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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5章 人寰 严歌苓

现在来看看我爸爸这只手。文弱、细长,一向是我妈妈替它们剪指甲,许久前。那中指内侧出现一条浅槽,笔杆压出的槽。渐渐,槽的形状定了下来,变成一个永固的曲扭。当我爸爸在八寸厚的稿纸最下层写上“终稿于一九六三年二月”这行字时,他的右手和左手已很不同了,似乎大一些,梗起暴突的灰蓝血管,显得那样易感易怒。 四年。 我爸爸隐身在两个书架形成的隔离中,一趴四年。我妈妈没有进去为他擦过桌子,因为桌面太小,铺了稿纸和贺叔叔的笔记,就没什么面积可落尘土了。一盏十二瓦的日光灯管日夜都亮,爸就那样趴在乱哄哄的小桌上。有时桌上太满,他就把烟缸和茶杯放在地上。十二瓦的日光灯让你看清他写下的每个字,但每看清一个字你的瞳仁都是一个抽搐。他在那隔绝中干咳、冒烟、吱吱地扭倚子,有时一个字也写不出,只写出一地纸团子。有时他不出来吃饭,不出来倒烟缸,茶干了他就把茶叶全嚼掉也不出来添水。最后出来了,脸色和十二瓦日光灯一模一样。告诉妈妈他写了多精彩的三行,这样的文字写下去会了不得。他在这个时候顶天立地,灰白着面孔在家具丛中高视阔步。 像个聋子一样嗓门特别大,根本不听别人说什么。眼睛空空的,是海伦娜时期庙宇雕塑的王者的眼睛,空缺的眸子成了那种宇宙式的目光。 这个时刻他什么都不计较。我可以多要几角钱去游泳或买冰食,妈妈可以乘机搜查他的信件,看看是否有女人笔迹。这个时刻,之于爸爸,生和死都是小事。 这样的四年。完成了。八十九万字、厚重的三大卷。 封面给你壮阔的感觉,的确是时代之作,深红底色,如静脉之血,书名是《金色狂草》。再就是贺一骑三个字,黑色,方正重大。不愧是名设计家,爸爸说。他以那只血管暴突略略曲扭的右手抚在深红、金色、黑色上面。像农夫抚着自己的上地,田野和禾木。一个已把土地割让、出售了的农大、还像没有作母亲名分的女人把私生子一遍遍摸着? 贺叔叔没有注意到我爸爸那种内在的抖颤:他说起书引起的种种重大反应。他没有看出我爸爸的心情,那种寡妇把不可正名的婴孩永远寄托于人的心情。也许他看出了,却只能由它去。 贺叔叔是在吃了一耳光之后才明白,那四年如何在我爸爸的生命中被勾销了。 我们还回到这个粗糙的舞台上——风刮着两侧高高的毛笔形的白杨树,之间的白纸标语刺啦啦作响。 我爸爸的右手正在那记耳捆子的归途上,五个指尖为余震所麻木。贺叔叔的左一伸向脸颊,去核实。我爸爸看着贺叔叔的眼睛,那么创伤的目光,像是一个人在全力迎击扑面而来的枪弹时突然从侧面或后面中弹,子弹发自于如此近的一个枪口,枪后面是他自认为已永远盟结的人。 贺叔叔的眼睛一刻也不离牙我爸爸,要双方一同确认那证据。我爸爸突然明白他再也收不回那只打贺叔叔的右手。 再也无法使手指的震荡平息。他永远别想把耳光从这只手上洗去了。 他没有发言,批判稿自自待在他外套兜里,白白浸了他的手汗,他打完这记耳光,完全迷失了行为的方向。 完全被贺叔叔那伤透心的一瞥目光弄得智商降到零点。根本没有听见不少人为他这个耳光鼓掌。人们把它看成奴隶起义。我爸爸,一个反戈的英雄。 我爸爸也没有看见台下更多的人由意外转为鄙夷的目光。那些人开始同情受如此之叛卖的贺一骑。我爸爸两眼昏黑,什么也无法看见。他为自己身心内突然蹦出这么个不属于自己的行为而茫茫然、台下上千张脸,台上白纸黑字的巨型条幅,斜阳沐浴的红砖楼房上鳞甲般的一层层大字报,一层层背叛和起义,一层层人寰颠倒更迭,都在他眼前成了水底景物,变形、蠕动,柔和地将彼此色彩形态渗成一体。 是的,我爸爸眼里涌起泪水。 为自己四年中消散的年华,和蜷伏的自尊。为他那份报答:他和他的妻他的女儿原本也不配享有那四年的风调雨顺,只是因为一份格外的恩宠和袒护。他还为自己突然从背后向朋友开枪;为自己人格中突然显露的卑鄙。我爸爸为这所有的颠来倒去而痛苦得噙满两眼的泪。 他没有看见我的面孔也在那上千张面孔中。路两头的交通彻底堵塞,卡车已被人占领而变成镣望台。他眼睛的焦点定在楼前那个永远也不完整的巨大塑像上。塑像这时分是浅红的,全都浸泡在沉淀的夕阳里,那样巍峨而混沌,潜存着成为各种人形的可能性。那庞大的朦胧是个尚未定形的巨型胎儿。巨型的怪胎。 爸爸的目光终点是王深白要以毕生去使之成形的塑像。但我肯定他没有看见它。他急于走出这里,这个现实,去拭掉泪水。太窘人了。那么凌然的叛变之后竟流出泪水。 贺叔叔站立在简陋的舞台上,看我爸爸如何收场,下台。他目送他的背影。目送一只风筝从自己手中的线轴上挣脱了,就要飘走。他的右领上留着爸爸的五根指痕,任所有人参观:他成了落井人、落水狗;目送爸爸向后甩起的外套两襟,看着他长年伏案而形成的驼背,以及他自以为挺起胸实际只不过份着瘦削的肩膀。贺叔叔看着我爸爸越走越远,如同古道上看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友人。 他是伤感为主,还有失望和侮辱。我爸爸,他以为是他一辈子的朋友。 我本来已打算随我爸爸一块离开。可我突然感到我不能与他为伍。他可以在任何场合给贺叔叔耳光,那将只是脾性上的过失而不是人格的败笔。他完全可以在贺一骑春风满面捧着刚出版仍带墨腥的长篇小说来我家时,在贺叔叔将一张定期存款单暖昧地夹在书中夹结清我爸爸的四年心血时,打出那记耳光。他还可以在贺一骑不断把他召到食堂的屏风后面,工头一般对他的写作蹙眉或欣悦时,掴他一记。甚至于,在贺书记提着十斤白米、两根猪大肠来救济大饥荒中微微浮肿的我们一家三口时,给他一下子。 总之,我爸爸可以打出这一巴掌的机会很多,他一个又一个地错过了。失去的机会使他越来越窝囊,越来越弄不清他与贺叔叔的这场友情是什么东西。弄成这么个局面,准也无力收拾了。 是的,羞耻感。 我爸爸的行为让我无地自容。完全是低能动物的虚张声势,趁着强大者的伤残和绝境,突然扑上去,可怜和丑陋。贺叔叔本来不应该那样强大,却被我爸爸那卑小的一举反衬出伟大来。 我爸爸从他十五岁的女儿身边走过去。他的女儿给他让路,觉得她得离这卑劣的血缘远些。你看,十五岁的少女是惟一见证了舞台上舞台下的一切的人。她是惟一将自己的良知平均分成两半的人:一半给她的父亲,为他那窝囊了几辈子终于爆发的造反;一半给她的贺叔叔,痛心他付出去的信赖和友爱。 你说对了。 我同情贺叔叔。在我爸爸落荒的背影被巨型怪胎的雕像遮掉后,我对贺叔叔的同情占满了对父亲的怜惜,任何人都不该被叛卖得这样惨,不该承受这个形式的反目。贺叔叔的发稍忽然一层灰白,面容也一层老态。留在他左颊上的,是我父亲丑陋的手印。 真对不起,我忘了时间。 这是你要的清单——所有在我脑际闪过的想法。只可能是一部分,因为许多时候我无法中断正在做的事情,比方:讲课,交谈(有时我会边谈边潦草地记一两笔,之后再规整),晨跑。 过分乱,只能是由我念给你听,如果愿意你可以手记。 准备好了? 他瘦了,要想个办法避免和他单独碰头。 我爸爸上封信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得尽快回去看他。 街底回去,不回来了呢?(这个怨法很令我温暖。)我怎么敢说这些?说英语反正是不知深浅的。 其实在当时我并不反感你和我做爱。