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新亚洲彩票平台免费下载 2019-08-21 08:31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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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人寰 严歌苓

我和他一前一后走在田垄上,他在我身后擎一个手电。膛内的电池快耗尽了,光是黄的,毫无力度。月亮圆了大半,在天中央,雪白的。我想看天上,又想看四周,看一孔窗也不亮的村落。那些给天和地挤得扁扁的泥房。 有狗叫,两三声,很无力的。一辆火车很远地拖着自己,嚓嚓嚓剁碎黑暗。却是剁不碎的。彻底的无拘无束。西伯利亚流放的夏夜。我和我的许多同龄人一样,俄罗斯情调。 我们都没有讲话,就那样听着彼此忽深忽浅的脚步,忽深忽浅的喘息。记得碰到一条蛇横在路上,我叫着向后跌,贺叔叔从后面接住我,直是大声笑。他用根棍把它挑进田里,跟它说话:再给我碰见你,就拿你氽汤啦。他与什么都这样轻声讲话,看见一只小西瓜给偷瓜的人丢弃了,搁在田埂上,他抱起来拍拍说:你看也不要咱们了,咱们不成孤儿了?一只蛤蟆,他说:歇歇吧,啊?喉咙都叫烂了!那时我在乡村也生活了一年多,却第一次感到它全是童话。 手电筒明暗了几次,再明不起来了。他给我一只手,让我拉着。他说:小伙子出汗了。现在他走前面,就那样拖着他的孩子。无奈、溺爱,不时慢几步,等着她歇口气。他一路听着我的幽默,听得出我是快乐的,想从此被他收留下来,窝藏起来。他还知道终有一日我要把话讲出来:我爸爸负了你,因为你欠了他;用什么能结得清你俩的狗肉账? 我们就坐在微湿的土包上。贺叔叔对我讲起:西瓜大丰收把这儿不少人留住了。不然大队支书说要派民兵守路口,把出去逃荒的一家一家堵住。一些人家趁半夜走了。 西瓜越旱越甜,把人救了;光吃瓜不吃五谷村里孩子们嘴里都长了西瓜疮。他慢吞吞说给我听,他也听我说我朋友当兵或者进县里酒精厂工作;也听我说,秋后就去小学校挣工资了。他知道我专程来讲的话就顶在那里,一次一次被扳上膛。 坐下来一阵,我的手还攥着他的手,完好的那只。太暗,不攥着我看不见他。他后来抽出手,去掏烟。是烟袋,这一带老农抽的那种带毒辣气味的烟草。如填装火药一样被他填在烟锅里,然后慢慢地,很技术地去点。硝烟就冒起来了。贺叔叔过去是不抽烟的,他一直是个没有恶习、缺乏弱点的人。他借抽烟一口口深深叹息。 我只能看见他的侧影。瘦削帮了忙,使这个侧影很不错。我们不时搭两句话,不时笑一笑。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在上海火车站那个以木盆摆渡逃脱洪水的女乞丐和她静悄悄的婴儿。他笑,说他不记得了。我说,你还给了他们四十斤粮票呢!他说:我给了吗? 他笑了,我也笑了。 他说,我是给过粮票给逃荒的。 他又说:你知道为啥? 我说:你别说,看我猜得对不对!就为《紫傀》里那个母亲吧? 他说:那是小说呀,小伙子。 我说:真是你母亲吗? 他说,你小时候听这故事还哭了!有一点点骄傲和不忍,他又笑了。他又湿又热的手掌摸了摸我的发辫,抚慰一番童年的我。那个小女孩很习惯他的抚摸。小女孩还没学会憎恨;从他对她爸爸的勒索和盘剥中,一点点懂得憎恨。还没从她妈妈向他的乞讨中学会忍受,也没从她爸爸当众的变节中学会蒙羞和愧怍。他抚摸的是那个小女孩。 我在他手掌的抚摸下一动不动。内在的,却是一股哆嗦。有无尽的感触在他那儿;他的手摩娑在我被麦收太阳晒得如麦芒一样枯和焦脆的头发上。仿佛由于力量过足它变得轻极、亦柔,融化了掌心上苦役结成的老茧。我不能动弹,不再是童年了,不能再在如此抚摸下自在。 有一种如愿以偿在我心里。新异的一番滋味在我体内,我暂时还不能反应它是什么。像个婴孩初次尝试除了甜味之外的一种陌生,不友善却十分有趣的美味,那婴孩整眉皱脸一时还不能决定自己是不是喜欢它。 我牵着贺叔叔的手从另一条田埂走回家。他的瓜棚。 已经下平夜了。我倒在床上便睡着。凌晨来得特别早,窗纸在我睡去不久就自了,透出看瓜老汉贴的剪纸。我躺在草席上那个贺叔叔留的人印上。他的体嗅和汗水长久地蚀着席面,他的身高和体宽,准确地在席面卜投下一个形影,一片微黑颜色在草席中央,蓄积了三个夏天的灼热体温和忍耐。我就睡在那个印记上。它给我保护,让我感到安全。草席还有很重的灯芯草气味,和很重的贺叔叔气味混合。原来他自身就带着草味的。我趴在那上面,那灯芯草编织成的一层皮肉,熟韧而略带黏性。 我的一边是书垛起的墙。一本字典给翻得纸页全膨发起来,似乎还受过潮又晒过,整个地裂露在两片深绿硬壳封皮之外,一种飞张之势。墙角有一个暖壶,一肩的尘土,不知贺叔叔是隔过灰尘倒水来喝,还是压根把它从过日子里省略掉了。这里什么也没有,连个收音机也没有。 或许他是高兴没有它的。 我坐起来,裤子和上衣都向上卷去。就那样脸颊上带着清晰深刻的草席印痕,走出门去。门给贺叔叔关得很严,用力拉开时整个棚子都给掀起一下。 贺叔叔睡在那条线毯上,在离瓜田十多米的地方。连堆柴草也没有。他躺得却很伸展,舒适,完全没有落荒者的猥琐。 我和他从来没有一个交流的办法,也役有资格交流。 我们只知道我们在彼此心里都占一些地方。我在他身边坐下去,并不面对他,用打哈欠之后泪汪汪的眼睛呆望他。 这个少女从来都是眷恋他的。他是一个好看的中年男人,并在吃尽苦头,晓得厉害之后变得更好看。更有形有色。 从很小,女孩子就得到灌输,好看就是他这样的高度、肤色、力量、出生背景。她从小就得到那种审美尺度:那样的音容笑貌叫做纯朴,那样的目光叫做做主人公。还有美德和理想,都在他的举手投足中,少女一直是爱他的;她的时代把她造出来就是让她去爱他的。她此刻想把头埋到他颈窝里。他的长辈式的巨大拥抱是她从小就渴望的。 真的是和那些传递情书,使个眼色的感觉完全不同的。可我不知我希望什么。我只知道我希望一个接触,需要触碰;那祥的触碰,他十分舍不得似的。 他或许会同意收留我。我会求他:就把白天混过去,我们只在夜晚启用我们的真实身份。十八年活下来,原来这女孩一直藏着此番心计。她真的就想这祥和他待下去,混下去,走永远的瓜田夜路,牵着他残缺或健全的大手。 他轻动一下,盖在他身上的线毯向下滑一点。是冷的感觉。我想替他盖严实,露水激着,他会生病。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呆看,没法在梦幻里完成现实中的动作。一个属于愿望的未来的动作。我在未来的样子我可以看见,系着本地女人的红方格子头巾,在男人睡着时悄然把她一生的温情都给出来。她只看他一下,他受的痛苦、委屈和他早白的头发她都懂得,都怜惜。一个最成熟最会享受男人的女人,像那乞妇一样,拥有异常诱人的饱满胸部。 我坐在旱晨的清凉中,眼睛很慢地眨动。其实一切都在昨夜开始了。他难道不知道这个女孩子长成一副崭新模样到他面前为了什么吗?还可能为了别的什么吗?接近和触碰都借了其他名义发生了。那件事早就在进展。他抽了许多烟,才渐渐睡去。一个在三年寂寞的田园生活蓄积了爱和欲望的男人非常吃力地睡着了。 太阳露出个边,我起身回瓜棚去。我在几步之外回头,看见他躺得如同地平线。孤苦清新的流放生活在他眉宇间蕴生出一种纯洁。它或许最早就是他的。社会带来的,都断在这儿。如此的纯洁,在一个中年男人身上,那么动我的心。 整个白天我都在嗡嗡的苍蝇声中睡觉。贺叔叔敲了几次门,也有一次轻推开门,长久地看了我一眼,把门又掩紧。我听见看瓜老汉同他胡聊。拍着硬纸壳做的蒲扇。听见老汉哼八百年相传的逃荒调。我对周围发生的都有知觉却都不参与。我闻到看瓜老汉特意为贺叔叔和他“侄女” 做的豆面条。那种不带油味酱油味,有一点野地青气的晚餐。晕眩的长睡忽然退去。 就着贺叔叔打来的半盆盐碱很重的水洗了洗脸和脖子,重新编结了发辫,我到棚外和贺叔叔、看瓜汉一块吃了饭,便上路了。贺叔叔送我,背着我的黄帆布包。他在我身后走了一截,又到我前面,回头来打量我。他笑着说:唉,还是个娃娃。 你不知道他那句话里有多少情感。钟爱到极致的无可奈何。他是看着女孩长大的,看着她薄薄一片胸脯上有一天浅浅耸起两个小丘。很小,让他看一看都舍不得。看着她为此而有了要害似的,从此有了点阴暗。他在前面几步等她跟上来。她磨蹭着,推说睡得浑身没劲,走不动了。 他说:误火车喽。她索性站住了,给他看她很成人的眼睛里凸起不舍的眼泪。她和他还有最后一个机会调转头,往回去。离别后他们在这世上就不再有亲爱。他对她一向是那么亲的一个人,有可能甚于她父母,因为他身上潜伏着一个男性,潜存着她最根本的那个需要。 顷刻间我拗不过自已了。 他慢慢走到我身边,看着我低头饮泣,一手拄着一棵很幼的泡桐。他明白少女对他是怎么一回事,但他表面上装着他完全没往那儿去想。还带点恐惧和受宠若惊:就他这条早早白了头的汉子——地位和权力如同当年横空飞来那样又一夜间飞去。他还有什么去和她这样一把青春等值?他束手无策,两手在身上摸了摸,没摸到任何可为她拭泪的东西。 他问,声音很体己的:你咋了? 我摇摇头。 他把手伸过来。没有任何男性对女性的,只是长辈对晚辈的。他捏了捏我湿漉漉的脸颊。退回去十年,他是同样一个做法。他微笑,微微苦涩,让我看见他的迫不得已。我看见他网在皱纹中的眼睛,深处有最后一道防线。 他从昨天这女孩刚出现就明自她的来由。这女孩是痴的,是不要命的。她在最后这一刻摆脱了她始终用来做遮挡的无邪。禁忌不存在了。 他又说:你看你,还是个娃娃。 还能说什么别的?他这句话是暗语,把他对她六岁、八岁、十岁、十二岁的全部感情,都表达了。