起的两封信。是我求职的两个大学的谢绝信。 什么也没问。 我在替他缝外套口袋被撕裂的豁口。他从来不愿讲他妻子。他不想让我在他分居的决定和这扯裂的衣袋之间产生联想。温存一生的妻子只不过想挽留,只不过动了武来挽留。他绝不愿讲她绝望的,歇斯底里的挽留。 我们习惯开着电视,管它在说什么。我请他把外套穿上,看看缝补是不是服贴。他突然来一句:那次面试成功吗? 我全无提防,真就不懂他的话。我说:什么面试? 他说:你上个星期前不是去加州面试吗? 我笑笑说,你怎么知道我去面试? 他反问:成功吗? 我尽量地笑,说,你问航空公司去吧。不是从那儿打听出有名东方女性旅客去加州戴维斯大学面试吗? 他孩子一样看着我。皱纹多妙啊,你没注意到吗——老人的皱纹是先于他的面孔生发表情,面孔没恼皱纹早己恼了,反之,笑也是皱纹先于五官快乐起来。条条皱纹都表达着他孩子般的委屈:难道我不值得你这一点信任吗? 你蹑手蹑足地远行到千里之外,蹑手蹑足在我身边向五百多个大学发求救信号。他什么也没责怪,皱纹已表达得很清楚:他不懂为什么我一直在搞鬼要离开这所学校这个城市。 我满意自己的针脚,缝补是完美的。我笑笑,说他妻子也会满意这缝补。会觉得两个女人的明暗搭档还不错。 我把四十五岁的妩媚全凑足了,继续嗔笑:我今天把这领口撕烂再由她去缝补,这样就对称了你说对吧? 他说:你的非母语己经可以像你的母语一祥婉转地伤害我了。他微笑不减,皱纹在申诉痛苦。 大概是想摆脱恩典。大概想摆脱恩典之本身所含的讹诈和奴役。 是奴役。 是对于任何易感之心的奴役。对于良知。等一等。还有就是对于奴性。 不仅仅是要摆脱舒茨。实质上,我对他很不舍。我说过:许多年后,我会常常坐在他墓前:轻轻的一阵遗憾。 遗憾是那种轻轻的心痛……我不愿离开他。但我要摆脱。 不很清楚。但我必须摆脱它。 我要做个正常的人。 正常的人,之于我,是除却我父亲播种在我身心中的一切:易感、良知、奴性。 也许。我原来要摆脱的就是我父亲。

一九八零年九月,从法国回来的贺叔叔在旅馆的院子里看见一个二十九岁的少妇迎着他走来。一身编素,是那种看透各种艳丽颜色之后的单调阴沉。他皱起眉,眼睛从老花镜上方看出去,看着少妇开始微笑。他坐的木椅是我曾坐过的,就在他和我爸爸离乱后重逢的那个早秋的黄昏。又是黄昏黄花。他膝上放着一摞手稿,上面是我父亲的手迹,无可挑剔的、世代相传的严体小楷,共有六十万个字——几百万个横、竖、撇、捺。贺叔叔一边读一边以一支红铅笔在稿纸空白处写下意见。他此时看出少妇是冲他来的。少妇叫一声:贺叔叔好久不见啦! 是我。 全知道:我爸爸刚修改完第三稿;第二稿贺叔叔意见很大,红铅笔涂得稿纸页页挂彩。我爸爸只得重新来。 他站起身,稿子有磨盘重,被他吃力地搬到一边,为腾出空位让我坐。他朗朗笑道:又认不出来了,女硕士了嘛! 我说:这字同我爸爸的一模一样。我装得烂漫无知。 他说:这一稿他写得不错,再改一改就叫出版社来拿了。你爸爸。只有我知道他是这一代作家里最用功,又有功底的一个。 我紧咬牙关,他当然最知道,也最知道他背叛来背叛去却无力背叛他自身。他那动不动就作痛的良知、疚愧。 一文不值,我这样对舒茨讲:最廉价的就是良知;扔给伪装成越南战场伤残的老兵的乞丐一个铜板,其实你的伪装比他的更甚。 贺叔叔又说:真都认不得你喽,长这么大了。他去法国仅仅十天。 我问:我能不能上你那儿打个电话给我妈?我爸爸出去了,我没带他房间的钥匙。 五分钟后我在贺叔叔的套间里。我给我妈妈打电话,说我爸爸的胃出血已止住,主要是写作的长期神经紧张所致。我说:妈你尽管放心,白骨精对爸爸照料得还不错。 我必须按我妈妈的叫法称我爸爸的情妇“白骨精”,我妈妈才不觉太孤立,才认为我孝敬她。我又劝她离婚拉倒,反正我爸爸这个男人给谁也不会带来幸福,让白骨精去受受他吧。我妈妈问,带着轻微哀嚎:白骨精有没有帮他把烟戒掉。我说:放心,白骨精要爸爸不喘气,爸爸就不喘气;烟一个月前就戒掉。我妈妈的哀嚎蛮起来:还是白骨精有本事啊!这些男人。配什么好女人啊?就配白骨精去跟他们变把戏呀!那你再让白骨精替我发一句话:叫你爸爸立刻同贺一骑一刀两断;他不是听白骨精的吗?