别用这种腔调。 我可以告你性骚扰,因为你是我的上司。撕毁的那封推荐信,我该把它保存下未。 贺叔叔摔了一跤。和他告别的时候。他舌头有些大。 没有后代。没有后代会是什么后果?是不是找个人,作出个后代来?太晚了。电视上那个女人四十八岁生了头胎。原来这些焦灼是没有孩子引起的。先有个自己的孩子,再去找人结婚,找这个老头吗?随便。原始部落的男人往往在与一个女人结婚之前把她同前夫生养的崽子都杀掉。从他们到你男性必须掩饰的大多了。 宋峻怎么会变得那么贫嘴呢?和我恋爱的时候他多不爱开口啊。同他的婚姻还是不错的,离婚竟然发生了,他看电视,我打毛线。他去踢足球,我去球场硬叫他回来吃饭。还是快乐的,我们坏在了哪里?没有信仰,我和他都对婚姻没有信仰。这个婚姻无益处,也无害处。起码宋峻不肉麻。怎么就结束得那么漂亮。 宋峻宋峻宋峻。 一年零九个月没有一个字来过。和新婚的妻子,又要过成他和我了。 我天性上的弱点啊。 警惕我爸爸的毛病。 活下去又有什么不同? 糟粕怎么办?由谁来打扫清理?到八十岁再死就免去别人处理你这摊糟粕了吗?那时候他们处理起来怨气会小些。现在是你在制造糟粕,那时你被制造成了糟粕。在我没有想好处理方式之前,我不去找死。 我的心理医生说:急什么?反正你总可以晚一点杀自己。先试试,不行再自杀也不晚。 他这句话倒是让我“退后一步,海阔天宽”,让我有恃无恐。 要打个电话给他,把我的秘密告诉他吗?现在?现在。最好碰上留言机。算了。可以写给他。别留下字据。 看他的关切会不会深下去。 他猝不及防地问我:你说你从十一岁到十二岁发生了很大变化,肯定是发生了计么。你能记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吗?他像个私家侦探,已抓住了疑点。我撒了谎,我以后会更正。 我同我的心理医生说的,有多大比例的谎言?尽量别撒谎,否则不是把诊费白花了? 这股味道是什么?是番茄鸡罐头?真的会闻到意念中的气味,记忆和嗅觉,谁储存了谁? 贺叔叔我这生是忘不掉了。 其实不常想到他。英文把他抹煞了。他和中文的我连着。在底层,没有语言的深部。 没有太多的人能承受我的恨。恨是伟大的感情,谁配我的恨?必须是伟大的人。绝大多数人不配你的恨。 贺叔叔的五官,给灯光概略了,像一张潍坊剪纸。眼梢、眉梢、嘴角,都是吉庆。抱着刚出版的三大部头小说兴冲冲地来了。爸爸和他都喝了酒,从高兴喝到沉闷,俩人都不知怎么了。妈妈夺下爸爸最后半盅酒,贺叔叔失手打翻自己的酒,俩人郁闷地散了伙。我爸爸在贺叔叔走后翻开书,手指殷切却又不让我们看出殷切。果然看列书页深处夹了张定期存款单,上面是爸爸的名字。料定会被蛰痛,忍不住还是要去碰,果然给蛰了:我从来不知它的数目,爸爸不可能给我看见。它是用来收买我,还是我爸爸? 乞妇的儿子,把乞与施变成了人世间的第一对关系。 我发现自己坐在带壁炉的餐馆,对面坐着字质地优良的纯棉高折衫的舒茨教授。桌面上摊着四张纸:他为我写的推荐信。电脑印刷机把一切复好如初,印出崭新的四页。原来他可以一次次撕碎它,同时使其再生。顽强的自我复制,更替和繁殖,一点痕迹也不见。存款单上的数额我永远不可能知道。不管它大还是小,都是奇辱。 他脸上亮起一个微笑。 我说:谢谢你。 他说:你说什么? 我原来说的中文。 我没有足够的体力说英文。英文必须是那个年轻力壮的我说的。我讲中文是退休,是退化,是我向孩提期的退化,如同成年人吮呷棒棒糖,挖鼻孔,以此类行为来减缓作为成年人的压力,我没有体力做成年人。我的力气只够好好把这餐饭吃完。 别逼我讲英文,你要面对一个成年人的。年轻气盛,操着正值十八岁青春的语言,依仗不知天高地厚的率真。 你得面对他。 让我退化。既然统治欲,占有欲,竞争欲,几乎所有对人类历史进展发生影响的欲望都是朝着孩提期的退化,如同啃手指,呷棒糖,挖鼻孔,是成熟向幼稚的心理退化,请让我也退化。让我讲中文。你不必全听懂。不是谁都不企图去懂婴孩无字的表达? 发怒也是退化。我发现自己在发怒。 你怎么不对我吼回来?我得不到正当反应。舒茨不参与进来。我一个人打球,那边不接。我说他利用职位欺辱女性他还不接。 发怒就像泻便,憋得绝望时出现了个厕所,就着茅坑长舒一口气敞开自己。怒得厉害,就便感强烈,带着腹痛、压迫、肠子乱拱,因此也越发刺激、痛快。但假如发怒的对象不给你强烈的对杭,排泄只是温和的,不遇任何阻力和抵杭的,均匀地进行;整个肌体不被那种反作力震撼得冷噤连串,发怒的快感等于零。 他说了“不管怎样我是爱你的”这句话吗? 我用我孩提期的语言说他占我便宜;就这点权力,你还想怎样。 占便宜也是心理退化的症状之一。如同侵略性一祥,如同相互拭杀,白日梦,食之过量,****,都是由成熟向幼稚,由成年向孩提的退化。 一个人有些不甘心。他离开已有一个小时了! 记忆像潮水一样退去。 有一点盼望:他忘了东西,帽子、手套,或者公文夹,回来取。我可以好好告诉他。我那个英文的性格已附着在我身上,我有了做一个成年人的能力。我可以告诉他一、二、三、四,我的损伤究竞在哪里。 地土是那封推荐信,是我撕的,这回。破坏东西也是心理退化。弗洛伊德列了上百种心理退化的症状,还有迷信和看恐怖故事。 文化大革命几亿人一同干的,砸碎这里那里,你打我我打你,听、视、制造恐怖故事,仿佛是整个民族向幼稚退化。就像希特勒,政治生涯中的每一分钟,都充满严重的心理退化,凡事都拒绝成年人所应具的能力。整个战争,屠杀是因为几个人的严重心理退化。这样的结论令人好受些。 不要审判他,医治他。 医治从哪里下手?这般辽阔的退化。 情愿它是退化:大标语,破四旧,迫害,人人都带有攻击性。不投身到集体的恐怖中去,是没有安全感的,退化最终是寻求安全感。把别人致伤、致死,只不过是为了一点安全感。突然跳起来,给人一个耳光,仅仅是图那点安全感,红旗的海洋里,沉浮的原来都是些不安全的心。 你全用笔录下了? 还有十分钟,我今天早些走,因为我不记得我出来的时候有没有锁门。 留步吧。谢谢。再见。 我收到了你的圣诞。谢谢! 真抱歉,我忙得连上街买卡的时间也没有。怎么也该给我爸爸、妈妈寄一张卡。 谢谢。她还好,比我父亲稳定多了。他们离婚之后倒是我母亲渐渐稳定下来了。 我没告诉你吗?他们离婚有十四年了。 我妈妈,她是个可爱的女人,比我起码天真十五岁。 她演歌剧,后来调到图书馆工作。后来又到文化馆工作。她从事的这些工作都没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她是个很原色的人。也很直觉。 很快就发觉了变化。像你一样。我妈妈把时间、地点推算出来,问我:暑假里你在上海怎么了?(你问我:在十一岁到十二岁之间,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了?)其实我丝毫变化也没有。 一天晚上她躺到我床上来。同我并排躺着,问我这个那个,但她问的绝不止那些,绝不是那些。她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了。 我马上不愿她的身体挨着我。我说我困死了,别挤我,蚊子该进帐子里了。她开始用一种我两三岁时的语态和我说话,哄逗我,反过来也让我哄逗她。她暖洋洋的呼吸吹在我耳朵上,后颈上。她的目光也热乎乎的在我背上;顺着我侧卧的肩膀、腰。