然后,他还愿一样垂下手。再次说:要误火车喽。 我跟着他,垂着头,在一分钟的小火车站上,火车误点误得没谱。最后几个满头长疖子的男孩也收了西瓜摊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太太和两只细瘦黝黑的烧鸡。贺叔叔过去买了半只,拿一块报纸托着捧过来给我。他肯定把所有钱买掉了。他的九根于指头一起捧着那没什么具体分量的珍食,一夜失眠的黯淡从他脸上倏然退去。他看着我吃。 他看着他的孩子吃,自己一口也不碰。我要他一块吃。他大声答应着,敷衍着,仍是一口也不碰。 我们等在煤渣铺的站台上,累了就蹲一会。一盏日光灯是阴冷的蓝灰色,它是蝉声扎耳的闷热中惟一令你凉爽的东西。 火车快进站的时候,整个世界雪亮起来。我看出他忽然抱一线希望。我不知那希望是什么,但它明显是个希望。希望是个被幸运和痛苦搁在半途的茫然表情。他希望一列火车不停;那时代火车反正常常这么干。他希望我能拽他一道走,走一站是一站。他希望我把性子使到底:突然不走了。他希望我最终把那句话说出口:贺叔叔,我和我父亲跟你,从此了结了。我不知他希望什么。可能仅仅希望我走向他怀抱让他抱一抱。火车停了,一个人拿着手提喇叭大喊大叫:停车一分钟。 在一分钟的希望里,我走到离他只有一尺的地方,相互的汗气先一步进入了对方的生物感知。他和她只有性别,没有其他。没有背景,辈分。她所希望的仅是一个动作。动作成为一个记号。一个惟一的物证。女孩所有的需要都浓缩在这一个需要里。他却没有动。双臂充满抱她的感觉却乖在那儿。我又看到他那奇异的纯洁在嘴角上、眼梢上。 我现在看着小站上的两个人,看憎恨怎样就飞快地变成了少女的初恋。 明白。 恨与爱是相互的假象。我十八岁时和许多少女一样惯使自己的感情。再不合理也听任它。少女们心里暗暗崇拜和爱戴敌对部落的征服者。正是敌不过他使她们着魔于他。征服之后的权力和统治,让她们的迷恋愈来愈深。原来最深的迷恋是从憎恨那里来的。憎恨,却无力声张。十八岁那年我一年都着迷于夏天的那场相遇,瓜田夜晚和小火车站。我感到它含有比爱要重大的东西。爱与恨为彼此形成的禁忌,被它破除了。还有背叛,为自己部落栖牲的同时背叛了它。真是一种悲壮的感觉。 是:他是征服者。 征服了所有的城市。城市阶级。我爸爸。 他身处的逆境已无关紧要。他或者得意或者失意,他的征服已被证实了。他可以毁我,却没有毁,这使他更楚楚动人。那可敬可爱之处就在他能够毁灭而不愿和不忍去毁。这不忍使我发疯般爱起来。一切都赖以他仁慈而原状存在。 你说对了;我的敌意和爱戴不肯相互让步。 他连抱我一下都不忍。秋毫无犯:他不肯败给自己的弱点。 火车蠢动时我才跳上台阶。他后悔莫及地用手在我后脖梗扫了一下。不知要推还是拉。我和站台上的他迅速错开。他两条腿很坚毅,稍稍有点罗圈,站在无人烟的站台上。我真奇怪自己居然真的来了一趟。这事弄成了真的。真的去爱他了。 确实。我完全没有想到这次旅行的初衷会是如此。 还可能因为他的分寸,节制,绝不把事情弄糟的一股永远的清醒。这些都注定他还要继续征服,没人能真正治住他。他那么本能地控制局面。他的“不毁灭”证实他有绝对的摧毁力量。等一下,他似乎还在竭力避开一个因果报应的圈套。 你看他那样站在小站台上,像个占领军,看女孩给火车拖走。女孩将回到他们真实的人物关系中去。所有相互障碍又相互助长的乱哄哄的希望沉寂下来。他眼睛看着她,微笑,无望却全是疼爱。 没关系。候诊室里有新一期《时代》杂志。 坐这里很好。这不碍事。 我很随和吗?该听听我妈妈怎么说! 在另一个城市。和一个工程师结婚了。已经十来年了,比我爸爸晚一年再婚的。 我?在和我的前夫暗中同居。他是那么无可挑剔一个人。在当时。宋峻认为他很了解我,很忍让我,我在他眼里是快乐明朗的人,时常哈哈地笑。就是我爸爸那种笑的女性版本。我第一次把他带到旅馆去见我父母。我父母都不在,只有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读稿子,那人是贺叔叔。 他起身同宋峻握手,指一张椅子让他坐,推过暖瓶让他自己泡茶喝。其间他看了我两眼,好像说,你是做这些事的时候了吗?你是做这种事的时候喽。 那是宋峻同他惟一的一次会面。他穿米色羊毛背心,衬衫又白又挺,全是回到省城重新置买的。他们谈得很短,却谈得郑重。似乎感到有郑重的必要。其实宋峻从不把那时期的著名作家放在眼里。 他见我拿着一只洗净的茶杯从浴室出来,放在宋峻面前,放些茶叶进去问宋峻够不够。他看出我已是另一个人。不再是要他照料的孩子,是个情愿照料男人的女人了。他手比画一个高矮,对宋峻笑着说:我头回见她她才这么点。六岁!说完他想起这话他已在宋峻进门不久对讲过一遍。不过宋峻很识相,和第一遍听到一样地笑。 他告辞了。知道我和宋峻等着用这地方。我请他慢走,仿佛往很远处送行。在轻轻关上我们这扇门时,听见隔壁的房门刚一开就嗡起寒暄。一屋子客人早守在他屋里。都刚从乡村的角落回来,人们疯了似地串门。他聊不动的时候就躲到我爸爸这边来。 宋峻和我进了卧室。你知道我们那时有多少法子来过我们零碎的同居生活。多少法子在瞬间恢复衣冠楚楚。我二十三岁,在经验第三个男朋友。宋峻把前面两位在我这儿开始却没来得及完成的,完成了。我们可以在所有地方以最快速度决定如何去做,如何应变,如何因地制宜。如何恢复现场。稚拙和热烈,不知怎样就完成了。常常是在研友和长辈在场时,在俩人不约而同对视的一瞥目光与微笑中,才把囫囵吞咽的感觉重新玩味。而这时只是不顾一切地止住床的动响。声音通过地板、墙壁张扬出去。传到隔壁。我希望和生怕有这种传导。隔壁不断发出嗡嗡的笑声。他向后梳去的花白头发此刻该零散些许,随基因中安排好的那种节拍震荡起伏。什么时候梳起这样一种发式、那么庄严,带一种威吓。那么像一个主子。这次进城不能像第一次那么马虎了。要雪白的衬衫,挺直如刀刀的裤线,要这样拢向脑后的白发。 也许我紧紧闭了眼。睁开也不见得能看见真实的什么。 两只手抱住了我。感觉那皮肤的热度。太阳能给储备起来,又从那皮肤发散给我。因而你不用去接触就碰到了那股热度。我摩娑它。 即便床和地板不声张,隔壁仍会感觉到的。我恐惧和渴望。它被感觉到。那频率可以被平空接收,就在我们一同呼吸的空气里。他在一圈子海阔天空的客人里茫茫然的,无法不接受那频率。 尽兴尽致也成了频率。心跳、呼吸、汗水,两眼中对那股永远不能到达的欢乐的渴望,都成了那频率。还有冒天大危险的勇敢和胆战。 我想他是接收到了。不可能接收不到。 隔壁嗡嗡的谈笑刹时就在我这同一空间里。墙移了,或许原先就没墙。我使劲在黑暗里摸索那欢乐。他掏出烟锅,灵巧的大手相互掩护,遮去人们向那残缺伸探的目光。我的头发给揉得一塌糊涂,他从此不再揉我的头发了。我再也没有力气去找到欢乐。得放弃了。他抽起最纯的第一口烟,对客人们讲起瓜田中的一件琐碎趣事。 他明白他在一分钟的火车站上差点开始的拥抱被圆满完成了。 这是我要他明白的。也许我根本不在乎他明不明白。 我希望他知道:我成长得很好。 或许我想让他知道:一份美好的成长一直擦着他的边在溜走。 是否想以此刺痛他,我不知道。我是否在展示他可望不可即的,也有可能。 事过我恍惚看见宋峻在匆匆着衣,手如抹坛口一般沿裤腰将衬衫下摆掖进去,他背向我,膝盖微曲,阻止裤子滑坡。他明白这是我们走进各自幕后的时间。他忽然转头着着倚在床上的那个年轻女人。女人消耗透了,长辫成了酥酥两摊。他气急败坏地说:快点,有人来了!他以嘴努着一墙之隔的客厅。门开了,主人送客,却都在门口想起被耽搁掉的上百句话来。 宋峻把衣服抛在我身上。说:快点啊! 他见年轻女人先理起头发来,对他笑。笑容如同爵士乐一样放浪和不着边际。也不见得有任何针对。 他起急了,说:你怎么回事?!(恬不知耻?蔑视公德?亵渎长辈?还要连累我?!)宋峻黑脸也急红了,毛手毛脚要来帮我,非常可爱地抹煞了所有的成熟和老练,抹煞了他在贺叔叔那类农民骄子而前的低调的优越。 我却还是开心,嘴衔着一根发夹,他一直在门口与客人讲话。宋峻终于看不下去,对我说:你磨蹭吧,我走了!真走了。若有人闯入,只剩我一个也不成什么戏剧。 我大声喊走到楼梯口的宋峻:你不吃晚饭了? 估计谁都听到了。走廊上的客人们都释了一霎。 此后贺叔叔却我成了真的长辈和晚辈。时而从学校回来,听听我父母的争吵,洗洗澡(那时只有在相当级别的旅馆才有非公共的浴室)。或看一会电视。电视也是奢华玩艺,因此找们从不在乎什么节日。偶尔从电视荧幕土突然回头,见我爸爸眼睛鼓起瞪着墙壁,手里握的那杆蘸水笔染得他手指头全黑了,他一直在写什么我一点也不清楚,一阵绞紧的感觉扼在我心里:什么时候开始,我对我爸爸的写作如此漠不关心了呢?我很小很小,它就是我生活生命的一部分——我爸爸的写作:我那么孤独的童年,仅仅因为我不能够把朋友带到家来放声说话和笑,不能不在他们进门前压低嗓音、伸出食指放在唇前说:嘘!我爸爸在写作。可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对这个写作的父亲如此麻木了呢?我甚至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从他完成了上方指派的那个电影剧本之后,这一年,他在苦苦地写什么。 仅是在偶然回眸中;我看见一个早衰的男子,并不知道自己的后脑勺已裸露,伏在案前。我偶然发现这个已老的人是自己父亲。长久长久地佝偻伏案,使他颇高的身体中出现了一种矮小。头发并没有白许多,而相比之下,贺叔叔的白发是那样一种年轻。 这一年,我完全没在意他。我带了女同学们来洗澡,和宋峻谈笑,就随他去坐牢一样地坐,随他桌角上的稿垛高起来;烟缸空了又满。 