请白骨精帮我最后一个忙:禁止他再为贺一骑写一个字! 我说好好好,一定转告。我看看正为我泡茶的贺叔叔,做个鬼睑。我说:妈你放心,白骨精一定照您的话去做,她向你学习,最崇拜我爸爸的才华最尊重我爸爸的刻苦这下你放放心心在离婚书上签字了吧? 她哭着说:我还得再等一段,看看自骨精是不是真心,长久待你爸好!电话挂断得那样激情,悲痛欲绝。 我从电话机上抬头,天己黑,贺叔叔来不及把眼光从这少妇身上移开。有那种时侯吧——你凝视得太久,目光如放出去的钓线,已经扯不动,收不回。目光已和眼睛脱离了关系,眼睛移转,目光自己却停留在那物体上。那物体有削薄的肩,不很明显的胸部曲线,黑发白衣,那物体承载和积累这目光,积累成了演变。它成了现在的形状是由于这目光的沐浴和催化。目光中,它美好;仅仅由于这目光决定它的美好。每一份美丽都是为着一束目光的照耀,每一份皎好与成熟都是对于一束目光的报答。或是可知的,或是无知的——总有一束目光从一个方位探照过来,照着你。你的美丽不是公认的而是相对于这目光的。 就说失踪的波莉,她不知自己始终在一束罪恶目光的照耀下越变越美丽。 我随便地靠着桌沿,手指玩着自己的发梢,如无聊地捉尾的猫。我不时看一眼三尺外坐着的贺叔叔,嘴里讲着我爸爸吐血的事。清淡地讲,悠远地听,都不去看一段垂危生命与茶几上这摞稿子的关系。 他将两手枕在脑后,不断补充他所知的细节。他说他去主治医生那儿秘密打听了:差点儿是癌。一场虚惊。 我说:你在巴黎开心吧贺叔叔? 他说:一个字不识。他笑。明目皓齿在不明不白的傍晚灰色中。 心照不宣,我们都没去开灯:屋里没了那股甜腻的烟丝味儿,他戒了烟,他可以戒掉一切,包括那个同他做过一年爱的姑娘。我忽然很想知道那姑娘的样子。剥净衣服的样子。 我对贺叔叔说:贺叔叔我想在你浴室里洗个澡,这不是第一次。我爸爸和三十九岁的女生在他房里恋爱时,我就到贺叔叔这里来用俗室,也领宋峻来洗过。贺叔叔不在时,他关照服务员放我进去。 有些紧张。感觉到什么反常。他说他要出去买份晚报。我说我昨天熬夜翻译一篇文章,说不定他回来的时候我泡在浴盆里睡着了。他哈哈笑,说:那我叫宋峻来领人。 别忘了,我在这个男人而前随时可以变回去,变成六岁。 等我洗了澡,边梳理头发边看电视的时候,贺叔叔回来了,手里拿一盒生煎小包。他说我曾经最没出息的样儿就是在那一分钟火车站啃鸡腿。那么好看的农夫式的笑脸再次出现了! 我感到长久长久以来,我就是为这笑所照耀,为这束目光的沐俗所活着的。王深白那座巨型雕塑被矗在博物馆门口,是一九七四年。我从各个角度看它,多么平庸拙劣的产物,却放射着理想。你喜不喜欢它有什么要紧?你的不喜欢早就被否决了。 我脱口而出说道:贺叔叔,我不能和宋峻生活下去。 是长不了的。 他明白我其实在说什么。我穿着旅馆的白毛巾浴衣,他在昨天穿过。他天天穿的。他说别胡闹,婚姻都是要凑合的。像你爸爸这样不肯凑合的,只能更遭罪。 我说你呢? 他惨笑一下,重重地看着我。我说你要我凑合呀贺叔叔?我的手捻弄着浴衣的腰带梢儿。真想看看那村姑一丝不挂的肉体。 他又说别胡闹啦,婚姻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说,当时你怎么不告诉我——那天晚上我送你,在环城路旁的树林里。他明白我提醒他什么:别又错过了。 他一直看着我。捻弄腰带的手,导火索在这手里紧紧松松。他当然明白我是没办法的。我爱他。并且,到了能够表述、给予它的时候。 爱不爱他不取决于我个人的好恶,情趣。取决于时代和理想。没有这理想,或许他连英俊都没有。理想给了我们成见、审美。他眉宇间的正气,嘴唇的刚毅,前额的胜利和征服感,愈老,这些美的特征愈显著。他是九亿中国农民优越长处的集合。然后经过过滤、打磨、抛光和精炼。 我怎么可能不爱他?三十一年前他进入这个城市时骑着枣红马,浩荡的部队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载着他。一色的粗布军衣,一色的破旧与不合体,却令这城市耳目一新。夹道欢迎的人群,四分之一是女学生们。