明显耸起的髋部直打量下来。骸骨已向广度扩展开来,之间的容纳在丰厚。表面无变化的腔内,一切都在苏醒。 她间:我请贺叔叔在火车上照顾你,要他督促你洗脚,他督促你了吗? 我用粗嗓门说:那么大个人要别人照顾什么呀? 她对这份伴随发育期同来的粗鲁一向不一般见识,但这晚上她敏感起来,指出:从上海回来的我变得顶撞、野蛮。她并不厉声,边理若我的辫子边叹息。声音稚嫩,柔懦,令人不忍。她嘟起嘴唇,像两三岁的我那样嗔怒地说,你知道妈妈就只有你一条命根子啊,你爸爸外面有女人的。 那个时候,没有。是她的臆想。 真奇怪她居然能同那份猜疑、那块剧痛的心病一块活了那么多年。直活到许多年后,我爸爸真的遇上了个女人:对干我爸爸爱着另一个女人这桩事,她从多年前就有把握了。一直在空口无凭地怨怪,哭闹。诅咒那个直到十几年后才出现在爸爸命运中的女子。在妈妈惧怕得不可终日的时候,那个女子还是一份完全无形无影的存在。她和我们的存在毫无相干,也没有相干的最微小的可能性。她还在念她的大学,打她的篮球;她是个远远没有开始存在的情人和情敌。就像许多年前,我对父母,是尚未开始存在的女儿,而妈妈却为了那女子必定要开始存在而折磨我爸爸。主要折磨她自己。她的直觉太好了,她自己也没办法。只得由它折磨她,折磨我们大家。 浅蓝色的尼龙纱帐里,我妈妈对我讲着她对我的理解。提到一些小说的名字,它们让女孩子们上当。我面朝墙壁,伏卧,整个腹部被压在席上,她讲她的。她可以一连几小时对着我独白,我可以什么也听不见。直到她流泪,我才说:我不是在听你吆! 听见我爸爸拖鞋踢踏踢踏地从外面回来了。他刚打完一局桥牌。最不怕老婆的一个人都回家了,我爸爸才回来。她抓紧时间结束这场说教。她说,男人是很莫名其妙的。结束语总是这句,像是真知灼见,含有权威。她从来没有机会去经历普遍意义上的男人。二十岁嫁给我父亲,此后便上了卫星运行轨道。她检查我爸爸的文章,看是否有“右倾”,“消极”情绪。若有,她就在件他寄稿之前偷偷换掉一些词,或删掉一些句一子。常常在邮局那结了一层颇厚的浆糊茧的桌上,拿着那根拴在绳子上的公用蘸水钢笔,在爸爸的稿纸上推敲字句。文章发表后,爸爸总把文章读许多遍,总觉得丢失了东西。有时妈妈手脚动大了,爸爸就骂主编或编辑部,说最有精神的句子给这些人贪污了。他冲动得要去大门口的传达室打电活,请他们把他的名字一块删掉,这样的文章不配他的名字。妈妈在这种时候总是一面拦阻他一面温存地摇头,半闭眼帘,食指竖在翘起的嘴唇上,仿佛在告诫一个稍年长的孩子,别吵醒摇篮里的最年幼者。爸爸真的会压低嗓音,放轻手脚。妈妈一句话不说,一直保持那个哑剧手势,直到我爸爸在某把椅子上沉静下来。 她那个优美的哑剧动作一直留在我幼年的记忆里。似乎总有那么一分稀薄的睡眠笼罩着我们;就在近旁或无所不在,那个好不容易入睡的病婴,巨大而不可亲的躺在我们的生活中,绝不能惊醒它的因病痛而生的乖戾。妈妈看着我们的眼光,那样温存和压抑,让我们在那无边际的脆弱睡眠上如履薄冰。 我妈妈放心了,她无声一笑。这时候的笑是最妩媚的。走到我爸爸的背后,双手顺理他狂卷的头发。像一个小女孩颇有兴致地玩耍杂碎的毛线。她说:我看同你的原稿没太大区别呀。 我爸爸说,对于语言趣味低下的人,反正没区别。狗皮袜一子,反正一样。 妈妈从来不在乎爸爸对“低下趣味”的暗示。从来不觉得失面子:爸爸把头再从她手指下移开,厌烦得要爆炸了。还得说教下去:好赖你的文章发表了,让人看见你还在这儿,没给送到什么地方打矿石去。改几个字有什么呀,把我们家的户口改到北大荒去,你随便写得多高级,还有人登吗? 我爸爸坐在那里,喘息从粗到细,慢慢变长变深,变得像入睡那祥均匀而带着微微的鼻鼾。贺叔叔到达之前,他一次次从政治倾覆边缘无恙回归,无功无过,无形无嗅地消磨年华和才智。一直到他写出那篇八千字的杂文《儿不嫌母丑》。他徒步把文章送到省报,两天后又去一趟,如同旧时信差,坐在主编室外,把校样等到手。一个标点都不妥协。 我妈妈知道时己经晚了。 同一篇报纸上就有了反击文章。 不久,我爸爸的文章被拆开,被人们半句,半段地拼镶在他们的文章里,被截断移植的句子衍生出新的生命,后果已大得无法吞咽。无论是我爸爸,还是一切企图为我爸爸开脱的人。比如:贺叔叔。 他在这个局势中认识了我爸爸。 我妈妈恳求了他,去找那个刚调来的党委书记,你要女儿跟你去北大荒南大荒啊?! 她凭着她奇特的敏感。 对,非常了解我父亲。他的本性。只有我妈妈知道这个本性。知道它时时刻刻地被压制,被压制成爸爸的好脾气、大度、与世无争。 只有她知道,有一天他会给贺叔叔一个大耳捆子。一份日夜弥漫在我们生活中的恩宠和主宰终止在爸爸恢复的本性中。那是彻底的无拘束,是对一切权威疯狂的反感。 是两扇书架后面连裤腰带也不想要的那个生灵。 让我们看看:这顶天蓝色尼龙蚊帐里躺着的三十三岁的女人和十二岁的少女。

一九八零年九月,从法国回来的贺叔叔在旅馆的院子里看见一个二十九岁的少妇迎着他走来。一身编素,是那种看透各种艳丽颜色之后的单调阴沉。他皱起眉,眼睛从老花镜上方看出去,看着少妇开始微笑。他坐的木椅是我曾坐过的,就在他和我爸爸离乱后重逢的那个早秋的黄昏。又是黄昏黄花。他膝上放着一摞手稿,上面是我父亲的手迹,无可挑剔的、世代相传的严体小楷,共有六十万个字——几百万个横、竖、撇、捺。贺叔叔一边读一边以一支红铅笔在稿纸空白处写下意见。他此时看出少妇是冲他来的。少妇叫一声:贺叔叔好久不见啦! 是我。 全知道:我爸爸刚修改完第三稿;第二稿贺叔叔意见很大,红铅笔涂得稿纸页页挂彩。我爸爸只得重新来。 他站起身,稿子有磨盘重,被他吃力地搬到一边,为腾出空位让我坐。他朗朗笑道:又认不出来了,女硕士了嘛! 我说:这字同我爸爸的一模一样。我装得烂漫无知。 他说:这一稿他写得不错,再改一改就叫出版社来拿了。你爸爸。只有我知道他是这一代作家里最用功,又有功底的一个。 我紧咬牙关,他当然最知道,也最知道他背叛来背叛去却无力背叛他自身。他那动不动就作痛的良知、疚愧。 一文不值,我这样对舒茨讲:最廉价的就是良知;扔给伪装成越南战场伤残的老兵的乞丐一个铜板,其实你的伪装比他的更甚。 贺叔叔又说:真都认不得你喽,长这么大了。他去法国仅仅十天。 我问:我能不能上你那儿打个电话给我妈?我爸爸出去了,我没带他房间的钥匙。 五分钟后我在贺叔叔的套间里。我给我妈妈打电话,说我爸爸的胃出血已止住,主要是写作的长期神经紧张所致。我说:妈你尽管放心,白骨精对爸爸照料得还不错。 我必须按我妈妈的叫法称我爸爸的情妇“白骨精”,我妈妈才不觉太孤立,才认为我孝敬她。我又劝她离婚拉倒,反正我爸爸这个男人给谁也不会带来幸福,让白骨精去受受他吧。我妈妈问,带着轻微哀嚎:白骨精有没有帮他把烟戒掉。我说:放心,白骨精要爸爸不喘气,爸爸就不喘气;烟一个月前就戒掉。我妈妈的哀嚎蛮起来:还是白骨精有本事啊!这些男人。配什么好女人啊?就配白骨精去跟他们变把戏呀!那你再让白骨精替我发一句话:叫你爸爸立刻同贺一骑一刀两断;他不是听白骨精的吗?请白骨精帮我最后一个忙:禁止他再为贺一骑写一个字! 我说好好好,一定转告。我看看正为我泡茶的贺叔叔,做个鬼睑。我说:妈你放心,白骨精一定照您的话去做,她向你学习,最崇拜我爸爸的才华最尊重我爸爸的刻苦这下你放放心心在离婚书上签字了吧? 她哭着说:我还得再等一段,看看自骨精是不是真心,长久待你爸好!电话挂断得那样激情,悲痛欲绝。 