我一向对我爸爸那种不近情理的怜惜突然回来了。我声音很轻地问:爸爸,你在写什么? 他回头看,认出是我。又把头转向墙壁。什么也没回答。他的后背出现烦躁。他原以为此境界中只有他一人。 我有点尴尬。大家都要下台阶,我只好说:是长篇小说吧? 他回答,嗯。非常勉强,好像给顶外行又顶热心的人问着了,快些报答一下他的好心与愚蠢,好让他及早闭嘴。 我说:我说呢!你一直在写长篇小说呀? 他就像不再听见我说话。 我明白我不该再多说什么。却又来一句:嘿,现在有句时髦话爸你知道吗?叫做:打捞失去的时光。 他一下子站起身。但没有看我。匆匆在桌上看一下,端起茶杯,把冷菜泼进马桶里,一边微微清理喉咙,泡了一杯新茶。照例地,开水溅得哪里都是。他背驼得厉害多了,整个人看上去那么累。 他端着颤巍巍一杯茶,瞅定我。 他说:每次宋峻说九点钟一定送你回来,都要过十点!我很不喜欢你们年纪轻轻就说话不负责! 忽然是这么个借题。 我微笑,叫他自己看他自己多么怪。 他坐回桌前。我视线又回到电视上,余光见他把笔放进墨水瓶里蘸蘸,提出,又回去蘸。 我越发想知道他在写什么。一天我爸爸出门去,我妈妈照例装着翻找脏衣服实际翻找我爸爸的外遇疑迹。从抽屉里找到一些纸片,上面有贺叔叔五大三粗的字迹。马上明白它是什么。就是贺叔叔那些最原始、粗浅的生活记录。我爸爸又在为他写作。 不知道我妈妈有什么样的感触。她的阶段性生命焦点暂不在我爸爸为谁写作、写什么的问题上。我把那页记录仔细放回原处,眼不自禁地久久盯视桌角那摞稿子,一阵莫大悲哀。似乎整个国家、民族、我父亲和我自己所焕发的隐约希望都沉没下去。原是没有希望的,原是要循原先的因果走下去的。我永远最理解我的爸爸:他若没有这个机会来赎回他那一记耳光,他不可能去宁静地死。他心中那罪与罚的概念纯朴、孩子气到了极点。他的良知也简单、脆弱到了极点。 我知道我无法把我爸爸从这样的自我苦役,这种牺牲下解救出来,我只有随他去,以他自己的方式去解脱。只能是这样垂手而立。眼睁睁看他坐在日日增长的稿垛前老弱下去。他五十岁了,我的老父亲。他日夜在赶啊赶啊,只怕自己余下的时间不够服完他心灵上这场刑。 一种东西在我心中凉下去。 宋峻,大学生活燃起的那种东西;那种颇温暖的东西,在我心里凉下去了。 是从贺叔叔越过他一脸正义的妻子,走向我爸爸的那个瞬间;是他真诚地把残疾的手拍在我爸爸肩膀上那个瞬间,我爸爸彻底拜倒在他的风度、胸襟前面,彻底拜倒在他们这场友情前面。 接下去贺叔叔摆设的那场宴席,我当然更明白:他和我爸爸在所有人面前正式恢复了友谊。不久,各报纸的角落出现了对老作家贺一骑近况的介绍,都提到他正在和另一位作家合作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我爸爸对这个待遇很满足。他从来不知我微笑里的悲哀哪儿来的。

舒茨在我把完整的修改稿随意放在桌面上时,一阵衰竭似的,从椅子上略往下一陷。我说,完成了。是件重要的事,但不是了不起的事。这样的事我还做得起几件,或几十件,随意跟他讲到我在其中的增补;那段中国抗战时期的说唱文学,其中一个作者叫贺一骑。 教授看着我,讲英文的我手势很大。 我说,你读的时候,可以把不同意的地方写在稿面上。 他说那怎么行呢?该尊重合著者,虽然资历浅,年轻。老师也不该在学生稿面上改错。 我笑,说:改了的又不一定是错!你改吧,我不在乎。电脑里有完整的稿子。 他说:我恨那种人——不拿下属当回事。痛恨。 我笑,你用那么大个词“痛恨”,他痛恨所有仅仅由于年轻而优越的人。他痛恨这优越感发作时对老年人生出的特有的宽容。不认真的,大而化之的,浅浅敷衍,宽容的微笑中含着一个鬼脸。就是我训才的笑,他痛恨。 我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有过那种笑容,之前,之后,都没有。至少我没意识到。在我们都最落魄的时候,我诚恳地走到他的瓜棚前。一直想到要去,却是一念之差中成行了。 挨了我爸爸一记耳光之后,他坐了三年正式监狱。我爸爸那记耳光造成了他处境的奇怪恶化。所有的控诉在那之前都是虚设,而我爸爸的举动使人看到愤怒有它真正的资格。出狱时他少了一根手指,额角一块伤疤潜入发际。 他回到他母亲打槐花的地带。他落生的那个村早就沉入一场非常生态的淹没中。三年大饥俄,村舍空了,窗门过往着黑洞洞的风。他跨着麦克·杰克逊的月球步伐,失重地遥遥朝它走。 逃荒的人多半没回来,或变成城里的浮游生物,或客死在郊外路上。贺叔叔和某个逃奔出去的人对换了一个位置,漂浮归来。他背着一个棉被包袱,还像军人打的被包一样方正,拄着根木棍回到这里。他很瘦,很瘦。是他自己要求回到老家去接受看管,改造的。他要求得非常暴烈,得到了同意。适逢造反派夺了省委的权,改叫“革命委员会”,与“军管会”一同做皇天后土,他们想到贺叔叔母亲曾经讨饭的地方,也就是贺叔叔参加八路军的地方。那地方穷得著名。著名的盐碱地,著名的乞丐。那地方比哪个地方都能让著名的贺一骑脱胎换骨地改造,吃苦是可以尽他吃的。 我在看着他。 现在我看着贺叔叔从小火车站走出来,颠动一下背上的被包。走过那片治风沙的泡桐林子,很幼的树撑开肥大的嫩叶。他拄着木棍站住了,往那片黄乎乎的农宅看去,感觉自己再次给投生到一模一样的天地之间。 他走进一个叫“大队党支部”的地方,又从那个地方走出来。最后走到一个邻倚于瓜田的小屋。我叫它瓜棚。 其实贺叔叔的工作不是看瓜,是在看瓜人手下打杂。瓜棚的小窗糊着纸,小火车站偶尔过火车,窗纸沙沙响。小火车站日夜有五六趟火车往来,只有两趟在站上停一分钟。 一个干瘪的大爷往洞开的车窗里递西瓜,瓜瓤龟裂,纤维像絮一样。没等车上的人付给他瓜钱,车已开出了站台。 大叔给牵着跑了一截,看见煤渣子站台上走来的我。 我在一分钟的小站上找东南西北。小站在我回家的路途上,我是顺道来看我叔叔的。我这样对领我往瓜田走的大爷说。我们碰见的每个人都知道“反党老贺”。他们不知道其余,知道“反党老贺”享过福,坐过卧车。 贺叔叔给叫出来。天色在瓜棚里早黑尽了。他勾头钻出棚门,身上残存着那个钻的动作,就那样看着我。太阳在沉淀中形成紫灰的烟。他想不出站在五步外的少女是谁。不记得认识一个十八岁的少女,黑皮肤,挽起的裤脚露出细长的小腿。他只记得一个十一岁的女孩,穿白泡泡纱露臂的裙子,连同一只藤箱子一块交到他手里。女孩落到他手里,整整一夜。而十八岁的少女,他不记得他认识。从那样的十一岁该长成完全不同的于十八岁:洁白的,为一切人一切事感到一丝儿羞耻。 记得很清楚。但我的记忆末必可靠。 贺叔叔说:这是谁呀?他声音里已有笑声了。 我说:是我。 我又说:“大爷谢谢啦,我和我叔叔见着啦。 贺叔叔看我,多么轻易地同老农人打交道,把他哄来,把他哄走。小时的一点点厌世,为着其他人和自已感到的那一点点羞耻,早没啦。 只剩下她和他。 贺叔叔马上用成年人对成年人的同谋声气问我:你爸爸知道你跑这来吗? 我说,不知道。他到“五七”干校一年,我妈妈没他消息了。 “五七”干校,你们可能会叫它集中营。几十条人体躺在几十条窄铺上,一声哨,全站立起来。然后走出去,一队一队,缓缓移向工场或田野。 进屋,两人的寒暄,问我问他的情形,这个过程在我脑中一直是昏然一片。一片昏然的温暖和感触,原谅和庆幸。贺叔叔噙着泪,脸上是削瘦者深刻的笑容。他说他得去给我弄点水来喝。十分钟之后,他捧着个粗瓷盆回来了,仿佛完成了一次成功的乞讨,那样笑。他把半盆水往我跟前的小桌上一跺,说,喝点水吧,小伙子! 这是他真正认出了我,把我爸爸打他的那一耳捆子一笔勾销了。真正认领了原来那个我。 我听到“小伙子”,不知怎样就站起来。站得陡然,小煤油灯伸一下火舌。不知怎样伸出手去同贺叔叔握,在握到那个缺席的中指时,我顿时知道了那三年的狱中故事。我没有把意外和惊恐喊出来。他看见我眼睛寒噤一下,像无意中触着一个虫子,或者以为摸着活东西,竟摸出是死的。 握了手,我哭起来。哭来得突然,无头绪。我站在瓜棚中央,两个小臂轮换抹泪,从头到脚都在抽。我是为我爸爸哭,还是为贺叔叔哭,我怎么会知道。有一点我现在是清楚的,那根没了的中指,触碰了我所有的激情。那样的哭是要激情的。要足够的荷尔蒙。 他就那么看我哭,欣赏着。带一点儿心爱。 没有。他没有干涉。让它自生自息,不像美国的长辈,上来抱住你说:“没关系,会好的。”他已经不能轻易碰一个少女,她十八岁。他连少女的头发都不碰。 我看着油灯说,贺叔叔,我代我爸爸跟你说对不起。 他出个笑容说,那是没办法的事,小伙子。 我不懂他的意思:是背叛已不可挽回,还是他不计较这背叛。 他又说,反正我和你爸爸这辈子都是庄稼人了,一辈子也串不上门儿了,没啥对不起的。 我不懂他是否在说一还一报。被打的人和打人的,也是一种缘分。 我接着自已的思路。说我爸爸在那之后的失常。说我为他所蒙的羞耻。我还说,贺叔叔,我不愿你以为我老远来为我爸爸做说客。我爸爸在这件事上无情可讲,他做经了。 他打断我说,不提了不提了。你来看看贺叔叔,就好。我对不起你爸也好,你爸对不起找也好,你都别管,你不能改变历史。他忽然成了“人民日报”,说:历史星误会,只有历史自己去解释。 其实那种宏伟早早就被雕塑在他气质里。 他拿出个西瓜,告诉我这里种什么不出什么,西瓜倒能长得漂亮。他切开瓜,又把它均匀地切成细巧的牙牙儿。他真的瘦削,曾经浅浅的双下巴已成了宽绰的皮肤并失了弹性。肩膀的锐角又出来了。像他初次来我家的样子。肌肉都复活了,随他动作,在他棕黑色发亮的皮肤下拱动。 他穿一条灰色短裤,长久没洗了;腰间嫌松,被皮带系出一些褶皱。上面是件发黄的背心,处处是小孔眼。我看见那孔眼中汗珠如蚕蛾般在咬噬着。缺水,这里的人夏天都穿长久不洗被汗碱蚀烂的衣服。 我们隔着煤油灯,面对面坐在木凳上。床是土坯垒起的,两个墩子上架一块旧门板。