她们看着枣红马上的年轻长官,看着他那铜像般的深色的光泽皮肤,那胜利者的眼睛。她们心目中自古袭承的公子哥儿式的男性美瞬间被纠正、更替了。再不是张生、梁山伯和贾宝玉,而是这个枣红马的骑手。这个肤色黝黑。骨节粗大,眉眼鲜明如民间剪纸的男子汉。“男子汉”的图解就是他。他们着魔地看着他,有点怕。当他们发现他不仅是个指挥官而且是个著名小说家,他们更是爱慕得不可收拾。或许他无俊美可言,但她们认定这就是理想的俊美。 包括他一口侉音,草鞋布衣。那时我尚未出生,我却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爱这偶像,带一点儿敬而远之。我对他的爱生发得那样早,早于我的出生。 因此我坐在三尺之外,所有的表白都浮上来;拿走我吧,因为我生来就是等你来拿的。 我正视他,咬出这些字眼:我爱你,很早很早了吧——我知道你想对我怎样。 他一语不发,伸过手来拉我的手。他把我拉到他身边,说,不许胡闹,听见吗? 我把两个胳膊时架在膝头。浴袍心形的领口在少妇胸前垂荡出相当的空隙,他若想看进去,他能够。我不知他是否乘了这机会。我的嘴唇还在嗫嚅,讲从小的我、少年的我,成年的我,都怎祥恋他。 他仍说婚姻是没有办法的事。他说:你肯定知道找和我老婆是靠分居维系婚姻的。你该懂事了,不能胡思乱想。宋峻不错嘛,大不了多回父母家过过。他的手绕过我的脖子,在我另一侧肩上轻轻拍哄。他说,你知道贺叔叔只能做你的贺叔叔。 我说:那个乡下女孩呢? 他哑了一会,说:你都知道了——我不是泥做的,不是木刻的。 我落起泪来。现在我回想,不知那泪是什么意思。我呛着满嗓子的泪间:就不能爱我? 他一直拍哄他心目中的女孩儿。见仍是止不住泪,便移到她对面,在她膝前跪下来。第一次,他和她相互恋想的二十多年中,他第一次叫女孩儿乖乖。或许我听错了;仅仅是希望他那样叫,一声比一声乡土气:乖乖、乖乖。 竭力地不碰我。竭力避免再犯火车卧厢那夜的过失。 那过失。我从十一岁就知道这样一个无懈可击的人也会犯过失。从此以后我对这个可能犯过失的英雄着迷更甚。似乎在引诱他,以那份带崇拜的爱,以带谋图的天真无邪。 他感动。听我讲一个小丫头爱一个成年男人的无道理的故事。他看着这讲故事的嘴唇。动作着的嘴唇:那些字句从这儿吐露时那器官的快感和满足,如同一道美味被这器官咀嚼时的快感与满足一样。律师们和医生们,在那些禁忌的词句,那些私处和羞处的名词从此器官经过,发射出去,理所当然地享用他们的特权把那些秽词当最寻常词汇吐露于公众,那器官所经历的快感与满足,与此刻我所感受的相仿。不光是咀嚼美味,不光是吻,能够给予这器官满足。它必须发射某些字眼。它不仅仅是口齿、嘴唇。 贺一骑——近六十岁的男人看着少妇面孔上的这个器官。在发射禁忌的词语,在咀嚼胶姆糖那洋咀嚼“爱你”。 他希望她别说了。他希望她说下去。直至嘴唇彻底不再是嘴唇,是纯粹的生理器官。 没有。他绝不来吻它。不吻她。他等她发泄完。 怎么可能有人能替代他呢?太全面了:是你的父辈,是你的偶像,是你的冤家,是你的征服者又是被征服者。 他强悍,却虚弱得如此;一次次不毁我:他毁了我父亲一生,而这一生又始终被纳入他的保护、他的拯救、他的宽容。 不是敌人,我爸爸还不够做他的敌人,没有势均力敌的平等。 而是我的敌人。我对他的爱和崇拜中,包括敌意。他甚至能感到这点。 现在他白发苍苍跪在我面前,拍哄我,求我再放过他一次,祈求我和他再一次错过彼此。少妇要比女孩易毁得多。 他渐渐离开我,起身,要去开灯。我不准他去。让局面僵持在暖昧的昏暗中。这时有人敲门,一听便知道是我爸爸。刚捺亮的灯又被他神经质地捺熄。门外门内都静等、困惑。不能再开灯了,更不能开门。大家都僵持着,停了呼吸和心跳。我爸爸在门外喊:老贺,老贺!怎么回事,刚才灯还亮!……我站起来,紧紧浴袍。 我爸爸在门外等。我、贺叔叔、我爸爸,暗中站成一个等边三角。如同贺叔叔、我、舒茨眼下站成的三角,以及与宋峻和其他我连名字也记不全的男子们。冥冥中总是一个三角,贺叔叔永固在那个位置上。一切都是冥冥中,谁都不应负其责任。 我和他等着门外的父亲走开。似乎一切只待他走开就会发生。