我从电话机上抬头,天己黑,贺叔叔来不及把眼光从这少妇身上移开。有那种时侯吧——你凝视得太久,目光如放出去的钓线,已经扯不动,收不回。目光已和眼睛脱离了关系,眼睛移转,目光自己却停留在那物体上。那物体有削薄的肩,不很明显的胸部曲线,黑发白衣,那物体承载和积累这目光,积累成了演变。它成了现在的形状是由于这目光的沐浴和催化。目光中,它美好;仅仅由于这目光决定它的美好。每一份美丽都是为着一束目光的照耀,每一份皎好与成熟都是对于一束目光的报答。或是可知的,或是无知的——总有一束目光从一个方位探照过来,照着你。你的美丽不是公认的而是相对于这目光的。 就说失踪的波莉,她不知自己始终在一束罪恶目光的照耀下越变越美丽。 我随便地靠着桌沿,手指玩着自己的发梢,如无聊地捉尾的猫。我不时看一眼三尺外坐着的贺叔叔,嘴里讲着我爸爸吐血的事。清淡地讲,悠远地听,都不去看一段垂危生命与茶几上这摞稿子的关系。 他将两手枕在脑后,不断补充他所知的细节。他说他去主治医生那儿秘密打听了:差点儿是癌。一场虚惊。 我说:你在巴黎开心吧贺叔叔? 他说:一个字不识。他笑。明目皓齿在不明不白的傍晚灰色中。 心照不宣,我们都没去开灯:屋里没了那股甜腻的烟丝味儿,他戒了烟,他可以戒掉一切,包括那个同他做过一年爱的姑娘。我忽然很想知道那姑娘的样子。剥净衣服的样子。 我对贺叔叔说:贺叔叔我想在你浴室里洗个澡,这不是第一次。我爸爸和三十九岁的女生在他房里恋爱时,我就到贺叔叔这里来用俗室,也领宋峻来洗过。贺叔叔不在时,他关照服务员放我进去。 有些紧张。感觉到什么反常。他说他要出去买份晚报。我说我昨天熬夜翻译一篇文章,说不定他回来的时候我泡在浴盆里睡着了。他哈哈笑,说:那我叫宋峻来领人。 别忘了,我在这个男人而前随时可以变回去,变成六岁。 等我洗了澡,边梳理头发边看电视的时候,贺叔叔回来了,手里拿一盒生煎小包。他说我曾经最没出息的样儿就是在那一分钟火车站啃鸡腿。那么好看的农夫式的笑脸再次出现了! 我感到长久长久以来,我就是为这笑所照耀,为这束目光的沐俗所活着的。王深白那座巨型雕塑被矗在博物馆门口,是一九七四年。我从各个角度看它,多么平庸拙劣的产物,却放射着理想。你喜不喜欢它有什么要紧?你的不喜欢早就被否决了。 我脱口而出说道:贺叔叔,我不能和宋峻生活下去。 是长不了的。 他明白我其实在说什么。我穿着旅馆的白毛巾浴衣,他在昨天穿过。他天天穿的。他说别胡闹,婚姻都是要凑合的。像你爸爸这样不肯凑合的,只能更遭罪。 我说你呢? 他惨笑一下,重重地看着我。我说你要我凑合呀贺叔叔?我的手捻弄着浴衣的腰带梢儿。真想看看那村姑一丝不挂的肉体。 他又说别胡闹啦,婚姻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说,当时你怎么不告诉我——那天晚上我送你,在环城路旁的树林里。他明白我提醒他什么:别又错过了。 他一直看着我。捻弄腰带的手,导火索在这手里紧紧松松。他当然明白我是没办法的。我爱他。并且,到了能够表述、给予它的时候。 爱不爱他不取决于我个人的好恶,情趣。取决于时代和理想。没有这理想,或许他连英俊都没有。理想给了我们成见、审美。他眉宇间的正气,嘴唇的刚毅,前额的胜利和征服感,愈老,这些美的特征愈显著。他是九亿中国农民优越长处的集合。然后经过过滤、打磨、抛光和精炼。 我怎么可能不爱他?三十一年前他进入这个城市时骑着枣红马,浩荡的部队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载着他。一色的粗布军衣,一色的破旧与不合体,却令这城市耳目一新。夹道欢迎的人群,四分之一是女学生们。她们看着枣红马上的年轻长官,看着他那铜像般的深色的光泽皮肤,那胜利者的眼睛。她们心目中自古袭承的公子哥儿式的男性美瞬间被纠正、更替了。再不是张生、梁山伯和贾宝玉,而是这个枣红马的骑手。这个肤色黝黑。骨节粗大,眉眼鲜明如民间剪纸的男子汉。“男子汉”的图解就是他。他们着魔地看着他,有点怕。当他们发现他不仅是个指挥官而且是个著名小说家,他们更是爱慕得不可收拾。或许他无俊美可言,但她们认定这就是理想的俊美。 包括他一口侉音,草鞋布衣。那时我尚未出生,我却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爱这偶像,带一点儿敬而远之。我对他的爱生发得那样早,早于我的出生。 因此我坐在三尺之外,所有的表白都浮上来;拿走我吧,因为我生来就是等你来拿的。 我正视他,咬出这些字眼:我爱你,很早很早了吧——我知道你想对我怎样。 他一语不发,伸过手来拉我的手。他把我拉到他身边,说,不许胡闹,听见吗? 我把两个胳膊时架在膝头。浴袍心形的领口在少妇胸前垂荡出相当的空隙,他若想看进去,他能够。我不知他是否乘了这机会。我的嘴唇还在嗫嚅,讲从小的我、少年的我,成年的我,都怎祥恋他。 他仍说婚姻是没有办法的事。他说:你肯定知道找和我老婆是靠分居维系婚姻的。你该懂事了,不能胡思乱想。宋峻不错嘛,大不了多回父母家过过。他的手绕过我的脖子,在我另一侧肩上轻轻拍哄。他说,你知道贺叔叔只能做你的贺叔叔。 我说:那个乡下女孩呢? 他哑了一会,说:你都知道了——我不是泥做的,不是木刻的。 我落起泪来。现在我回想,不知那泪是什么意思。我呛着满嗓子的泪间:就不能爱我? 他一直拍哄他心目中的女孩儿。见仍是止不住泪,便移到她对面,在她膝前跪下来。第一次,他和她相互恋想的二十多年中,他第一次叫女孩儿乖乖。或许我听错了;仅仅是希望他那样叫,一声比一声乡土气:乖乖、乖乖。 竭力地不碰我。竭力避免再犯火车卧厢那夜的过失。 那过失。我从十一岁就知道这样一个无懈可击的人也会犯过失。从此以后我对这个可能犯过失的英雄着迷更甚。似乎在引诱他,以那份带崇拜的爱,以带谋图的天真无邪。 他感动。听我讲一个小丫头爱一个成年男人的无道理的故事。他看着这讲故事的嘴唇。动作着的嘴唇:那些字句从这儿吐露时那器官的快感和满足,如同一道美味被这器官咀嚼时的快感与满足一样。律师们和医生们,在那些禁忌的词句,那些私处和羞处的名词从此器官经过,发射出去,理所当然地享用他们的特权把那些秽词当最寻常词汇吐露于公众,那器官所经历的快感与满足,与此刻我所感受的相仿。不光是咀嚼美味,不光是吻,能够给予这器官满足。它必须发射某些字眼。它不仅仅是口齿、嘴唇。 贺一骑——近六十岁的男人看着少妇面孔上的这个器官。在发射禁忌的词语,在咀嚼胶姆糖那洋咀嚼“爱你”。 他希望她别说了。他希望她说下去。直至嘴唇彻底不再是嘴唇,是纯粹的生理器官。 没有。他绝不来吻它。不吻她。他等她发泄完。 怎么可能有人能替代他呢?太全面了:是你的父辈,是你的偶像,是你的冤家,是你的征服者又是被征服者。 他强悍,却虚弱得如此;一次次不毁我:他毁了我父亲一生,而这一生又始终被纳入他的保护、他的拯救、他的宽容。 不是敌人,我爸爸还不够做他的敌人,没有势均力敌的平等。 而是我的敌人。我对他的爱和崇拜中,包括敌意。他甚至能感到这点。 现在他白发苍苍跪在我面前,拍哄我,求我再放过他一次,祈求我和他再一次错过彼此。少妇要比女孩易毁得多。 他渐渐离开我,起身,要去开灯。我不准他去。让局面僵持在暖昧的昏暗中。这时有人敲门,一听便知道是我爸爸。刚捺亮的灯又被他神经质地捺熄。