铺张草席,靠里那头堆着棉絮,棉袄,棉帽子,一个冬大都堆在那里。 他问,我答。说我去插队的事。他问离家多远,我说从这瓜棚往东南走两百多里,沿铁路线,就是我们的集体户。他说:集体户。我说。二十多个同学,我们把一个土地庙改成男女宿舍,轮班劈柴、担水、烧饭,还种地。 他笑笑说,我们这里本该有七八个学生来,结果只来了一个,太穷了。 又成我问,他答。他告诉我他的生活是好的,大致是好的。有许多我和我爸爸想象不到的快乐。肚子瘪时,走二十里路到公社食堂去头一斤馒头,一路吃回来,留一个给看瓜大爷的重孙。那个快乐!不是快乐,是幸福。 我笑起来,说我知道那幸福的馒头。 他也笑,说他看出我这个嚼过麦芽的小庄稼汉。 一时间我真的是快乐得很。那种我爸爸和我要使劲忍受的不适,那种人和人之间的千差万错的哑谜——源于它的极度不适,没有了。我们都在说最基本,最简单的话,那些没有弦外之音的简单语言。我知道他的快乐是真实的。他本来属于这快乐。他那快乐的乞讨童年,和快乐的中年流放,汇合于一个点——他的故乡。他误入歧途的那一段,在城市和名望地位中兜了那么大一个弯子,还是回来了。那兜出去的二十年是无必要的,是误会。现在这个中年英俊农夫的快乐,与那个说快板的小乞儿的快乐,连接上了。这看上去很苦的快乐让我看到它的和谐和完整。 那么他在兜出大弯子时所经受的,必定也是极度的不适。 原来他在名望和万人崇拜中也必须忍受不适。他此刻快乐的真切,向我反应了他或许更大程度地忍受了不适,在我爸爸忍受的同时。 他们不应该走到一起,成为亲密的朋友。他们恰恰走到一起,成了亲密的朋友。 你看,事情所含的背叛就在此了。 我看见小煤油灯光映照中的这个中年男人。白发中的黑发,骨骼的阴影,一切表发下的形状,都在那蓄影子人于光芒的灯炬中体现出来。他显得比他本人要浓郁得多,我看见十八岁的少女亦色彩浑厚,被麦收的人阳晒褪了色的睫毛和眉毛都给灯光浓浓着了色。还有嘴唇。西瓜汁使她的嘴唇饱熟。 我能看得见少女和中年男人一起开始生活,从这个子夜。多星,萤火虫连接遥远坟场上的美丽磷火。他和她,一同生活下去,活下去。不记得他们曾经的关系,他们过去是谁,我还看她少女细瘦的手指捻动在辫梢的粉红塑料发绳上,一会,捻动在白底蓝点的衬衫钮扣上,纽扣原先是色白的,丢失一颗,补缀了一颗红的上去。她捻弄的是红的那颗。男人看着她捻动,发现它竞是红的。他看她玩枪拴的手指。玩爆破按键的手指那么孩子气。不敢听那声爆破,他把眼睛移开。讲点别的什么。他们在讲宿营安排。他说:你睡里面,我只要条线毯,睡到外面去。少女说还不困。男人笑笑,又说:该休息了小伙子,明天还要坐火车。 他是第二天晚上送我上火车的。 不。 没有。 怎么会呢? 他不可能那么对我。他从来没变过地爱我。 是,他爱我我知道得很清楚。爱一个孩子,爱一个小姑娘,爱一个改头换面的少女,不管有多少种爱,对我,他对那孩子的爱始终压在其余之上:为了对那个写毛笔字的六岁女童的爱,他得牺牲其他的爱。去上海的火车上他已把这个道理想清了。 他不像我。我对他的爱主要是因为恨。现在我知道,崇拜包括那么多恨。 请接电话吧。 我会的。全要手记吗? 回见。 不必担心,我会开得很慢。 对不起,今天的就诊看来得取消了。会议延到晚上开。舒茨主持的会我最好别找借口。 我们还好。上次在自助餐厅里的谈话之后,还算稳。 现在有几分钟吗?才吃午饭? 是这么个梦。等等,得看看我记下的。很乱。 中文。当然。 嗯……你录吧。 她走到门外。 外面——瓜田。无边际的深绿色藤蔓,叶子,上面有露水。直到天尽头,全是这绿色瓜蔓,爬得密密麻麻,层层叠叠。 初生的瓜卵石一样路在我背上。 对,是我。我是看不见的,不知在哪里,只有感觉。 她?不知道。 找好像有种经验。 她往瓜田深层走;我发现瓜蛋儿格得我不能忍受。 她在那里跟人做爱。 我看清她是个村姑。 是用我今天的经验在做爱。 不知道。醒了后我拼命想。想不出他的样子。 半夜两点。 摸黑记的。 醒来后我感到梦里的痛苦。我隐约明白那个人是谁。 清醒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过那种痛苦,酸涩。极度的妒嫉。 我听到谣言的时候,一点痛苦也没有。谣言说他在穷僻的乡村,那个由一分钟小站通向文明的地方同一个农妇偷过情。我没有妒嫉过。怎么可能妒嫉?我和他之间所有的都可能是幻觉。后来他那个升成地区副书记的妻子同他来住了几个月,据说她是陪他在省里看病的。我也没有任何类似嫉妒的情绪。那时他复了职。我在上大学,交了男朋友,就是我后来的丈夫。就在那个时候,我听说了贺叔叔和那个农村少妇。 也许我拒绝妒嫉。 我会的。 对了,保险公司寄的补偿表格我收到了。需要你的签名。一份补偿要这么许久才能实现。 接着说吗? 让我看看——那以后有太多的事情发生。 我十八岁、十九岁。同一个男同学通情书。他去当兵了。我也和另一个男同学谈恋爱,带些举动的。后来,二十岁那年,我上大学,结婚、离婚。太多的事和人,影响我记忆的专注。你不是吗?有个阶段什么都享用不完。 我父亲回到城里时,我恰好被乡亲们推荐上大学。工农兵学员,教育革命,听说了吧。 没有考试,没有教授这个称呼。农村的几个领导看着我,挺愁似地说:你在这能干啥?上级指派一个人上大学,就你吧。都晚了,还不卷铺盖快走——都开学了! 在课堂里坐了一个礼拜,才明白我学的是什么。 我和我妈妈把我爸爸从火车站接到省委招待所。是不对外开放的旅馆。我家的两间屋早给别人住去了。我妈妈住在文化馆宿舍,八米大,住不下我们一家。 我爸爸的二毛资还是冻结的。他从“五七”干校释放是要他写个电影剧本。叫做:带罪立功。如果剧本写好了,功就折了过,不必再送他回“五七”于校。那个旅馆当时给这类将功折过的人住去不少房间,到处听得见棋子声和扑克声。光是和我父亲同写一个剧本的,就有七个人。叫做“写作组”。三年后电影上市,七个人的名字一个也不见,只推出一行大字:“集体创作”。 四年,最后一次见我爸爸,是我妈妈和我一块去“五七”干校同他一起过春节。 再早些,是他被人送回城里治病,躺在翻过来的竹床里人事不省。 再早,就是他离开家被押上大卡车的时候。一车都是与他身份相似的中、老年人。全省舞义弄墨的人都在这些运化肥的卡车上。送行的家属在马路另一边,都像是死囚重犯的亲眷不敢表露悲痛,站得静静的,远远的,尽量不让这个城市的百姓看出他们和卡车上歹人们有任何关系。 只有我妈妈不时想起什么,从眷属群里突然跑出,跑到卡车边上,叫着我爸爸的名字。等我爸爸从同伙中伸出脑袋,她便把自己挂在卡车梆子上,叮嘱儿句话、或递上一件小物品。然后再跑回送行的人群。我只盼着卡车快些开走,我妈妈可以完成孟姜女的角色。

春荒的傍晚。 一九四二年。 默默跟随行军队伍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看去在五十五到六十岁之间,因为瘦和衰弱。女人跟着一个十四岁的小八路。老妇人对小兵说:小兄弟你饿吧?小兵回头看她一眼,赶紧跑两步跟上队伍。老妇人也跑几步,嘴唇都喘白了,又说:小兄弟你看这一路上槐花都没了,叫人都吃光了。小兵说:都吃光了狈,你跟着队伍干啥?!队伍有行动哩!小兵前头有个老兵,这时对大娘嚷起来:这是要打日本去呢,你跟着干啥?急着给鬼子送信去呐?! 大娘只得跟他作作揖,说:我有个孩儿也参加咱们队伍了;我那孩儿跟这位小兄弟一般大。她还是一步不松地跟着队伍。队伍上坡。队伍下坡。浩浩荡荡。队伍越走越快,大娘自己跟上了,一身烂絮,一双烂鞋都给落在了后边跟不上她了。小兵不时回头看看这位枯骨一架的大娘,仿佛是鼓舞她跟上来,也仿佛求她别再跟了。几个兵都恼了,对大娘说:没见过讨饭讨到部队来的!再狗撵人咬着不放,我们可要开枪了!大娘说:八路军不打俺乡亲。老兵说:八路军不打好乡亲!有人这时把枪栓拉上了,刺刀也上上了。大娘这才眼巴巴看着那细瘦的小兵跟着细瘦的队伍从山梁上走没了。 天黑时,西北来风。队伍歇下来。把每条粮袋抖净了,熬出半锅小米粥,每人半瓢倒在各自的洋铁罐子、搪瓷缸子里。多半从日木兵那里来的。还没来得及吃,有人说,哎呀不好了,槐树林那边站着的不就是方才的讨饭大娘?大娘却是不过来,有一两个兵叫她,她也不过来,她靠着一棵树一直坐到每个战士把粥都喝完厂,才又走到那小兵身边。小兵眼圈红起来。抿紧嘴唇不去看大娘的脸;大娘手从怀襟里掏出一把蔫了的槐花,对小兵说:小兄弟,拿着吧,都给你留着呢。小兵眼泪流到了脖子上。大娘说:俺家有个小子,也十四,也跟队伍走啦。大娘说着也不看小兵的脸,泪流到脖子上。 几天以后,队伍打仗回来,看见那个大娘已经歪在土包上饿死了。小兵抱起她来,有的人听他哭声中有“娘……娘……”的呻唤。 对,是这本书中的一个故事。以它命名了全书《紫槐》。 没错,是贺叔叔的身世。 一篇写得好极了的小说。我得承认,我爸爸永远写不出如此不露声色的残酷;那美丽,古老而含蓄。 现在来看一看完然不同的一种背景。我爸爸生在上海租界,曾有个留洋回国的父亲。有个芝兰性格却很少相夫教子的母亲。父亲是不笑的,从两个圆圆的厚镜片后面嫌恶地看着世界。他留给我们子孙所有的相片都是不笑的,仅是两侧鼻翼向外掀起而形成笑的影子。那神色让你觉得你实在够他忍受的;他所以能够穿着三件套西装一天天活下去是因为他对你的忍受。他在回国的第八年死去了,这样一个人你都不必去问他的死因。所有功能都支架在一个忍受上,放弃了忍受,一切就都放弃。他死得清秀俊逸,远比他活的时候可亲。他的遗孀的性格非常适合做寡妇,美丽、冷漠,一向很懂得和寂寞打交道而把空空荡荡变作一种饱满。她和一个女佣把惟一的几子养大,家庭的必需像伙食费一样一天天减少。佣人说:太太,没檀香了。她就回答:那就不要点了吧。佣人说:太太,少爷的袍子没有浆怎么就穿去学堂了?