他感觉到我爸爸是我和他关系和辈分的坐标。 一定觉出什么蹊跷,我爸爸走走又回来,还在想那灯自燃自灭是怎么了。他绝不会想到贺一骑也会金屋藏娇。 贺一骑一生没被人捉住实实的把柄,对那个乡村女子他从来不给你比捕风捉影更多的线索。我爸爸脑子里闪过一万个念头也不会闪过如此场景:一个头发披散、套着他的浴袍的女人和贺一骑单独锁在房里。他眼睁睁看着灯熄去。 他断断不会想到贺一骑浴袍里的女人是他女儿。 倘若这时门突然被打开,我爸爸会失去他女儿,却再不需负疚。那一耳光打对了,只不过旱打了十多年。所有发生的都有逻辑和来由,只不过顺序有些颠倒。 谁来打开这门? 当然不能是我。那就成了我和我父亲合谋下的套。 也不可能是贺叔叔。其实他可以完全如以往那样阔步走过去,“哗”地将门敞开说:这丫头在我这儿洗了个澡。 他完全能这祥混过去,完全不惊动这个父亲的疑心,假如他没有那刹那的惊慌把灯熄掉。是什么导致了他这个熄灯的动作? 多么奥妙。 对于我的保护和爱惜。对他自己的保护和爱惜。多年来的那个企图盘桓在他高尚的灵肉深处。我看着我多年来倾慕的这个男子,无意间进出一个熄灯的小动作,一贯的高尚中迸出这一星点卑琐和虚伪。再也动不了了。 我爸爸再次敲敲门。 贺叔叔打了个狠狠的手势,让我和他进一步潜伏。 这是旅馆服务员送开水的时间。把空了的暖瓶取走,换上两只盛着鲜开水的暖瓶。向来不先敲门,当你听见哗啦啦一大串钥匙声响,人与暖瓶已在你房中。 我期待着。 三个人还是这样站成个三角。暗中。我期待服务员突至,门被突然撞开,让一切都呈在我爸爸眼前一切都不可解释。 我在这当口忆起了一个村姑。是在贺叔叔送我去火车站的路上。她同三个年轻女人一块,另外两个背着半岁的孩子。他们三人一同用那样的眼睛着着我。就是女区委书记问我“你是谁”的那样的眼睛。两个背孩子的先收了眼睛,只有她迟迟不放过我。我觉得那就是她。究竟是不是这个女子并不重要,她可以代表,象征那个女子。圆滚滚的肩膀,无拘束的Rx房和腰身,总是微张的嘴,滚烫的脸色。她一定是这样子,这形状和色彩。 我爸爸走了。服务员也怠工。剩下的男女还不敢动。 灯也不敢亮。他慢慢走过来。 乡村女子敞开胸怀,反正灯熄了。他把她推搡到床上,发现她很娴熟。年轻的女乞丐接受了他的四十斤粮票,现在他接受她的偿还。 什么不是行乞呢?我不也用五百封信去行乞?我不是仅仅要乞得一份薪水。它包括一日三餐,房租和车,医疗保险。每一个在电话中向你兜售某种彩票的男男女女,每一个捺你门铃来向你推行某种信仰或每一个在大马路上发给你免费健康食品或要你行行好试用一下新型洗发露或者上来拦住你向你陪尽笑脸让你救救远在非洲的孩子。谁和谁不是乞与施的关系呢。贺叔叔觉得我在行乞,也觉得我在施舍。这乞丐的骄子,最是通晓其中的人情。 他并不是向我走来。他走过我,关上窗,小声说他怕我着凉。太危险了,白浴衣里面就是那个女乞丐。 这一时间,我爱他爱得只想死去了。爱从恨中腾空而起,带着恨的力量。我愿拿一切来换他的一个真切的拥抱和亲吻。一切都不抵他那只残手的抚摸。我爱这个早就能毁我却不愿毁的男人。所有的意愿和意志,都在这“不毁中。 在那之后的半年,我和宋峻停止了做爱。不久,我们恬淡地谈起离婚。 激情不知去了哪里,怎样也搜寻不出来。但我知道它肯定秘密藏在我身体的哪个角落。 我仍是不时去贺叔叔那儿找我爸爸。他搬家了。住了半层小楼。是待遇。又有了卧车。又有了大小名流的客人,在他家谈风云或风月。我渐渐也是重要谈客之一,在有人对金斯伯格或德库宁起劲的时候,我会不男不女地指手画脚、同人辩论,我会玩世不恭地笑。却在某一刻,回首或抬头,我发现贺叔叔在看我。 根本看不见我的指手画脚和玩世不恭,他只挑他熟识之极的看。他只看见我的六岁、八岁、十一岁,最迟是瓜棚中的十八岁。只看见清气逼人和不知何来的一点儿野蛮。他也就纯情和年轻了。隔着许许多多失之交臂,他眼睛温温地照耀在我已死去的那部分。只能是这样的表达没有,我爸爸病了一年,医生勒令他停笔。 再拿起笔的时候,所有人似乎都对这部巨著无精打采了。出版社主编,杂态和报纸。包括我爸爸和贺叔叔,像是错过了时令。 那是每天都有一个年轻作家爆冷门的时代。都像当年贺一骑出版《紫槐》时那样年轻。英气勃发,不可一世,出版社全去忙他们了。