门外门内都静等、困惑。不能再开灯了,更不能开门。大家都僵持着,停了呼吸和心跳。我爸爸在门外喊:老贺,老贺!怎么回事,刚才灯还亮!……我站起来,紧紧浴袍。 我爸爸在门外等。我、贺叔叔、我爸爸,暗中站成一个等边三角。如同贺叔叔、我、舒茨眼下站成的三角,以及与宋峻和其他我连名字也记不全的男子们。冥冥中总是一个三角,贺叔叔永固在那个位置上。一切都是冥冥中,谁都不应负其责任。 我和他等着门外的父亲走开。似乎一切只待他走开就会发生。他感觉到我爸爸是我和他关系和辈分的坐标。 一定觉出什么蹊跷,我爸爸走走又回来,还在想那灯自燃自灭是怎么了。他绝不会想到贺一骑也会金屋藏娇。 贺一骑一生没被人捉住实实的把柄,对那个乡村女子他从来不给你比捕风捉影更多的线索。我爸爸脑子里闪过一万个念头也不会闪过如此场景:一个头发披散、套着他的浴袍的女人和贺一骑单独锁在房里。他眼睁睁看着灯熄去。 他断断不会想到贺一骑浴袍里的女人是他女儿。 倘若这时门突然被打开,我爸爸会失去他女儿,却再不需负疚。那一耳光打对了,只不过旱打了十多年。所有发生的都有逻辑和来由,只不过顺序有些颠倒。 谁来打开这门? 当然不能是我。那就成了我和我父亲合谋下的套。 也不可能是贺叔叔。其实他可以完全如以往那样阔步走过去,“哗”地将门敞开说:这丫头在我这儿洗了个澡。 他完全能这祥混过去,完全不惊动这个父亲的疑心,假如他没有那刹那的惊慌把灯熄掉。是什么导致了他这个熄灯的动作? 多么奥妙。 对于我的保护和爱惜。对他自己的保护和爱惜。多年来的那个企图盘桓在他高尚的灵肉深处。我看着我多年来倾慕的这个男子,无意间进出一个熄灯的小动作,一贯的高尚中迸出这一星点卑琐和虚伪。再也动不了了。 我爸爸再次敲敲门。 贺叔叔打了个狠狠的手势,让我和他进一步潜伏。 这是旅馆服务员送开水的时间。把空了的暖瓶取走,换上两只盛着鲜开水的暖瓶。向来不先敲门,当你听见哗啦啦一大串钥匙声响,人与暖瓶已在你房中。 我期待着。 三个人还是这样站成个三角。暗中。我期待服务员突至,门被突然撞开,让一切都呈在我爸爸眼前一切都不可解释。 我在这当口忆起了一个村姑。是在贺叔叔送我去火车站的路上。她同三个年轻女人一块,另外两个背着半岁的孩子。他们三人一同用那样的眼睛着着我。就是女区委书记问我“你是谁”的那样的眼睛。两个背孩子的先收了眼睛,只有她迟迟不放过我。我觉得那就是她。究竟是不是这个女子并不重要,她可以代表,象征那个女子。圆滚滚的肩膀,无拘束的Rx房和腰身,总是微张的嘴,滚烫的脸色。她一定是这样子,这形状和色彩。 我爸爸走了。服务员也怠工。剩下的男女还不敢动。 灯也不敢亮。他慢慢走过来。 乡村女子敞开胸怀,反正灯熄了。他把她推搡到床上,发现她很娴熟。年轻的女乞丐接受了他的四十斤粮票,现在他接受她的偿还。 什么不是行乞呢?我不也用五百封信去行乞?我不是仅仅要乞得一份薪水。它包括一日三餐,房租和车,医疗保险。每一个在电话中向你兜售某种彩票的男男女女,每一个捺你门铃来向你推行某种信仰或每一个在大马路上发给你免费健康食品或要你行行好试用一下新型洗发露或者上来拦住你向你陪尽笑脸让你救救远在非洲的孩子。谁和谁不是乞与施的关系呢。贺叔叔觉得我在行乞,也觉得我在施舍。这乞丐的骄子,最是通晓其中的人情。 他并不是向我走来。他走过我,关上窗,小声说他怕我着凉。太危险了,白浴衣里面就是那个女乞丐。 这一时间,我爱他爱得只想死去了。爱从恨中腾空而起,带着恨的力量。我愿拿一切来换他的一个真切的拥抱和亲吻。一切都不抵他那只残手的抚摸。我爱这个早就能毁我却不愿毁的男人。所有的意愿和意志,都在这“不毁中。 在那之后的半年,我和宋峻停止了做爱。不久,我们恬淡地谈起离婚。 激情不知去了哪里,怎样也搜寻不出来。但我知道它肯定秘密藏在我身体的哪个角落。 我仍是不时去贺叔叔那儿找我爸爸。他搬家了。住了半层小楼。是待遇。又有了卧车。又有了大小名流的客人,在他家谈风云或风月。我渐渐也是重要谈客之一,在有人对金斯伯格或德库宁起劲的时候,我会不男不女地指手画脚、同人辩论,我会玩世不恭地笑。却在某一刻,回首或抬头,我发现贺叔叔在看我。 根本看不见我的指手画脚和玩世不恭,他只挑他熟识之极的看。他只看见我的六岁、八岁、十一岁,最迟是瓜棚中的十八岁。只看见清气逼人和不知何来的一点儿野蛮。他也就纯情和年轻了。隔着许许多多失之交臂,他眼睛温温地照耀在我已死去的那部分。只能是这样的表达没有,我爸爸病了一年,医生勒令他停笔。 再拿起笔的时候,所有人似乎都对这部巨著无精打采了。出版社主编,杂态和报纸。包括我爸爸和贺叔叔,像是错过了时令。 那是每天都有一个年轻作家爆冷门的时代。都像当年贺一骑出版《紫槐》时那样年轻。英气勃发,不可一世,出版社全去忙他们了。

我父亲用那一记耳光来摆脱自己。不惜破坏自己人格的和谐。那个意外的卑鄙举动,那个叛徒之举,实际上是他在挣脱白已。他从来没明白这点,用了这么多年来为此举动思索反省。 对他说:舒茨,给我一次机会,我要做一个正常的人。他知道有一个伤痛,却又不知伤在何处。其实并不只我一个人。假如他爱的是另一个和我年龄相仿,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女子,他都会感到她那无法探知的伤痛。我们的整个存在就是那无所不在的伤。因此那伤并不存在。我在自我矛盾,我知道。非母语,自相矛盾以致含混不清,都得到了原谅,我总在你脸上看到你的原谅。你的不惊讶,你的眼睛有时像圣像的眼睛那样不惊讶,司空见惯。 其实语言从来没有准确过。语言的含混使南希和克林顿,使律师们不失业。 我可以躲在我的英语用词不当的后面,对舒茨说:那个开头开得不好。我们那个开头。在你的大办公桌上。 你把权力、利害全压上来。如此开头怎么行?你算计好了,酒埋伏已久。 他?把它的杀伤力归结到我非母语的偏差上。他不计较我用词过猛。一向原谅,像你。 他说:好吧,就算开头不尽完美。但我们现在在深深相爱,不是吗? 我说,是。 他说他为我已断了一切后路。他说许多好事的开头都不够美好。 哪止“不够美好”?不是量,是质。是本质的不好。 你在占一个急于求职的四十五岁的女博士生的便宜。本质是性骚扰。 他还是坚持原谅我,笑,皱纹划出痛苦。他总说他喜欢我说英文时的幼稚可笑。一个没头没脑地呷呷的孩童。 语言的稚气使我身上幻化出一个年轻许多的我。那个假象使他信以为真,他甘心信以为真。因此他在享受一份假象的青春同时必须原谅。他把我语言中的无轻无重,过分直接都当成那幼稚的整体,他无法剔除其中一部分不善和不逊,那些刺痛他和令他无法下咽的。 他笑笑说:注意你的用词。 我笑笑说:你觉得是修辞问题吗? 他说:想想一辈子要听你这样不知轻重的话,真无望。他让我明白他那父辈的宽厚之爱,他的皱纹告诉我别的什么。它们在告诉我:我也在敲诈。 让我们别谈这个了。他可怜地说。拥抱和拥抱的一切后果使进了死胡同的谈话歇在那里。我在他第二次上来时感到自己不是那么好挣脱的。我爸爸在四十五年前通过我妈妈给予我的这个“我”,可不那么容易挣破,逃离。无法停止做“我”,无法破除我爸爸,我祖父的给予。那奴性。那廉价的感恩之心,一文不值的永久忏悔。 那不也是个好的开头,贺叔叔和我爸爸。 ……让我喝口水。我过分缺逻辑吗? 突然忘了我想说什么。核心,失散了。 我是说过。我从四月的游艇上开始了爱情,回避去看那开头。