她就回答:那就不要浆了吧。她柔慢的回头,抬眼皮、咧嘴微笑,缓慢却持续不断地落齿落发。到我见到她时,她口中只有上下八颗牙齿,为了美丽的原因坚绝不再落了。我看见她总是一个人在推牌九,膝上一只做梦的猫。她管咂一口白开水叫“吃茶”,茶碗也处处打了缺口,只剩她端茶的手势还精巧,还能让人看到那往昔的精巧。我爸爸离开家去上大学时,他的家境已被她母亲削减到最基本点。这个基本点和贫穷没有直接关系,因为祖母死后我们发现她垛存的成匹呢料和丝绒,整套的金银器。 我爸爸是他父母惟一的孩子。在我看来,他的父母不是不具备生养的人力和财力,是不具备生养的兴致。 我爸爸从小进人基督教小学和中学。 我爸爸,每个认识他的人都不会有任何困难向你讲起他。 这样把我爸爸和这个叫贺一骑的人并置,他们以各自的异端,天悬地殊来填补彼此内心那不可言喻的需要。 人们告诉贺叔叔的,有关我爸爸的,他都不去信。他从来不信他是个狂妄的人,花花公子,从来不停地恋爱和背叛。贺叔叔恰恰认为我爸爸自有他情有独钟之处。他一开始在人群中找到了那个喧哗大笑的源头。他朝我爸爸走过来。我爸爸意识到这个刚上任的上司正是在朝他迫近。 现在有印象了吧。 这个有不雅笑声的人,是我爸爸。从家庭和教会学校的沉闷中,不知怎样,他精神和肉体中爆发出那样的笑。 他笑得那么突兀,以至笑声的发启完全是哑在身体深部的一股强大震动。痉挛,可以说。笑声从一个痛苦的层次穿越过来;在痛苦的挤压下和摩擦中,它穿越过来一然后这笑成了一股爆破的力量,挣脱了痛苦而上升,形成一个彻底的盛开。他的嘴和五官都在那一瞬舒展到极致。不仅仅面孔,他的四肢和身躯都是这狂欢的一部分,都必须推波助澜地把笑给播送出去、最后,他笑出了一点尖啸。他可怕起来了。欢乐在刚刚接触到愤怒的边界时哗地退回,整个笑的键盘是那么长一段!从低到高,音阶的跨度成了那么宽广的一串排列!它不是由欢乐发启,亦不由欢乐来完成,却纵跨一个由疆界到疆界的欢乐全程。 贺叔叔当时想,此人竟会这样笑。他认为此人最可爱之处是他丝毫不邀请别人同他一起笑,因此他没有那种被谢绝的张惶失措。没有丑角的挫伤感。我们都会做刹那间的丑角,都拿观众太当一回事;观众是否会产生共鸣我们不得而知。我们那一瞬间的丑角生涯成了僵局。我爸爸的成功在于他台下没有观众,或者,他忘掉了观众。那一刻他只管他自己,如伸懒腰、打嚼、打哈欠,纯属个体的活动。 我爸爸比任何人都需要观众,只是:他能够在那一刻把观众忽略掉,忘乎所以,如痴人那样脑中空空。我爸爸,他必须有人旁观才能进入无人之境。 贺叔叔和我爸爸,带着他们不寻常的友情,进入了六十年代。一些时尚和口号,在悄悄地死,悄悄地生。 记得贺叔叔的“小灶”吧?那个绿色碗橱纱的屏风。 人们在食堂读着黑板上的菜谱,一面看我爸爸被厨房杂工叫进屏风内。食堂内吵闹得像火车站。贺叔叔同我爸爸的交谈一点声息也没有。一只食堂喂的猪在买饭的队伍里撞来撞去。人们常看见我爸爸张大嘴笑,兴奋得坐也坐不住,椅子在他屁股下前伏后仰,往往只有两条椅子腿支着地。有时他干脆不坐,绕着圆桌,绕着一块块往嘴里填馒头的贺叔叔踱步。有时他手里有一摞稿纸,人们猜那便是爸爸在帮贺叔叔润色的一部长篇小说。事实上,我爸爸是从头到尾在替贺叔叔写这部近百万字的作品。 根据贺叔叔一叠笔记。 注意另一个事实:没有贺叔叔救助,我爸爸此刻正在同其他右派们结伴挑粪上,填装炸药炸筑水坝的石头。好一点,或许正在土坯教室里教七岁到十六岁的一年级生。 最强,是去个边城做文化馆干事,办小城中大户人家的红白喜事。 我爸爸之所以还在这个凹字形红砖办公楼里领工资和粮票,还能在这个省城报刊上持一个令人耳熟的名声,你知道,是归功贺叔叔的。一天,贺叔叔说起想请个人帮他整理份小说初稿,我爸爸立刻就说:我来吧。在此话脱口时,我爸爸非常差窘,两个耳朵边沿充了血红得晶莹,是生怕他报德的急切让贺叔叔看破,再看小。 此后,常在绿纱屏风后面,贺叔叔听我爸爸向他讲述小说的进展。 我知道。从八岁到十一岁,我已知道我们家所有的事。我知道我爸爸在两个大书架建造的“书房”里,集中精力完成贺叔叔那部近百万字的著作。集中精力于护住我们拥有的这两间只需五元租金的房子。护住年幼早熟的我和他那书架搭起的自治区。一进人那里,就听见他裤带上金属环扣的击碰声,那是他在脱下外裤,只穿长内裤或短内裤坐在三尺长一尺宽的书案前。 我十岁了。 大饥荒。 不,我不记得。我还不知道用什么字眼来形容饥饿。 这个词在我们社会的进行时态中是不存在的,被涂抹了。 饥饿的生理感觉被否认掉了。如同所有肉体的需求,对于其存在不给予认同和理会。我们的生活情景被预定,其中充满阳光和希望,充满非生理的幸福。因此。生理的痛苦,诸如饥饿便是没有名分的感受;它存在,我们却无法将它命名。同其他建立在相同理想的国家一样,饥饿的痛苦是正常现象,是必然,却又是每个人该去悄默承受的。 理想主义从一开始就伴同着饥饿。 三年的大饥荒是用别的字眼来取代的,比如:三年自然灾害。 因此饥饿在我记忆中是别的一些概念,比如:朗读会。 不知为什么,那么多诗人从饥饿中产生。那样的朗读会在大饥荒的三年中特别盛行。 注意到了。但美国作家和诗人们的朗读会是同志式的沟通,战友式的相互支持。 并不普遍。中国作家很少当众朗读他们未完成的作品。抑或完成的。 也许他们认为作家更应该作为文字和语言活着。 很多!让你不得不暗暗捉摸:诗歌和饥饿之间,是否有着必然联系。 那些朗读会总伴有餐会。一张粉红色菲薄的餐券,凭它去领一份米饭,上面覆盖着黄豆肉丁。肉丁常常是豆腐干丁,据说营养是一样的。那是秋天的一个周末。我妈妈从下午就进入了朗读会的氛围。她打开箱子,拨开一层层樟脑球,拿出裙子和旗袍。我们家没有能让她看见全身的镜子,她就站到凳子上,拿一件件衣服到脖子上对比颜色。 爸爸从书房伸出头说:别穿紫红的,花鼓灯似的! 我妈跳下凳子,换一件秋香色,又飞快站上凳子。 我发现这天爸爸特别在意妈妈的打扮。连她往脸上扑粉,他都疑惑地瞪着眼。妈妈说,怎么这样婆婆妈妈呀,又不是你上台。我爸爸不吱声,看她手腕子一抖一抖,黄面色渐渐消失了。妈妈眼睛紧闭,微皱眉头,给粉呛得直要咳嗽,他看妈妈拿出铅笔,在舌尖上蘸了蘸,去勾画扑进粉里的眉毛。妈妈使劲睁开眼。使劲瞪着镜子,爸爸也帮她瞪着。我妈从镜子里看我爸一眼,说,你给老贺把生字标出来了吗?爸爸嗯一声。 妈妈最后打开口红盖子。口红也是祖母留下的。我常常背着妈妈打开它。一旋开那子弹壳似的铜帽儿,一股油哈味就冒出来。红颜色也不新鲜,看去也哈了。陈旧的唇膏使妈妈微翘起嘴,喘息短促微弱了,像祖母。 我们准备出门时.贺叔叔一迈腿从栅栏上跨进来,他目光躲开娟秀而古怪的妈妈,看着我说,这么漂亮啊!我知道他实际上是在说我妈妈。爸爸旱有准备,从风衣口袋里拿出一叠稿纸,递给贺叔叔说,先看一遍,字要是不熟,多念两遍。贺叔叔笑笑说:我的故事我还念不出来? 爸爸说,有些字我怕你不认得,给你注了同音字。贺叔叔大声说,我那么笨?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走吧? 两人撇下妈妈和我,先走了,又一块停下脚,哈哈地笑。爸爸再次停下,独自笑,良久不往前走。 男人和女人;花露水和雪花膏的气味;酱油气味,人人捧着一个大搪瓷盘子,持一柄搪瓷勺子,吃着酱色浓重的饭莱。 近处是我妈妈。她一边细细地吃一边机警地四处望,想找个地方把她盘子里的东西倒进随身带来的饭盒里,带回去添加些蔬菜,又变成三人的一顿晚餐。 远处是贺叔叔和爸爸,站在楼梯****淡。爸爸手里端一大盘食料,不曾动过几口;贺叔叔却空着手。他吃“小灶”,肉丁是真的肉,不是滚上一层酱的发酸的豆腐干。 一些人上来向贺叔叔躬躬身,握手。又一些人上来。 我不断为人让道、我眼睛却一直朝爸爸和贺叔叔那里望。我爸爸这天的样子与平常有些出人。我的爸爸,我从小就意识到他与众人的出人。他一身上下,很少有规整的服饰,总是七长八短披披挂挂。猎装式的米色风衣从不系钮子,腰带拧成一根绳儿;颈上搭一根深咖啡色丝绸围巾,面积宽裕,肥大的两端垂荡在风衣襟前,不时被他谈笑时的手势惊动起来。那根围巾只不过是一截旧绸料,也是从祖母遗物中发掘的,对光看看,上面不知多少蛀眼,微力之下它就会碎在你手中,是它那将腐将化的质地,使爸爸比在场的任何人都缺乏一点实体感。爸爸秘密修饰了自己,我突然明白了。我爸爸的修饰和别人相反:把本来就缺规矩的全身弄得更乱,头发尽其本性向各个方向曲卷。我不懂得的那股趣味把我吸引了。现在回想,他的颓唐和感伤,使当时的我内心极被牵动。 我爸爸在笑,拍着一些人的肩,也被一些人拍着肩。 是贺叔叔主持那天的朗读会。人们在大厅里找好一把深蓝丝绒的椅子,安顿下来。被糙劣食物破坏的矜持恢复了。深蓝丝绒的幕帘上缀有金流苏,打蜡地板和水晶吊灯,这毕竟是个矜持的所在。由于多日对这一餐饭的期望终于得到答复,所有眼睛安宁了,神情是美味的丰足的。 节目中有七八个人朗读自己的作品。大多是诗歌。贺叔叔的《紫槐》是朗读会的开场或压轴。这天来了一群少年宫话剧团的男孩女孩,将《紫傀》配了乐,诵到高昂处,都成了一副歌喉。 观众的呼吸声变得不均,变得潮湿:饥饿竟可以是美丽的。 我揩着泪,无意中,我发现贺叔叔在看着我。我把拳头停在嘴唇上,惊讶和羞怯。他是那样的看着这个十岁的女孩子。他全看见了,看着泪水怎样越聚越厚,在她两个眼珠上危险地摇曳;终于积得太沉重,眼睛再也盛不住,剥离了出来,形成一颗圆熟完整的泪珠。红桑叶上的春雨,一颗水珠子从细到大,地心引力把朝下的那端变得圆腴硕大,形成了珠宝的锥形。他看见了我由于流泪而鼻子不通,肺叶伸展和收缩。他坐在距我六步左右的地方。坐在供主持人休息的沙发上。它是大厅里惟一的沙发。他看见了一个十岁小女孩沁出情感和爱慕的过程。