一九六四年。 邻居家的收音机都没熄,一会是合唱《雷锋我们的战友》,一会是新闻:“省委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罕见的大丰收,为颗粒归仓作出贡献。” 我爸爸在帐子外面看了一眼母女俩。寂寞得很,跋着拖鞋走开了。 不,我爸爸从来没爱过我妈妈。是的,有时不需要爱情,我们中国那时有许多不幸和危险,把一个个家庭绑在一起,比爱情牢固多了。危险一过去,解体就开始,我的朋友们都在九〇年代陆续离了婚。 我妈妈可能也不爱我爸爸。完全可能的,是我爸爸招惹危险和制造不幸的秉赋吸引了她。她在隐约的危机中,生发了她那学生腔的戏剧性激情。现实成了种假设,她的行为于是被放在舞台式的考验中。臆想的流亡和迫害,悲剧人物感,她感到人和人的关系,婚姻的关系有了个悲剧的命题。她满足,出身市井家庭的妈妈,她害怕再平庸下去。几辈子的安分和平凡,对于惊世骇俗的潜隐向往一点点积累。我妈妈就是这个积累。她需要我爸爸这样能力高却注定受贬抑的人。这种人和任何一个当局都处不下去。 我妈妈在认识我爸爸的第二个礼拜向他借了一本书。还书时她夹了个纸条,上面写:我要嫁给你。 你看,并没提到爱情。 书?或许是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别林茨基的文艺理论,都有可能。反正是最焕发学生腔的书。什么“田畔中残存的野花,往往比灿烂的花束更迷人”之类。 接受了她,他思想的勇敢,过剩的悲天悯人,政治行为的笨拙,她需要这一切素质。似乎社会和这类人之间总缺乏公平,而不公平唤起她的激情。她的那种戏剧假设中,她总在救死扶伤,总在以她单薄的灵肉抗衡无形而巨大的势力。于是她感到整个生存有了种深度和实质。就这样一个温柔和自我感觉神圣的女人。 是的,她好看。 细腰、塌塌的肩膀,小户人家的那种勤劳和周全,细碎的对你的照料。自卑的微笑,还有最有忍受力的小业主阶级那种对生活不衰的兴致。她到乡下去巡回演出,给家里背回一袋黄豆。一段山路她把它扔下了,第二天歇过来又原路跋涉把它找回来,后来的几个月,我们餐桌上的黄豆炖猪脚她从来不碰。我和爸爸都愤怒地大吼:谁要你把脚掌走出血泡?!谁要你省给我们?!……她就那样忍辱负重地笑笑,谢绝平等。这类栖牲让她找到非常好的感觉:她只需我爸爸、我对她的牺牲领情,对负欠于她这桩事实认账,而已。 自信,充满力量,如张开翅膀的母鸡,身心内是上下几万年的沉厚母性。她不要偿还,但你得知道你欠她。她一辈子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就使你欠她。 我得告诉你,她背着我爸爸做了什么。 我讲过:贺叔叔把那张定期存款单夹在首版的书中给了我爸爸。我妈妈听见我爸爸一夜在书斋里,一直抽烟,一直写。她听着他把写完或未写完的撕下、团掉,丢在桌下。 是写给贺叔叔的信。是十几封信的开头。十几种互相矛盾的念头。有的感谢贺叔叔给了他一笔颇厚的稿酬。有的只是张收据:今收到贺一骑同志一千元,按每工时八分五点六厘计价,(遵照社会主义劳工制度每日工作八小时计算,工作时共一万一千六百八十小时)。有一封信问: 以这钱来买什么呢?一个人四年的心血?一生的尊严?永远不显露的秘密?还有一封信写得最长,丝毫没有提书和钱的事,兴致悠然地说起一个山区小镇,那里绿山白水,茶寨茶歌,应该去那里洗涤知识分子内心的污浊。在那里,我爸爸说,他相信自己在文学创作上和做人上都会有长进。他说等他在那里安下家,茶花时节请贺叔叔去客宿。这是十几封未写完的信中最完整的,也同样不算数,在我爸爸长而弯曲的手指间也成了个青毛桃似的纸团。 我妈妈站在两扇书架制出的笼圈里,一绺烫得微微焦黄的头发从额角遮下,发丝毫无弹性和光泽。她看着桌下桌上的碎纸片和纸团。看着她丈夫一夜的突围:冲锋和撤退。思维朝十几个方向冲去,想冲出一条出路。却是无出路,一次次撤回。