我认真地告诉了他一次:我爱他。这三字只有第一次讲是认真的。他没听过我讲第二次。 抱住刚刚讲了“我爱你”的四十五岁女人。紧紧抱住她的誓言。然后,他降低下去。我发现这白发苍苍的男子跪下了。 有一点美丽。有一点恐怖。这个跪下的白发人。 我发现我流泪和微微窒息。 还是很混乱吗?只是有一点儿? 我在想我爸爸写作的样儿。你已知道那次破裂。我送贺叔叔,一直送。我让他看到我们青年男女的天地。是的,我要刺痛他让他知道我是垂手可得只要他年轻二十岁。我明白我爸爸在破裂完整地呈现在他面前后他会干什么。他会更卖命的去写。果不其然。我就在舒茨奋力待续的时候,想到我爸爸卖命写作的模样儿。他在运力,一再延长时限以证实他的年轻壮健。我因而有闲暇去想;树林送别之后。 第二天我起床时看见我爸爸已将自已塑在桌前了。我去两扇书架后问早安。他心情不坏,稀疏的卷发中缭绕着青烟,烟灰缸满得要溢出来。他真的感觉满好,因为他从凌晨就开始工作,已在早晨到来时卸下了一点儿疚愧。经贺叔叔提醒,他明白债务还到一半就撂下是等于不还,利息只会一日日涨上去。 是的,是贺叔叔让我爸爸明白:那一记耳光是有记载的,在他们彼此内心,在成千上万人的目睹耳闻中。他让我爸爸明白:他的骄傲和荣誉可以被灭除,可以被贬为零,但不可以承载我爸爸那只巴掌。 他的胸襟原不宽大。他表现得逼真而已。或许那般宽大的胸襟只不过是他的善意向往。真心宽容和超脱的他,是我在瓜棚金黄色灯火中看见的那个清瘦俊气的中年农夫。那是他的还原,满是人情味和快乐。还有丰富的情感常识。多自然和谐,与我或那暗中存在的村姑促膝坐在田畔上。 我问我爸爸:要替他写下去吗? 我爸爸说:是合作。不是“替”他写。我爸爸可不想当着我这个晚辈认那笔账。 我笑笑,合作呀。得多少年! 我爸爸看看我被一夜杂梦所染的苍白面色。他伸出带墨迹的手拍拍我的手背。明白极了,从六岁到二十四岁,所有的根梢末节都在她女儿的眼里、心里。所有的裁判。 我再是苍白一笑,说:爸爸,就是别太累了。 他已开始昏花的眼睛有那么多感激。他感激我从不点破什么。不像我母亲,在贺叔叔走后大声讲给我爸爸听同时讲给左邻右舍听;他还要怎祥啊?谁欠谁他搞清楚了吗?!打他一耳光怎么了?他剥削你那么多年,剥削你那么多才华心血、不抵那一耳光?!你还剩几年给你自己? 你自己的长篇短篇呢?这生这世还有时间写吗?有什么了不起—当上人大代表了,更好了,以后一个字不用写照样挂着名作家的牌子!你怕他什么?不就扇了他一个大嘴巴吗?大不了叫他扇你一下。然后你可以向全世界宣布,贺一骑的书上连一个逗号都不是他写的!他在政治上拉拢你,就为了能一辈子收买你,压榨你!我们是社会主义,作兴这样拿人当牛使吗?! 我爸爸起初还听,渐渐不听;渐渐不听也听进去不少,于是抓起烟缸扔出去。他本没有靶子,却准准砸在我妈妈的小腿上。我妈妈倒在地上,我和我爸爸去扶她,她开始哭她自己栖牲在我爸爸身上的一生。开始哭出另外一种嗓音,那样开怀的大悲大怒,我们从不认识。 从此我妈妈一见我爸爸撤入他的“书斋”就冒出那个嗓音来。让我意识到她是如何为她不幸的丈夫四面八方抵挡和出击了那么多年。从八面玲珑的小巧,从纤细地在贺书记面前垂泪为她丈夫去乞讨,到目前的壮硕,张口便贯通丹田的诅咒,哪壶不开提哪壶。连她短短的烫发,揖鼻涕的姿态声音都使我感慨她经历了怎样的心理锤炼而达到如此成就。几十年的栖牲,为我父亲,也为我。眼下她的牺牲完成了,把我爸爸对她的最后一点兴趣,最后一点忍受都牺牲了。终于,在她破口大骂贺一骑,顺便也挖苦她丈夫时,我爸爸向她宣布:他有了另一个女人。文学讲习班里认识的,有一份难得的教养。我妈妈稳稳点头,事情果真应验了她的先见。 你可想而知从此往后。我很快搬出去了,和宋峻住到他外婆家。我爸爸在我之后又回到旅馆,贺叔叔用他的权势为他找了间最静雅的小房。并向所有服务员打招呼;非请莫入,一部重大文学著作正在成形。 隔着那道彻底的破裂,他们仍天天在饭桌上淡淡地谈话,谈遥远的北京西单民主墙和“星星书派”。有时那个三十九岁的文学讲习班女生也入席,一言不发地加入他们或深或浅的讨论。我妈妈从来没如愿同她来一番语言决斗,因为贺叔叔一句话就可以使旅馆成为城堡,我爸爸在其中有充足的安全和安宁,去写贺一骑的故事,贺一骑在狱中在瓜田的“基督山恩仇记”。 贺叔叔甚至比过去更著名,不断被请到电台和电视台,讲些他“流放”的趣闻,透露他下一部巨著的规模,它将代言那个庄严谬误的时代。他还偶尔出国;中国活着的偶像作家之一。

春荒的傍晚。 一九四二年。 默默跟随行军队伍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看去在五十五到六十岁之间,因为瘦和衰弱。女人跟着一个十四岁的小八路。老妇人对小兵说:小兄弟你饿吧?小兵回头看她一眼,赶紧跑两步跟上队伍。老妇人也跑几步,嘴唇都喘白了,又说:小兄弟你看这一路上槐花都没了,叫人都吃光了。小兵说:都吃光了狈,你跟着队伍干啥?!队伍有行动哩!小兵前头有个老兵,这时对大娘嚷起来:这是要打日本去呢,你跟着干啥?急着给鬼子送信去呐?! 大娘只得跟他作作揖,说:我有个孩儿也参加咱们队伍了;我那孩儿跟这位小兄弟一般大。她还是一步不松地跟着队伍。队伍上坡。队伍下坡。浩浩荡荡。队伍越走越快,大娘自己跟上了,一身烂絮,一双烂鞋都给落在了后边跟不上她了。小兵不时回头看看这位枯骨一架的大娘,仿佛是鼓舞她跟上来,也仿佛求她别再跟了。几个兵都恼了,对大娘说:没见过讨饭讨到部队来的!再狗撵人咬着不放,我们可要开枪了!大娘说:八路军不打俺乡亲。老兵说:八路军不打好乡亲!有人这时把枪栓拉上了,刺刀也上上了。大娘这才眼巴巴看着那细瘦的小兵跟着细瘦的队伍从山梁上走没了。 天黑时,西北来风。队伍歇下来。把每条粮袋抖净了,熬出半锅小米粥,每人半瓢倒在各自的洋铁罐子、搪瓷缸子里。多半从日木兵那里来的。还没来得及吃,有人说,哎呀不好了,槐树林那边站着的不就是方才的讨饭大娘?大娘却是不过来,有一两个兵叫她,她也不过来,她靠着一棵树一直坐到每个战士把粥都喝完厂,才又走到那小兵身边。小兵眼圈红起来。抿紧嘴唇不去看大娘的脸;大娘手从怀襟里掏出一把蔫了的槐花,对小兵说:小兄弟,拿着吧,都给你留着呢。小兵眼泪流到了脖子上。大娘说:俺家有个小子,也十四,也跟队伍走啦。大娘说着也不看小兵的脸,泪流到脖子上。 几天以后,队伍打仗回来,看见那个大娘已经歪在土包上饿死了。小兵抱起她来,有的人听他哭声中有“娘……娘……”的呻唤。 对,是这本书中的一个故事。以它命名了全书《紫槐》。 没错,是贺叔叔的身世。 一篇写得好极了的小说。我得承认,我爸爸永远写不出如此不露声色的残酷;那美丽,古老而含蓄。 现在来看一看完然不同的一种背景。我爸爸生在上海租界,曾有个留洋回国的父亲。有个芝兰性格却很少相夫教子的母亲。父亲是不笑的,从两个圆圆的厚镜片后面嫌恶地看着世界。他留给我们子孙所有的相片都是不笑的,仅是两侧鼻翼向外掀起而形成笑的影子。那神色让你觉得你实在够他忍受的;他所以能够穿着三件套西装一天天活下去是因为他对你的忍受。他在回国的第八年死去了,这样一个人你都不必去问他的死因。所有功能都支架在一个忍受上,放弃了忍受,一切就都放弃。他死得清秀俊逸,远比他活的时候可亲。他的遗孀的性格非常适合做寡妇,美丽、冷漠,一向很懂得和寂寞打交道而把空空荡荡变作一种饱满。