一个秘密的过程。 我还不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慕会开始得那样早,能越过种种巨大的不可能。 谁不爱慕他呢?我们必须爱慕英雄和偶像。饥饿于是产生了诗歌和美丽。 我把手停在嘴边,连鼓掌也不能够了。他那样长久地看着我是怎么了?两束温情的目光从那带支配性的身躯上投向我。不仅温情,他还觉得有点好玩。一个小女孩为了他那件遥远得失去真假的身世伤心,他有些被逗乐了,又有一点愧意。人们把故事团来团去,一层层渲染使它增生。他心疼这小女孩竟对它那样信以为真。 有一刹那。他像是要起身,朝我而来。要来抱起小女孩,给她一番哄慰。告诉她,许许多多的事都不是真的。 十八岁时,贺叔叔说他在朗读会上确有那冲动。但我不相信他会和我如此之巧地分承了同一记忆各自的那一半。我不敢说自已的这一半有多可靠。而多少美好的事依赖于我们记忆的不可靠性而存在。 我爸爸和我,分承的是同一记忆的另一半。 我爸爸坐在我右边的椅子上,他的右边是我妈妈。那个六十年代的秋天夜晚,人们抿紧嘴唇打饱隔的那个大饥荒的晚上,对于我爸爸最重要的一个节目,是贺一骑将在闭幕前朗读那部长篇小说中的选章。谁也不知道它是我爸爸一字一字写出来的。知道的是,贺一骑在写一部巨型小说,史诗般的,画卷般的,规模百万字的,我爸爸将替他润色文字。 我妈妈用胳膊肘轻杵一下我爸,他才看见贺叔叔正走向舞台中心。一身海军蓝色,一只手稳在右肘那看不见的左轮上。我爸爸看见他的一笔一画在贺叔叔的手里握着。 我爸爸和大家一块鼓掌,笑容瘫痪了。贺叔叔转向麦克风,人们还在鼓掌。我爸爸却停下来,他不知自己是怎么了。他看着贺叔叔正派、红润的脸,稿纸上的浓墨渗到了背面。我爸爸不知自己到底怎么了。仿佛是感到哪儿伤了,他一动不动,以知觉去摸索那隐秘的一股疼痛。 贺叔叔的脸色那么年轻,那麦收的血色一直不褪。他的河南话音在大厅里嗡嗡起来。阅读很慢,很沉稳,在一些柔缓的拐弯抹角上,等待着听众的理解。他明白听众全跟上了,眼睛把所有人罩住,压住所有的急切,将食指在舌头上抹一下,稿纸果断地被扯起而发生撕裂般的声响。 接着念下去,继续他的征服。 一处或两处,我爸爸独自闯出几声笑来。他知道自己在语句中埋伏了什么,因此他早早进入了期盼。他曾在那两扇书架搭建的书斋里,一遍遍地写和撕毁稿纸,把那些机关设置到字里行间。此刻他一人独守后台,预期所有的机关奏效,玩出把戏来。把戏成功了,并稍稍出乎他的意料,他的笑便失了禁。笑时他竟没发现他是唯一知底细者;除了他,没1个人懂得那语言和细节布设的绝妙。除他自己,没一个人在意那把戏的谜底。就那样,爸爸的笑声从肃静中爆出,如同太平无事的夏夜,乘凉人群中无端无由响起两个爆竹,那样严重的缺乏上下文和群体意识。 当然,我无地自容。 周围有人啧喷,显出被惹烦的神色。 我妈妈踢了踢我爸爸的脚,他却还是把那笑的音阶全奏完了。笑过,爸爸感到强烈的无趣。他驼起背,两只手装在风衣口袋里,脚仍是掌心对掌心,轻微颠晃。肯定有点失意和愤恨。我知道我爸爸很少愤恨别人,只是偶然地,他会真诚地恨自己。可能也恨他和贺叔叔都参与的这份友情。 真心的喜爱他。喜爱贺叔叔的勇敢,仗义和豪爽。觉得最吸引人的是贺叔叔璞玉浑金般的独创性。没有规范,没有格式,一个一个的故事都被浓烈地个性化了。我爸爸说,你可以写贺一骑那些故事。不过不会有他的气味。我爸爸的艺术良知是清澈的。 其实他不是被贺叔叔奴役,他被他的喜爱所奴役。 他们谁也不知道,他们相互倾轧,像所有最亲密的人之间。我们对父母、父母对我们,倾轧不仅是物质的,而是心灵的。 大概应了心理学的“反动力”之说。人喜爱自己能认同的人,却因了反动力的缘故,往往被自己完全不能认同的东西所吸引。 再给我一些时间。 在讲到你认为是症结之处以前,你得让我建立信赖。 还好。我们昨天一块吃了午饭。 不是,是校园里的便餐厅,学校没有中国餐馆。 一件轶事:保险公司给我推荐的那个在保险网中的心理大夫,半年前就死了。可是他的录音电话还在工作。直到昨天,他儿子按照我一个多月前留在答话机上的号码给我回电。那是他儿子头次跨进他的世界,清理他的遗物。 七十多岁的老医生,三只漆黑的档案柜、装满他患者们的陈述记录。他死了,他儿子不再需要这些记录。谁会需要这些记录呢?从此后谁对它们负责呢?…… 好的,请问吧。 没有,从来没有听见过。 我明白你是指幻听。不,没有过。 那是有过的,但自己同自己说话不算症状吧? 你也是? 问过舒茨,他说他逮着自己几次了。大声骂自己,也劝自己。 不骂,我就是和自己商量。现在去拿信还是晚上?要不要吃安眠药? 带来了。这是我常吃的两种。 会上瘾?生活里瘾多了,这个也不算什么。 试过。两周,一点五毫克的。 就是自杀念头迫切的时候。 还会有的,和心情好坏没有直接关系。自杀在我的基因里。 我祖父的心情并不坏。心情坏多是自我冲突。我祖父是统一的。他自然。很少有太大的自我冲突。我爸爸,满心都是冲突,他的笑都是冲突出来的,但他不会放弃。自我与超我与本能构成的三角冲突,使他得到不断调整和补充。一次次的充电和减压,这是我爸爸。 非常简单,一次我在巴黎的德欧塞现代艺术博物馆里,站在罗丹的雕塑前面,忽然一个念头袭来,自杀了,就不必非得崇拜罗丹了。世界在你到来前已规定好所有你必须崇拜的东西。没有选择。不崇拜你太孤立厂。你必须爱拉哈玛尼洛夫。爱肖洛霍夫。列维坦,毛泽东,国家,名誉,父母。护必须爱,不然不安全,现在我必须爱和崇拜罗丹、莫奈、米罗、夏卡尔。我不加选择地崇拜、爱,因为文明和进步就包涵绝大多数人吃力的跟随。在非常偏僻的美国小镇,你还能看见莫奈的复制品。虽然是被动的,毕竟也是崇拜的表态。轮不上你来怀疑的,你一生下来,贝多芬已经同喜玛拉雅山一样,把你笼罩在伟大的阴影中。自杀,你便跳出了这个安排。 已经给你规定好了的正面人物、事物。自杀是挪出这种惯性。 博物馆大门前那铜塑的工农兵是正面形象,还有王深白一直在雕琢的,打算补入工农兵行列的“革命知识分子”。 还有贺叔叔。 ——我在想、从哪儿接下去。 对,火车。去祖母家的火车上。 我那时身高一米五五,体重七十五斤。十一岁的女孩,长得稍猛了些。 其实这个岁数的女孩都有一点儿厌世。倔强?她们总是有一头干燥的头发。 ……像是没有足够的准备来讲这件事。 谢谢。 那我告诉你那之后的事吧: 火车在一个闷热的早晨到了上海,有一种甜蜜和不稳的情绪在这世界上。我什么也没表示,把头发编结好,看着贺叔叔笑一下,什么也没说。也许我说了一句:车为什么在夜里停那么久呢? 贺叔叔又替我提起小藤箱。叫我跟紧他,别让拥挤的人群挤散。他温热的大手带着适度的潮湿搁在我肩上,挡开站台上的人流。很大一股人体的生理气味,他也想替我挡开。就要出贵宾室了,他愣住,转脸对我说,糟糕,忘了一件行李!他的公文包丢在火车上了。他往回走几步,又走回来,额头和脖子上顿时油亮起来,浅蓝衬衫的腋处一边出现一个月牙形的汗渍。唤过来一个女服务员,让她跑步去从火车上把那公文包截下来。服务员很快回来了,说火车刚离站,公文包要到了杭州才会被送回来。贺叔叔嗓音重了,说:那怎么行?开会的发言稿还在里面,还有一个德国莱卡照相机!后来我知道,里面还有一个笔记本,记着纽扣大的字迹,是贺叔叔想到的情节和细节,需要口授给我爸爸写进那部长篇小说的。其中一些词汇只有他自己识得,那是他忘了一半自己发明了一半的字。笔记本封面里夹着他妻子和儿子的照片,是小城里的照相馆以水彩上色上得过火了那种。 又在贵宾室交涉一会。没有更好的结果。贺叔叔看着我笑笑,说:小伙子,好在没把你这件大行李丢了! 我跟着他走到车站外:炎热里一些穿破棉袄的乞丐灰暗地晃来晃去,满地纵横着弯弯曲曲的污水,看去可疑。 而就在这些污水之上,数不清的人躺在行李上昏睡。馊了的西瓜瓤气味在空气中冒着泡儿,酿着什么。上海一九六三年盛夏的一个早晨,白昼来得迟些。 我们迈过一些横竖的人体,艰难地睡着却绝不甘心醒来的人们。 贺叔叔让我等着,他去寻找大会派来接他的车。 我等着。忽然出现一个想法;在这个车站,偶尔有父母让孩子们等着,他们永远不再回来,各种各祥的原因导致了如此的割舍和摆脱。孩子等到天黑,等到天明,不知道遗弃其实早已开始,那些天他熟睡,他任性或乖觉,都不妨碍一个预谋的成熟。我把小藤箱紧靠脚放好,望着贺叔叔消失的方向;他离去时在人堆里开出的路,已经又愈合。这个车站上,偶尔有个绝望地翘首的孩子。 你知道,你小的时候对大人们比对自己信赖得多。你听见父母在半夜吵架,在半夜做爱,或喝酒吃东西,第三天早上,你仔细在父母脸上找一个证据,找半夜那件不寻常的事的证据。可你没有找到,因此你认为你不过做了个梦。你为这个梦会愧怍。十一岁的女孩,因为自己秘密的一些向往而发生了梦魔。她为火车之夜的梦境感到愧怍,汗在白色泡泡纱的单调衣裙和因发育而微微疼痛的身体之间黏稠起来。 我稍稍向左边走一点.想看清人们是怎么了。人渐渐往那里聚拢,如同大群的蚂蚁要合力搬弄什么。 是一个女乞丐。坐在一只木盆里,怀里抱一个不出声亦不动的婴儿。女乞丐不会比穿白裙的女孩年长出一轮去。肮脏掩盖了她的青春。她浑身只有那个露出的Rx房是干净的。不是全部,只是婴儿的嘴和脸常常触碰厮磨的那一带异常洁白。那是个很好的Rx房,不像女公共浴室里的那些,存在得毫无目的。它从肩部源起,看似平坦却已在暗中勾出了弧度。然后陡峭起来,形成它最壮阔的主峰。 峰巅使皮肤绷得很紧,绷得薄极了,全然透明,透出它的沉重、多汁。一些淡紫的血管蛛网一样柔细而不确定,处女时期形成的褚色圆晕此时膨胀得出现了危机。乳头己被婴儿的吮吸重塑,塑出它原始的形状,硕大一颗呈出母性的慷慨。 所有的人都别无选择,非得去看那个Rx房不可。我忽然看见贺叔叔也在人群中。他是一路找我找到这人群里来的。