他回床上睡去了,像在黎明的白色中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牺牲者,青灰的眼帘宁静地合着。我妈妈把打开的一个个纸团又细细团起,把现场恢复。 下午她换了身宽下摆的连衣裙,拉上我,穿过一人巷,上了红砖主楼。 贺叔叔住在四楼。到三楼时我逼问:是不是去找贺叔叔谈钱的事。 我妈妈说,不是的,我们家又不缺钱。这个家在祖母死后暗暗地阔起来,暗暗饮着一九四四年出产的美国克宁奶粉,从老旧的贵重衣物中源源不断拆出衣料和毛线;这三口之家暗暗享用带哈味的锦衣玉食。因此是不缺钱的。 的确,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很少有缺钱的。好的东西也不是钱能买的,好东西叫做“待遇”:贺叔叔的轿车和司机,钱是买不来的。贺叔叔的大客厅、皮转椅,与钱都无关。 是我敲的门。我妈妈带我来,是因为大人常在孩子面前显得宽宏,通情达理。大人其实不大愿意驳孩子的面子。我妈妈的直觉是,贺叔叔对我,一直是没有明显的辈分和原则。 我妈妈跟在我身后,进了客厅,忘了告诉你,这门是不常锁的。许多人都同我们一样,敲敲门就直接把他们自己请进去。贺叔叔很少锁门。除非上北京下上海。所以他回家常常看见茶几上有几杯剩茶,还温热,他也从来不追究,那些自己款待了自己的人们是谁。他若见到扑克牌摊了一桌子,就知道我爸爸在那里待过。我爸爸常独自玩那种牌戏。一时没有结果,他摊着剩局在茶几上,贺叔叔从来不去搅掉它们。他晓得我爸爸还会再回来,接着局势玩下去。他对我爸爸所有的习性都接受,却从不沾染上。 贺叔叔回来的时候我正提着他的暖瓶下楼去打开水。 在楼梯拐角碰见了他。我坐在楼梯的木扶栏上,两条腿挂在一侧,一只手提个大暖瓶,另一只手把持平衡。你看,我们就那样长大的,随处可以冒险和娱乐。贺叔叔两手背在身后,一只脚跨两格楼梯,嗔怒带笑地看着我的本事。 他让我拎开水回来时别做笨蛋,给开水烫了脚。我点着头,上下门牙小心地衔着两分钱的边沿。他没问我是不是跟我爸爸一块来的;他断定是的。进门看到在他客厅里坐得如闺秀一般矜持的我母亲,他肯定吃一惊。我妈妈从来没去过他住处。我妈妈和他是非常熟的那种生人。没有我爸爸,他们之间的熟识会顷刻不算数。贺叔叔肯定在一进门就意识到事情不简单了:我妈妈一看就是武装好了,从内到外。 我拎着一暖瓶开水回来时,两个人同时向我笑:可把他们从艰辛的闲聊中救了下来。我妈妈起身,找到两个干净杯子,又轻声讨得贺叔叔的口头向导,找出茶叶筒、杯垫子,她旋来转去,为使那裙子不时怒放一下。我来了。 她开始勇敢地施展自己、贺叔叔突然和我对视一眼。他,和十岁的我。 没有。 那是下一年的他带我上火车。那件事还没形成,它止在形成。我在逐步形成那个于一岁的女孩,在此时此刻,什么都在从这蚂蚱女孩向那略微圆润的少女形成。与贺叔叔,我们一向有个默契。 他马上明自了:我并不知道我妈妈在这里转些什么。 我也同他一样急速地在猜这个女人的动机。 再没什么可回旋的,我妈妈把我拉到她膝盖边,坐下,把我的头摆馨在她肩膀上。我要挣脱这个僵硬的母女造型,她暗中一发狠,揪紧我。 这一切贺叔叔看在眼里。后来我十八岁那年,和他单独在他的瓜棚里,我们一一核实过注册进记忆中的场景动作。他在瓜棚里告诉我,他看我母亲那样无援,拿我来遮挡。 我奶妈把我硬做成长辈膝前的小女孩,不管事实多不符:我早已超越了那个年龄。我妈妈的嘴巴在我脑袋上方开启,说,贺书记我们想求你个事,要是方便的话,你能不能跟出版社打个招呼,把她爸爸的名字加上去? 我听着我妈妈的声音,甜酒酿一样。 贺叔叔的脸孔稍稍一偏,把理解力集中在一只耳朵上。 我妈妈拉紧我,她的嗓音和吐字从我脑后进入,穿透了我再出来;她藏在我身内,拿我讲她的话演她的动作。 她一说,就是——那本长篇小说。要是你跟出版社说一声,就把她爸爸名字添上去了吧。” 贺叔叔靠回到皮椅的后背上,嘴角开始发紧,向下撇。眼光移到一边,移到我妈妈看不见他眼睛的地方。他说,你是说我那部三部曲? 我妈妈说,她爸爸写它写得犯十二指肠溃疡了。有时候吃了饭痛得太凶,直出黄汗!