她和一个女佣把惟一的几子养大,家庭的必需像伙食费一样一天天减少。佣人说:太太,没檀香了。她就回答:那就不要点了吧。佣人说:太太,少爷的袍子没有浆怎么就穿去学堂了?她就回答:那就不要浆了吧。她柔慢的回头,抬眼皮、咧嘴微笑,缓慢却持续不断地落齿落发。到我见到她时,她口中只有上下八颗牙齿,为了美丽的原因坚绝不再落了。我看见她总是一个人在推牌九,膝上一只做梦的猫。她管咂一口白开水叫“吃茶”,茶碗也处处打了缺口,只剩她端茶的手势还精巧,还能让人看到那往昔的精巧。我爸爸离开家去上大学时,他的家境已被她母亲削减到最基本点。这个基本点和贫穷没有直接关系,因为祖母死后我们发现她垛存的成匹呢料和丝绒,整套的金银器。 我爸爸是他父母惟一的孩子。在我看来,他的父母不是不具备生养的人力和财力,是不具备生养的兴致。 我爸爸从小进人基督教小学和中学。 我爸爸,每个认识他的人都不会有任何困难向你讲起他。 这样把我爸爸和这个叫贺一骑的人并置,他们以各自的异端,天悬地殊来填补彼此内心那不可言喻的需要。 人们告诉贺叔叔的,有关我爸爸的,他都不去信。他从来不信他是个狂妄的人,花花公子,从来不停地恋爱和背叛。贺叔叔恰恰认为我爸爸自有他情有独钟之处。他一开始在人群中找到了那个喧哗大笑的源头。他朝我爸爸走过来。我爸爸意识到这个刚上任的上司正是在朝他迫近。 现在有印象了吧。 这个有不雅笑声的人,是我爸爸。从家庭和教会学校的沉闷中,不知怎样,他精神和肉体中爆发出那样的笑。 他笑得那么突兀,以至笑声的发启完全是哑在身体深部的一股强大震动。痉挛,可以说。笑声从一个痛苦的层次穿越过来;在痛苦的挤压下和摩擦中,它穿越过来一然后这笑成了一股爆破的力量,挣脱了痛苦而上升,形成一个彻底的盛开。他的嘴和五官都在那一瞬舒展到极致。不仅仅面孔,他的四肢和身躯都是这狂欢的一部分,都必须推波助澜地把笑给播送出去、最后,他笑出了一点尖啸。他可怕起来了。欢乐在刚刚接触到愤怒的边界时哗地退回,整个笑的键盘是那么长一段!从低到高,音阶的跨度成了那么宽广的一串排列!它不是由欢乐发启,亦不由欢乐来完成,却纵跨一个由疆界到疆界的欢乐全程。 贺叔叔当时想,此人竟会这样笑。他认为此人最可爱之处是他丝毫不邀请别人同他一起笑,因此他没有那种被谢绝的张惶失措。没有丑角的挫伤感。我们都会做刹那间的丑角,都拿观众太当一回事;观众是否会产生共鸣我们不得而知。我们那一瞬间的丑角生涯成了僵局。我爸爸的成功在于他台下没有观众,或者,他忘掉了观众。那一刻他只管他自己,如伸懒腰、打嚼、打哈欠,纯属个体的活动。 我爸爸比任何人都需要观众,只是:他能够在那一刻把观众忽略掉,忘乎所以,如痴人那样脑中空空。我爸爸,他必须有人旁观才能进入无人之境。 贺叔叔和我爸爸,带着他们不寻常的友情,进入了六十年代。一些时尚和口号,在悄悄地死,悄悄地生。 记得贺叔叔的“小灶”吧?那个绿色碗橱纱的屏风。 人们在食堂读着黑板上的菜谱,一面看我爸爸被厨房杂工叫进屏风内。食堂内吵闹得像火车站。贺叔叔同我爸爸的交谈一点声息也没有。一只食堂喂的猪在买饭的队伍里撞来撞去。人们常看见我爸爸张大嘴笑,兴奋得坐也坐不住,椅子在他屁股下前伏后仰,往往只有两条椅子腿支着地。有时他干脆不坐,绕着圆桌,绕着一块块往嘴里填馒头的贺叔叔踱步。有时他手里有一摞稿纸,人们猜那便是爸爸在帮贺叔叔润色的一部长篇小说。事实上,我爸爸是从头到尾在替贺叔叔写这部近百万字的作品。 根据贺叔叔一叠笔记。 注意另一个事实:没有贺叔叔救助,我爸爸此刻正在同其他右派们结伴挑粪上,填装炸药炸筑水坝的石头。好一点,或许正在土坯教室里教七岁到十六岁的一年级生。 最强,是去个边城做文化馆干事,办小城中大户人家的红白喜事。 我爸爸之所以还在这个凹字形红砖办公楼里领工资和粮票,还能在这个省城报刊上持一个令人耳熟的名声,你知道,是归功贺叔叔的。一天,贺叔叔说起想请个人帮他整理份小说初稿,我爸爸立刻就说:我来吧。在此话脱口时,我爸爸非常差窘,两个耳朵边沿充了血红得晶莹,是生怕他报德的急切让贺叔叔看破,再看小。 此后,常在绿纱屏风后面,贺叔叔听我爸爸向他讲述小说的进展。 我知道。从八岁到十一岁,我已知道我们家所有的事。我知道我爸爸在两个大书架建造的“书房”里,集中精力完成贺叔叔那部近百万字的著作。集中精力于护住我们拥有的这两间只需五元租金的房子。护住年幼早熟的我和他那书架搭起的自治区。一进人那里,就听见他裤带上金属环扣的击碰声,那是他在脱下外裤,只穿长内裤或短内裤坐在三尺长一尺宽的书案前。 我十岁了。 大饥荒。 不,我不记得。我还不知道用什么字眼来形容饥饿。 这个词在我们社会的进行时态中是不存在的,被涂抹了。 饥饿的生理感觉被否认掉了。如同所有肉体的需求,对于其存在不给予认同和理会。我们的生活情景被预定,其中充满阳光和希望,充满非生理的幸福。因此。生理的痛苦,诸如饥饿便是没有名分的感受;它存在,我们却无法将它命名。同其他建立在相同理想的国家一样,饥饿的痛苦是正常现象,是必然,却又是每个人该去悄默承受的。 理想主义从一开始就伴同着饥饿。 三年的大饥荒是用别的字眼来取代的,比如:三年自然灾害。 因此饥饿在我记忆中是别的一些概念,比如:朗读会。 不知为什么,那么多诗人从饥饿中产生。那样的朗读会在大饥荒的三年中特别盛行。 注意到了。但美国作家和诗人们的朗读会是同志式的沟通,战友式的相互支持。 并不普遍。中国作家很少当众朗读他们未完成的作品。抑或完成的。 也许他们认为作家更应该作为文字和语言活着。 很多!让你不得不暗暗捉摸:诗歌和饥饿之间,是否有着必然联系。 那些朗读会总伴有餐会。一张粉红色菲薄的餐券,凭它去领一份米饭,上面覆盖着黄豆肉丁。肉丁常常是豆腐干丁,据说营养是一样的。那是秋天的一个周末。我妈妈从下午就进入了朗读会的氛围。她打开箱子,拨开一层层樟脑球,拿出裙子和旗袍。我们家没有能让她看见全身的镜子,她就站到凳子上,拿一件件衣服到脖子上对比颜色。 爸爸从书房伸出头说:别穿紫红的,花鼓灯似的! 我妈跳下凳子,换一件秋香色,又飞快站上凳子。 我发现这天爸爸特别在意妈妈的打扮。连她往脸上扑粉,他都疑惑地瞪着眼。妈妈说,怎么这样婆婆妈妈呀,又不是你上台。我爸爸不吱声,看她手腕子一抖一抖,黄面色渐渐消失了。妈妈眼睛紧闭,微皱眉头,给粉呛得直要咳嗽,他看妈妈拿出铅笔,在舌尖上蘸了蘸,去勾画扑进粉里的眉毛。妈妈使劲睁开眼。使劲瞪着镜子,爸爸也帮她瞪着。我妈从镜子里看我爸一眼,说,你给老贺把生字标出来了吗?爸爸嗯一声。 妈妈最后打开口红盖子。口红也是祖母留下的。我常常背着妈妈打开它。一旋开那子弹壳似的铜帽儿,一股油哈味就冒出来。红颜色也不新鲜,看去也哈了。陈旧的唇膏使妈妈微翘起嘴,喘息短促微弱了,像祖母。 我们准备出门时.贺叔叔一迈腿从栅栏上跨进来,他目光躲开娟秀而古怪的妈妈,看着我说,这么漂亮啊!我知道他实际上是在说我妈妈。爸爸旱有准备,从风衣口袋里拿出一叠稿纸,递给贺叔叔说,先看一遍,字要是不熟,多念两遍。贺叔叔笑笑说:我的故事我还念不出来? 爸爸说,有些字我怕你不认得,给你注了同音字。贺叔叔大声说,我那么笨?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走吧? 两人撇下妈妈和我,先走了,又一块停下脚,哈哈地笑。爸爸再次停下,独自笑,良久不往前走。 