他闯入时只感到人群静得惊心动魄,同时他已知道了女乞丐的美丽故事。他一眼就看明自盛着女乞丐的木盆是什么木料。那是一只桃木浴盆,作出乡村豪绅家的少奶奶气质。它给用了七八十年了,经常给桐油细细油过,盆发着暗暗如肉体的润泽。女乞丐袍着婴儿,从洪水上乘木盆漂流出来。木盆以外的都失去了。人群里的谁在负责传播这个故事,人们听着。呢喃唏嘘地赞同。反正贺叔叔走到最里面时已求索到故事头尾。故事是没有得到女乞丐校对的,尤其那有关她的豪绅背景,那个被枪决的祖父,充公的豪宅和化整为零的祖产故事说她嫁不出去,没人要娶她,她只好嫁到百里外的生疏地方去。故事结束在木盆的价钱上。她的惟一嫁妆,价钱是三十五斤粮票。 粮票。和这儿的减价券完全两码事。粮票是你存活的许可。它限定每个人的占有量,限制不合理的食欲,限定人的居住范围和活动半径。必须得到上海市当局发的每月二十八斤粮票,一个人才能叫自己上海人。你可以有房产,有钱,但你可以照样挨饿;没有粮票,一切物质对你的肌体都是无机的。因此没人买得起这只木盆,知道它值,知道它盛着一条半人命。 看去多汁的Rx房其实已经干凋,婴儿正在遗弃它从沉睡直接进入昏迷。 我猛见贺叔叔站在我对面时,有人正跑去叫警察,有人把一个山芋面饼放在女乞丐面前,就迅速而鬼崇地消失了。把怜悯摊开在众多眼皮下是件羞臊的事。这样露着一个Rx房的女乞丐,怜爱和那个Rx房便有了种联系。 我的目光始终不离开这只Rx房。我几乎忘记它从哪儿来。它和眼前的图景有哪种关联,却是一阵为它而生发的激情。我在今天可以对当时的激情有所懂得了。似乎什么东西接通了它和我,它成了我的。我明白地体验它被我自己的身体负承起来的分量,一种伟大的分量。那突起;我明白地体验我自己的掌心托起它的满足。 女乞丐不自觉地向前送着胸部,雕塑一般在脊背上形成后仰的弯曲。那不自觉的原始慷慨。 三十多年来这个形象蚀在我的记忆里,越来越深。十一岁是不该去对女乞丐的Rx房发生崇拜和惊羡的。贺叔叔看见了我目光的靶心。他叫我一声。我看看他,从他担忧和困惑的眼神里,我知道自己是荒谬的。我们同时又去看一眼女乞丐。一个感觉在我心里映动一下。贺叔叔的手托住这Rx房。就是那只走起路来不甩动的手,它之所以不甩动是因为它有一个使命;手和这只Rx房,它们有个秘密的关系。 贺叔叔又叫我一声,皱起眉露出父亲式的焦灼。他说,你可把人找苦了小伙子!他走过小小的空场地,走过木盆和山节饼,一时间把人们视线的瞄准弄乱了。他拉起我一条手臂,说:有什么好看,车在那边等咱们呢!仿佛他自己也没意料到的一个动作,他随便从口袋掏出一个小纸团儿,投在那只木盆里。两张二十斤的粮票。他扯起我走出人堆,女乞丐在后面叫:大哥,把盆拿去吧! 贺叔叔没理她,脸上有浅度的恶心。女乞丐叫他“大哥”人人都听到了。他不想那么公然地做她“大哥”。本来那点儿不经意的体己,全让她卖弄出去。他还怕她会叫着叫着上来拉他,献出一只美丽的洁白Rx房。我想贺叔叔是先我一步看见女乞丐的,也一定看得比我深人。一边看一边从贴身口袋掏出所有粮票。两张小纸票在他手心不停地团着,在指缝间捻揉,心病似的愈结愈紧。如同《紫槐》中的少年士兵和老妇人;似乎有一丝儿私情是他不愿暴露的。所有人同她都似乎有一份暖昧的私情,他们正受折磨,却不能承认。 贺叔叔拉着我的手,一直拉到吉普车里。我一直找不着贺叔叔的眼睛,车内是暗的。我叫了他一声,他回转睑表示答应我,可我仍找不着他的眼睛。按说是哀哀的,按说是《紫槐》中那少年的。一个人不给你看到他眼睛的时候,不管他怎样把整个面容给你,你都是找不到的。 在几年后那些批斗会上,贺叔叔罪人一样由衷地低下头。人们把他的头发向后扯起,想让台下所有喊“****贺一骑”的人看看他的面容;他们看见了他被扯出了位置的五官,却看不见他的眼睛。那个时刻,只有一霎,十五岁的我看见了他的眼睛。只有我一个人看见了,是他给我看的。他只给我一个人看那里面的委曲、狂怒,那令他疯癫的自尊的剧痛。他只允许我看了那一霎。 文化大革命。 不止了,是三十年前了。 是,叫红卫兵。 不是坏人,就是和我当时的年龄相仿的孩子。有的稍大些,二十来岁。 参加过,后来退出了。我发现一篇很长的批评文章一共才用了七百多个字,就退出了。重复性太高,多枯燥。

一个五月的晚上,我正忙着结婚和毕业,贺叔叔来了。我打开门,请他进来,他阴沉地笑一下。 他问我:你爸爸去哪里了? 我说他不会走远的,去散散步,要不就去路灯下观一局老头们的棋。他自己不太舍得花时间下棋了。我请他进来坐、请他进到我们刚刚分到的新居里来。文人们陆续迁出旅馆,搬进石膏和油漆味十分新鲜的六层楼。贺叔叔一个人还留在旅馆。说是他看下属们为房子争抢实在看不下去,他宁可等到最后。 我说贺叔叔你可越来越精神了。 他没有怎么听进去,微微笑一下。尖口黑布鞋的皮底踩在地面上吱吱地响、他答应坐下却仍咯吱咯吱地慢慢踱步。我剥开一支嫩黄色巨大的非洲香蕉,送到他面前,我完全不像瓜棚时那么认真地笑,说:省给你吃的!他又微微一笑,看我多么会在长辈晚辈之间,男人女人之问钻空子。 我妈妈从卧室出来,肩上搭着一条已织成的毛线裤腿,看看贺叔叔脸上的重重心事,说上礼拜六叫她爸爸去找你来吃晚饭,你也不在! 贺叔叔抢白,脸还是带笑的,谁说我不在?他根本没有来找我! 他转向我:小伙子,得好好看着你爸爸! 我妈妈脸一仰,笑着说:大不了就是两个女孩子缠上了。 我忽然听出一种较量。 我妈妈经历了文革变得泼辣强悍,典型的基层文艺干事作派,热情而咋呼。她对贺叔叔说,那茶叶筒里是好茶,昨天下面县文化馆来人带的,我说我给贺叔叔泡吧。 我妈妈说,老贺还是客人呐?他在我们家从来就不是客人! 贺叔叔看看手表。奇怪的是他那番放逐与劳苦后,是另一番变化。人人变粗,包括我那个曾经玲珑的母亲。贺叔叔,却变得一天比一天儒雅。农夫式的开放笑容,也成极清秀的一个笑了。右手的四个手指托着一个工艺上品的烟斗,是他一个远房表亲给他做的。表亲伙同一帮人打死过人,文革后给判了终身监禁。他花了两年作出这个烟斗,千曲百折送到贺叔叔手上,请他去说说情,把刑减一些。贺叔叔从来没为他说过情。烟斗他决定不原路退回去。 我爸爸照例没带钥匙,在楼梯上就大声喊我名字。无论我在不在家他部喊我名字。他越来越回避喊我妈妈了。 他进来看见贺叔叔特别开心,张口便哈哈地问:你这家伙,这些天影子都不见。 贺叔叔嘴唇呷烟斗呷得成了个固定形状。他就将就那形状笑了笑。他说:我影子都没了! 我爸爸说:咦,说好礼拜六讨论稿子嘛!打电话到你那里,打了有八十次。 我爸爸一直是理亏似地打哈哈,大嗓门。 贺叔叔忧郁地看着电视荧幕,大口地吸一下烟斗,却只吸出一丝儿烟来。他说:你还跟我讨论什么,不是早都商定到文学讲习班去讲了吗? 我爸爸还是哈哈的,问他:你什么意思,老兄? 我看贺叔叔一口烟也抽不出了,烟斗早窒息了。不必等他俩请我们出去。找对我妈妈说,来看看我同学亲手绣的一对枕套,还有宋峻妹妹从青岛买的贝雕。我想拿很丑很丑的这些结婚礼物使我妈妈分神。她早我一步看出贺叔叔这晚的不善。 我妈妈用手轰开我。她坐稳当了,一只脚搁在另一只脚上。 我爸爸对我妈使个眼色,我妈妈坚决看不懂。 我退到我的六米斗室,门小开。 贺叔叔说:都跑来告诉我,你最近到什么文学讲习班给人上课去了,动不动就提到我跟你在合写了什么什么。八字儿没一撤的事,你老兄到处去说! 我爸爸理屈词穷地说:你老兄听谁说的? 我妈妈插进去说:贺书记,我也是太忙,你不晓得文化馆干事啊!狗屎做的鞭子,闻不得,我一人唱红脸白脸大花脸!不知他整天坐在那里写十来个钟头都写什么,是在替你写呀?我就放心喽。 贺叔叔不理会我妈妈,对我爸爸说:说你在那儿成段成段地念!你这家伙…… 我爸爸辩争:一共念过三行,列举视角转换的技巧,一时我懒得去别的书上找。什么王八蛋的话,你信? 贺叔叔声音厉起来:我也不是只信一个两个人! 我妈妈一蹬鞋站了起来,抢在我爸爸前面说:贺书记是来兴师问罪的?她嗓音中带着泼辣的笑声。到处都在说贺书记在写一本大作,文化馆的小会计都知道,贺一骑这回又要了不得了。我以为这回你一定信不过别人了,一定要亲自动笔了…… 我爸爸喝住她:行了行了! 贺叔叔右手拇指往烟斗里压烟丝,压了又压,声音不大地说:我跟谁都说,不是我独立创作,是同另一位作家合作。他语气耐心稳重,对自己的诚实绝对有把握。他转而对我爸爸说:我可没有问罪的意思。报纸上登的,你们都看了,我不是回回都说我有一个特别有才华的合作者。 我妈妈还是那种攻势很强的拨辣笑声,说:都奇怪呀,都问呀?这样有才华一个人怎么就没见他写出个名堂来?整年整年在写,一簸箕一簸箕烟一倒出去,都写到哪里去了? 我爸爸大声吼她:唉!然后对贺叔叔说:我拿她没办法。怎么成这么个女人了? 贺叔叔冷静和平,把烟斗点上,问我爸爸要不要试试他的新烟丝。 我爸爸说他抽不来烟斗。又说:你这家伙也真有意思!我给人问到了,随口讲两句。噢,我就没权力讲讲我在写的东西? 贺叔叔笑笑说:我发现你最近特别喜欢讲。 我爸爸也笑了说:我也没胡讲啊。你挑出谎言来嘛。 我妈妈见俩人正式接上了茬儿,便又扛起那条毛线裤腿飞快地织起来。每句话都在她那儿引起一声笑。长年的怨与亲近,长久的熟识和不满,什么都讲不清了,只能如此笑笑。 我爸爸声放大了,嗓子里却仍是压住家丑的吞咽。他说;我就要听你老兄一句话,我是不是有讲话的权力。 贺叔叔喷一口烟,徐徐地,又是一个微笑,说,你他奶奶的爱讲什么讲什么!反正也没那些王八蛋拎着右派反党帽子等着你了。去讲。就是不要扛我的旗号去讲。 这一下子是要打仗了。我妈妈静了,金属毛线针“嗒嗒嗒”地交锋。 我爸爸站起来,嘴半开,半天才出声音:我扛你旗号?好。你老兄说得好;我到处打你贺一骑的旗号。他走过去,把一摞稿子搬到贺叔叔面前,一放:拿走吧,想拿它做什么就做什么去。别让我打你旗号。 