夜里给痛闹醒,要连夜熬姜茶!他在外面嘻哈没事,只有家里人晓得他。你问问他女儿! 她把我往前一送,又拉回来。我当时只明白她在夸大爸爸的病,长大后才意识到她无赖式的苦肉计腔调。她把我爸爸的脸丢得很干净。把我爸爸辛辛苦苦积攒在人们印象里的清高、对名利的傲视一记全毁光。把我爸爸的潇洒全剥下来。 我挣扎回头,看见她轻淡施粉的脸红润细腻,脸蛋上一边挂一颗泪珠。她把我脸拧转回去,不准许我看见她撤谎时的艳丽容颜,但她需要我的依偎,需要孤儿寡母的造型。 贺叔叔向下撇的两个嘴角使他看起来有些凶。两个酒窝在他颊上时深时浅地浮动,眼睛还是我们无法找见的。 他说,这不行,生病不行啊。 我妈妈马上请贺书记放心,她会督促他看病服药。 贺叔叔马上又说:一定要吃药。好药我想法给弄来。 我妈妈眼看主题渐渐跑了,又把我往胸前搂搂,说,她爸爸病的样子她都看见了,她不愿意她爸整天弓个背在那里写啊写啊。她知道是贺叔叔要她爸爸写的,就不作声了。 整个情形让我妈妈弄得不成话了。连我的自尊和体面她也不要了。我成了什么?现在我一遍遍回想:我成了一年后在上海火车站.见到的那个乞妇怀里的婴孩。我妈妈是那个露着一个Rx房的乞妇。 她还没完。她请求贺书记看在孩子的面上,把她父亲的名字填到书皮儿上去。算作第二名作者,或算个执笔者。她说剧团演戏也是A、B角儿,观众买的都是A角的票,B角的名字写上去没用的,观众横竖是看不见它,就是照顾照顾B角的心情。,不然B角也背几百句台词,也排演几个月,暗地下的功夫比A角还大。对镜子琢磨表情,创造手势,几百遍的运眼神,也是哭也是笑,跟疯子一祥,心情应该照顾照顾。 我妈妈说着就笑起来,贺叔叔也笑。 贺叔叔笑完了说,这和剧团可不一样。 我妈妈又笑,说当然她晓得不一祥。她掏出手绢,擦去前一刻的悲伤弄出的眼泪。 贺叔叔说,稿费可以再增加一部分,添个名字这事不好办。你该知道,印出来的东西就是麦面蒸成了饽饽,改不了样儿了。 我妈妈很内行地说,那就下一版的时候改吧。就跟出版社说,上回漏掉一个作者的名字。 贺叔叔啧一番嘴唇,说我妈妈该早让我爸爸来说明白此番意思。 我妈妈说,他没有此番意思;他不知道我和孩子在你这儿求情。下一版吧,贺书记你看怎样啊? 贺叔叔又把眼睛看到我们无法进入的空虚中。许久。 他没法再正眼看这对母女行乞,就像一年之后在火车站;他别过脸一眼也不去瞧那个袒露半个胸脯的年轻乞妇。 我低下头。 我难受得直要哭出来,突然看见我自己的一对脚也是以两个外侧着地。什么时候有了和我爸爸一模一样的站姿?在这个浑身不适,需要极度忍耐的时刻,我爸爸的姿态出现在我的身上了。我在替我爸爸忍受。我在忍受他的手足无措,忍受他感到的这个空间中淡淡的无耻。忍受每一个人的难为情。忍受每一个人此刻的不得当,不对劲儿。原来我爸爸这样站着,是忍受。他这样站立,让脚的不适,轻微曲扭来分走一部分压力,那不得当,那难为情所造成的压力。他原来有那么多时候需要全力摒住,去忍受。他自身的,以及他人的淡淡的无耻。那一瞬间,我明白了我父亲。看上去那么浑然一个人,却没有一刻不体味到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不适状态。这种微妙的勾结,永远不会从友情中被除净。他原来不是个宽厚泰然的人,他敏感之极,精神上永久带一丝病痛,他必须拧着双脚去支撑和承受。那外在的官能不适使他分神,平衡了他内在的不适。我的爸爸,他怎么能在那样永久的忍受中活下去? 我妈妈没有察觉任何。没有感觉到我在那么痛苦的忍受中、贺叔叔却感觉到了,他可能瞟了两眼我麻木空白的脸。他说他答应为我妈妈这场走访保密:说他会考虑她的请求。他被同情心震慑,像一年后在那女乞丐面前,显得无力,同时在隐约厌恶着什么。我妈妈起身,仍拖住我不放,逼我说谢谢贺叔叔。我毫无感觉我说了什么。冰凉的贴在我妈妈怀前,如那个缄默的婴孩、成了母亲行乞的工具。 在送我和我妈妈出门的时候,贺叔叔的手拍拍我的肩。我用力一躲。他眼睛问出些许关切来,我还是冰凉着。不适已需要全力忍受。我父亲忍受的,还有祖父的,我都背负着。我必须全副精力让我扭歪的双脚忍受着我的和一切人的淡淡的无耻。