贺叔叔在烟灰缸喂磕着烟斗,一直磕。眼睛处于低势,抬起去看站在他对面的我爸爸。就那种把人的各种解数全看透了的眼睛,你不干了?他拍拍稿子。 我爸爸的狂怒就在一层皮肤下。我心里油然来一股渴望:我想看着他俩中的一人把那稿撕了。像舒茨撕推荐信那样。斯文的歇斯底里,报复别人亦自我报复。 我妈妈的毛线针不动了。她看见两个五十岁男人脸色在暗下去,心脏都跳得相当吃力,血液稠稠地在脑血管里一次次费劲通过。最早就潜在的破裂,现在成熟了。他们一直是以这破裂在维持他们的亲密。像世间一切最亲近的人之间必然蕴藏破裂在他们相处中,他们必须忍受阵阵的痛。那些诚意,那些护理一次次使情谊带着破裂生还。破裂还是成熟了,经厉了相互的开发利用,相互的援助和勒索,经历了那个耳光,经历了那么无限度的谅解,它成熟了。 贺叔叔说:别跟我来这一套,好不好?我要这个(他又拍拍稿子,像拍死牲口)干什么?!我那么稀罕它? 我爸爸大声喊:你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告诉你老兄,别动不动把人捏在你手里! 我妈妈给我爸爸一瞥喝彩的眼光。 贺叔叔慢慢点点头,眼神伤心到极点。忽然把烟斗放进口袋,站起身。 他说:当着你老婆你女儿,我问你,哪一次是我叫你为我写的?不是你自己要求写的?谁不知道那都是你的功劳?你往批斗台上一跳,给我那一下,不就都知道我贺一骑剥削你了?我贺一骑是恶霸? 我爸爸失语了。愧疚与羞愧全面在他心里复发。我的老父亲想起自己那个丑陋的举动。把追究到言和的过程蒙混过去,并不是那丑举也蒙混过去了。它的能量不会消失,如同天地万物的一切能量不会消失而会转换,它转换成了另一种形态,却仍是同等能量。那能量成了居高临下和宽大为怀。 贺叔叔又说:我没那个意思叫你弥补偿还我点啥。你也不用老觉得对不住我。打过了就打过了,我还是认你这个朋友的。 他那样微微地笑。两个嘴角的皱纹是新添的,把吃的苦头都噙住的那种笑。使我爸爸记起:那耳光是所有屈辱中最具体的。所有迫害的先锋。 他又叮嘱一遍我爸爸:不要再负疚下去,不要因为负疚而为他做任何事。最后他笑起来,那么重感情,说:你这家伙!我太了解你了。 我妈妈叫我:送送贺叔叔,楼梯上没灯。 这次是我在前,牵引着他。我讲着我自己的事:留校当助教,考研究生。到了楼下,他明白我全听见了,却不参与。这种不参与是优越、轻蔑。 他说:放心,贺叔叔永远是你的贺叔叔。 橙色的路灯,我给他一个无心无肺的笑。不参与的姿态明确和彻底。 他见我在不自觉地陪他走,跟我说,他认得路。 我说:走嘛。我领着他。已在环城路的林荫带中。他不知我想往哪走。我站下等他,肩膀轻轻擦着他的臂。我说我和宋峻常到这里来,半夜来。 他说:哦。 就像给捅疼了某处那样“哦”一声。 他忽然拉住我胳膊,说:你回去吧。要不你一个人走那么一大截黑路,我不放心。 我看着他,让他看我的成熟。它已近尾声。让他看见曾在瓜田险些开始的,已来不及开始。心里的就永远在心里了。我说:贺叔叔,其实啊我从没真把你当叔叔。 你把我当谁?他笑,为我的青春送行。 我笑。当父亲、干爹。谁让你在瓜棚那时不收留咱们,把咱们押送上火车!咱们举目无亲的。我口齿不清地慎道。肩膀擦着手臂。他的手臂挎在多年前解除的武器上。 他说: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说:噢,你看不出来呀?我又笑:我想在瓜棚和你过下去。 从六岁到二十四岁,他从来都是和我在同一个时刻看到辈分间,伦常间有那么个空子可钻。不论亲和仇、是和非怎样变,那一点是不变的。它是永恒。它是任何快乐不能抵偿的快乐。十八岁那个流放的夏夜,他明白一切都现成。 他忽然间:听你爸爸说,你要和那个小伙子结婚? 我说:已经结啦。 他吃一惊,什么时候结的? 我没精神地笑笑,三个月以前啊。不就领一张红纸吗?你要不要看那张红纸? 他说:你爸爸都没告诉我! 我说:他不知道。谁都不知道。 他在一种大震动中:你这孩子!你父母知道了不伤心吗?一辈子的事,咋能这么草率! 只是一张许可证。方便一些。就在这树林里,不知什么时候冒出儿个捉奸的,有一张红纸,他们就不麻烦我们了。我用那种玩油了的口气,告诉他。 更大的震动。他听见我说,就在这树林里。那份方便就在这里。他同时向往和嫌恶:青春多么贱。遥远遥远的,他也有过一个树林子或高粱地,那女子也毫不还价,尽他拿走,也同我一样慷慨。因为太阔绰的青春大可不必抬高价格。那女子在三十年后变得无比吝啬。女区委书记铁灰的外衣,最后的青春在厚厚却失形的胸脯上,那么昂贵,绝不许触碰。“方便”在他脑中过来过去,不肯沉杳。 流放时的方便,那个圆乎乎的村姑,那饿不瘪饿不黄的酮体,随处供给他。一样的夜色和枝叶墨绿的窸窣。忽然他懂了我说的“方便”那晦涩含意。 我说:结婚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就你们这辈人以为它大不了。 他呻吟了一句:你这孩子。他看着我,摇头苦笑,你父母肯定会伤心。贺叔叔都伤心——这么大的事瞒着我。 我笑:贺叔叔伤心吗? 他不作声了,向前走。路过一些树枝深层里正方便的青春身影。他已忘了,有这样一种方便。他加快脚步,要从这树林的天罗地网脱身。回身粗粗对我说:小伙子,别送了。 我瞬间走到他面前。像在一分钟的火车站上,在火车“呼哧呼哧”急喘的催促中,我与他谁也碰不着谁却都感觉到实质上的依偎。两个身体隔着一尺半的间距合而为一,体温、气息、神志,交融一处,缠绵厮磨。最高的快感不需那些手续。亲吻不需要嘴唇。 眼泪从我脸上滚下来。我说:贺叔叔,我爸爸对我说过:你比他有才华,写得比他好。我爸爸说别人都看不出这点,他是识货的。你不知道我爸爸对你……为你,他心里有多苦。 他看着我,听着。他知道今晚他对我爸爸讲的那番话会是什么后果。破裂已彻底完成。他忽然托起我的脸,用他大而粗糙的九根手指。我的六岁、八岁、十一岁都托在他手里。他为我抹一把泪。只能这样了,只能这样爱和占有。只能这样正视破裂,才能和我爸爸把情分维护下去。 只能这样。 有一点点混乱? 你好客气。我都能在镜子里看见我两眼里的大片混乱。我不知怎么接受他,舒茨。他忽然提出把他的名字从我们合著的书上拿下去,他说这样对我有利。然后他说,他妻子同意和他正式分居,意思是我和他的同居要抓紧时间筹备。要去找个单卧室的体面公寓,不能像我日前住的“塑料房”,(他叫一切简易轻便材料成批建成的楼房“塑料房。)他说他和我可以有个半公开的关系;我只需在他有客人来的时候消失一下。“半公开”还包括去一趟夏威夷,每周一同看一回电影。做爱三次到四次,我煮三顿晚餐他煮另外三顿。还包括:让全世界明白我们在相爱但不冒犯公德亦不蔑视法律。 不知道。如果知道就没有眼里这些混乱了。 可能。 很可能是一个好的前景。 我说过。我现在还对你说,从四月十六号游船的那个下午,具体些是从他当众抱起我的时刻,我开始爱他。开始关心他每天的三明治是否营养充足;开始发现他的鼻梁多挺直正派,他灰眼睛里有罗素和培根,亦有街头那孤傲乞赏的老乐师。我开始发现他一天天好起来的形容,他一天天多起来的优点。开始在一瞥两瞥的扫视中,蓦然看出他原来有那样苍劲清晰的侧影。我知道他会来的晚上,期盼是突突心跳,是一身细汗。一切都出现在四月十六号之后。湖水暖起来了,我同他无言地走走,他胆怯似的,好小心地拉拉我的手。一阵惨淡的幸福。 你看,我混乱吧? 从他灰眼睛中,我还看见了我爸爸。 没有。不过他有点猜疑。那天他看见我桌上没来得及藏起的两封信。是我求职的两个大学的谢绝信。 什么也没问。 我在替他缝外套口袋被撕裂的豁口。他从来不愿讲他妻子。他不想让我在他分居的决定和这扯裂的衣袋之间产生联想。温存一生的妻子只不过想挽留,只不过动了武来挽留。他绝不愿讲她绝望的,歇斯底里的挽留。 我们习惯开着电视,管它在说什么。我请他把外套穿上,看看缝补是不是服贴。他突然来一句:那次面试成功吗? 我全无提防,真就不懂他的话。我说:什么面试? 他说:你上个星期前不是去加州面试吗? 我笑笑说,你怎么知道我去面试? 他反问:成功吗? 我尽量地笑,说,你问航空公司去吧。不是从那儿打听出有名东方女性旅客去加州戴维斯大学面试吗? 他孩子一样看着我。皱纹多妙啊,你没注意到吗——老人的皱纹是先于他的面孔生发表情,面孔没恼皱纹早己恼了,反之,笑也是皱纹先于五官快乐起来。条条皱纹都表达着他孩子般的委屈:难道我不值得你这一点信任吗? 你蹑手蹑足地远行到千里之外,蹑手蹑足在我身边向五百多个大学发求救信号。他什么也没责怪,皱纹已表达得很清楚:他不懂为什么我一直在搞鬼要离开这所学校这个城市。 我满意自己的针脚,缝补是完美的。我笑笑,说他妻子也会满意这缝补。会觉得两个女人的明暗搭档还不错。 我把四十五岁的妩媚全凑足了,继续嗔笑:我今天把这领口撕烂再由她去缝补,这样就对称了你说对吧? 他说:你的非母语己经可以像你的母语一祥婉转地伤害我了。他微笑不减,皱纹在申诉痛苦。 大概是想摆脱恩典。大概想摆脱恩典之本身所含的讹诈和奴役。 是奴役。 是对于任何易感之心的奴役。对于良知。等一等。还有就是对于奴性。 不仅仅是要摆脱舒茨。实质上,我对他很不舍。我说过:许多年后,我会常常坐在他墓前:轻轻的一阵遗憾。 遗憾是那种轻轻的心痛……我不愿离开他。但我要摆脱。 不很清楚。但我必须摆脱它。 我要做个正常的人。 正常的人,之于我,是除却我父亲播种在我身心中的一切:易感、良知、奴性。 也许。我原来要摆脱的就是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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