那无耻不是我们的过错,是我们的天性。 没有,我爸爸的名字没被添加进去。 只有一个妥协;在后记中贺叔叔加了一行字,说他一生一世将感激我爸爸。 不好。不过谢谢你。你好吗? 是啊,我看见你怎样忙了。天气阴暗了这么多天,当然来看你的人就多了。排在我后面的那个小男孩已经等在候诊室了。 他叫罗杰? 三年了?从很小就来你这儿? 在我看?他缺乏优越感。少年人认为天下成年人都愚蠢的那种优越感。他的头发是三十年代的,在额头上拱一个弯,这样。他妈妈一定保留了好莱坞三十年代男明星的不少照片。 我已经上瘾了。你借的药典? 舒茨也这么说。他也借了一部药典,把我用的所有催眠药都查过。 有一些片刻。 另一些片刻我是遥远的。大部分时间我是遥远的,在我四十五岁的中文个性里,心情带点儿微妙细腻的紊乱,把什么都停留在不加理喻的感觉里。或许衰弱,或许太成熟。不像我的英文个性,可以那么无辜。可以以那样的尤辜去直言性爱和凶杀,可以向他明说:你在挑逗我、你在骚扰我。那种无辜使我本人永远不直接对我的表达负责任。我本人,是我的中文人格。就这样分裂开,又这样拢合一处。比方,我可以用英文和舒茨谈小说中的性描写,毫无闪烁。我可以用英语清楚地说:我厌恶那天晚上。对于年仅十八岁的这个语言,我有所依仗。仗势。这语言只有十八岁,它当然无忌后果,它当然冒犯,唐突,不圆滑。我没有对舒茨说出:我厌恶,是因为忽然一下子,中文的我出现了。那成熟圆滑的母语,使我什么也不说了。 一切都遥远了,带一点儿可以原谅的无耻。 不必说。仿佛四十五岁的母语制止了它孩子的莽撞。 我的母语沉静而忧悒,哑然中含着宽而深的吐纳。 是在学校的自助餐厅。我一语不发地坐在舒茨对面。 音乐如一间打铁铺子。 还有电影,在墙上。声音和光重重击在你的皮肤上。 教授一头浓密的白发劲草一样,在声和光摇撼之中挺住。他两眼正蓝。 贺叔叔和他实在没有相像的地方,除了一头浓密的白发,很早白了头,我十八岁。 舒茨教授简直就是活着的、行动的一堆学问,贺叔叔的天赋是原始的;那种未经提炼的、生的才情。教授却能够成为各种娴熟的学者,治学上他有无限可塑性。但他不会是任何学术的开创者。 想说明什么?我想说明——我从来不拿这俩人比较,是你在引导我比较。 这样:我们坐在自助餐厅墙根上的一张桌,年轻人们吐出的烟在声和光中浮起一层湛青色。就这样:我和他都不敢再糟蹋了,也没什么可槽蹋了。都不喝浓咖啡、不抽烟、不玩好玩的东西。我们不像周围的抽烟者那徉优越。 在和舒茨相处时,我不时为自己的年轻感到优越。他常有的那个笑,是原谅我语言的年轻、简单、冲撞。他爱怜这种稚拙,是掺了点儿男性成熟的谦恭的惯性使然。这个时候,我感到优越。其他时候也感觉优越于我。地位、名望、收入。他让自己的优越感始终萦绕在心情上,绝不去识破它。他偶尔也识破;系里的年轻男教师们那么自然地同我调侃;自然,松懈的,在走廊里拦住彼此,隐喻地玩笑,然后分头,挥手说“回见!”教授舒茨这时刻看见了实质:我暗藏的优越。客观的一份不必张扬的优越感,因为年轻他二十岁。出于优越感而对他让步。 我坐在地边的瓜棚中没有为自己十八岁的豆蔻年华感到优越,他头发白了多半,比种瓜老农更卑微。十八岁的我与他的对比、悬殊,都没让我感到优越于他。我对他的憔悴和早生白发没有怜悯。因为我不是二者间的优越者。 你可以说年轻人在成熟的人面前,愚蠢可笑,说他们不知天高地厚,你得承认他们毕竟优越。优越让他们胆敢愚蠢,愚蠢得起,可笑得起。在我的学生狂妄时我想,他们真狂妄得起啊。我拟试题,决定正确与错误然后给他们分数,支配他们的奖学金。所有的都不能阻上他们在我面前狂妄。他们把优势让给我,绝大多数时候,但那是他们在谦让我。没有她们的谦让,我的讲师做不下去。没有他们把优势好好隐藏起来,舒茨和我就无法坚持一种权威和秩序。我们赖于他们的仁慈而存在。 所以我们一定要说他们不成熟、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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