男人和女人;花露水和雪花膏的气味;酱油气味,人人捧着一个大搪瓷盘子,持一柄搪瓷勺子,吃着酱色浓重的饭莱。 近处是我妈妈。她一边细细地吃一边机警地四处望,想找个地方把她盘子里的东西倒进随身带来的饭盒里,带回去添加些蔬菜,又变成三人的一顿晚餐。 远处是贺叔叔和爸爸,站在楼梯****淡。爸爸手里端一大盘食料,不曾动过几口;贺叔叔却空着手。他吃“小灶”,肉丁是真的肉,不是滚上一层酱的发酸的豆腐干。 一些人上来向贺叔叔躬躬身,握手。又一些人上来。 我不断为人让道、我眼睛却一直朝爸爸和贺叔叔那里望。我爸爸这天的样子与平常有些出人。我的爸爸,我从小就意识到他与众人的出人。他一身上下,很少有规整的服饰,总是七长八短披披挂挂。猎装式的米色风衣从不系钮子,腰带拧成一根绳儿;颈上搭一根深咖啡色丝绸围巾,面积宽裕,肥大的两端垂荡在风衣襟前,不时被他谈笑时的手势惊动起来。那根围巾只不过是一截旧绸料,也是从祖母遗物中发掘的,对光看看,上面不知多少蛀眼,微力之下它就会碎在你手中,是它那将腐将化的质地,使爸爸比在场的任何人都缺乏一点实体感。爸爸秘密修饰了自己,我突然明白了。我爸爸的修饰和别人相反:把本来就缺规矩的全身弄得更乱,头发尽其本性向各个方向曲卷。我不懂得的那股趣味把我吸引了。现在回想,他的颓唐和感伤,使当时的我内心极被牵动。 我爸爸在笑,拍着一些人的肩,也被一些人拍着肩。 是贺叔叔主持那天的朗读会。人们在大厅里找好一把深蓝丝绒的椅子,安顿下来。被糙劣食物破坏的矜持恢复了。深蓝丝绒的幕帘上缀有金流苏,打蜡地板和水晶吊灯,这毕竟是个矜持的所在。由于多日对这一餐饭的期望终于得到答复,所有眼睛安宁了,神情是美味的丰足的。 节目中有七八个人朗读自己的作品。大多是诗歌。贺叔叔的《紫槐》是朗读会的开场或压轴。这天来了一群少年宫话剧团的男孩女孩,将《紫傀》配了乐,诵到高昂处,都成了一副歌喉。 观众的呼吸声变得不均,变得潮湿:饥饿竟可以是美丽的。 我揩着泪,无意中,我发现贺叔叔在看着我。我把拳头停在嘴唇上,惊讶和羞怯。他是那样的看着这个十岁的女孩子。他全看见了,看着泪水怎样越聚越厚,在她两个眼珠上危险地摇曳;终于积得太沉重,眼睛再也盛不住,剥离了出来,形成一颗圆熟完整的泪珠。红桑叶上的春雨,一颗水珠子从细到大,地心引力把朝下的那端变得圆腴硕大,形成了珠宝的锥形。他看见了我由于流泪而鼻子不通,肺叶伸展和收缩。他坐在距我六步左右的地方。坐在供主持人休息的沙发上。它是大厅里惟一的沙发。他看见了一个十岁小女孩沁出情感和爱慕的过程。一个秘密的过程。 我还不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慕会开始得那样早,能越过种种巨大的不可能。 谁不爱慕他呢?我们必须爱慕英雄和偶像。饥饿于是产生了诗歌和美丽。 我把手停在嘴边,连鼓掌也不能够了。他那样长久地看着我是怎么了?两束温情的目光从那带支配性的身躯上投向我。不仅温情,他还觉得有点好玩。一个小女孩为了他那件遥远得失去真假的身世伤心,他有些被逗乐了,又有一点愧意。人们把故事团来团去,一层层渲染使它增生。他心疼这小女孩竟对它那样信以为真。 有一刹那。他像是要起身,朝我而来。要来抱起小女孩,给她一番哄慰。告诉她,许许多多的事都不是真的。 十八岁时,贺叔叔说他在朗读会上确有那冲动。但我不相信他会和我如此之巧地分承了同一记忆各自的那一半。我不敢说自已的这一半有多可靠。而多少美好的事依赖于我们记忆的不可靠性而存在。 我爸爸和我,分承的是同一记忆的另一半。 我爸爸坐在我右边的椅子上,他的右边是我妈妈。那个六十年代的秋天夜晚,人们抿紧嘴唇打饱隔的那个大饥荒的晚上,对于我爸爸最重要的一个节目,是贺一骑将在闭幕前朗读那部长篇小说中的选章。谁也不知道它是我爸爸一字一字写出来的。知道的是,贺一骑在写一部巨型小说,史诗般的,画卷般的,规模百万字的,我爸爸将替他润色文字。 我妈妈用胳膊肘轻杵一下我爸,他才看见贺叔叔正走向舞台中心。一身海军蓝色,一只手稳在右肘那看不见的左轮上。我爸爸看见他的一笔一画在贺叔叔的手里握着。 我爸爸和大家一块鼓掌,笑容瘫痪了。贺叔叔转向麦克风,人们还在鼓掌。我爸爸却停下来,他不知自己是怎么了。他看着贺叔叔正派、红润的脸,稿纸上的浓墨渗到了背面。我爸爸不知自己到底怎么了。仿佛是感到哪儿伤了,他一动不动,以知觉去摸索那隐秘的一股疼痛。 贺叔叔的脸色那么年轻,那麦收的血色一直不褪。他的河南话音在大厅里嗡嗡起来。阅读很慢,很沉稳,在一些柔缓的拐弯抹角上,等待着听众的理解。他明白听众全跟上了,眼睛把所有人罩住,压住所有的急切,将食指在舌头上抹一下,稿纸果断地被扯起而发生撕裂般的声响。 接着念下去,继续他的征服。 一处或两处,我爸爸独自闯出几声笑来。他知道自己在语句中埋伏了什么,因此他早早进入了期盼。他曾在那两扇书架搭建的书斋里,一遍遍地写和撕毁稿纸,把那些机关设置到字里行间。此刻他一人独守后台,预期所有的机关奏效,玩出把戏来。把戏成功了,并稍稍出乎他的意料,他的笑便失了禁。笑时他竟没发现他是唯一知底细者;除了他,没1个人懂得那语言和细节布设的绝妙。除他自己,没一个人在意那把戏的谜底。就那样,爸爸的笑声从肃静中爆出,如同太平无事的夏夜,乘凉人群中无端无由响起两个爆竹,那样严重的缺乏上下文和群体意识。 当然,我无地自容。 周围有人啧喷,显出被惹烦的神色。 我妈妈踢了踢我爸爸的脚,他却还是把那笑的音阶全奏完了。笑过,爸爸感到强烈的无趣。他驼起背,两只手装在风衣口袋里,脚仍是掌心对掌心,轻微颠晃。肯定有点失意和愤恨。我知道我爸爸很少愤恨别人,只是偶然地,他会真诚地恨自己。可能也恨他和贺叔叔都参与的这份友情。 真心的喜爱他。喜爱贺叔叔的勇敢,仗义和豪爽。觉得最吸引人的是贺叔叔璞玉浑金般的独创性。没有规范,没有格式,一个一个的故事都被浓烈地个性化了。我爸爸说,你可以写贺一骑那些故事。不过不会有他的气味。我爸爸的艺术良知是清澈的。 其实他不是被贺叔叔奴役,他被他的喜爱所奴役。 他们谁也不知道,他们相互倾轧,像所有最亲密的人之间。我们对父母、父母对我们,倾轧不仅是物质的,而是心灵的。 大概应了心理学的“反动力”之说。人喜爱自己能认同的人,却因了反动力的缘故,往往被自己完全不能认同的东西所吸引。 再给我一些时间。 在讲到你认为是症结之处以前,你得让我建立信赖。 还好。我们昨天一块吃了午饭。 不是,是校园里的便餐厅,学校没有中国餐馆。 一件轶事:保险公司给我推荐的那个在保险网中的心理大夫,半年前就死了。可是他的录音电话还在工作。直到昨天,他儿子按照我一个多月前留在答话机上的号码给我回电。那是他儿子头次跨进他的世界,清理他的遗物。 七十多岁的老医生,三只漆黑的档案柜、装满他患者们的陈述记录。他死了,他儿子不再需要这些记录。谁会需要这些记录呢?从此后谁对它们负责呢?…… 好的,请问吧。 没有,从来没有听见过。 我明白你是指幻听。不,没有过。 那是有过的,但自己同自己说话不算症状吧? 你也是? 问过舒茨,他说他逮着自己几次了。大声骂自己,也劝自己。 不骂,我就是和自己商量。现在去拿信还是晚上?要不要吃安眠药? 带来了。这是我常吃的两种。 会上瘾?生活里瘾多了,这个也不算什么。 试过。两周,一点五毫克的。 就是自杀念头迫切的时候。 还会有的,和心情好坏没有直接关系。自杀在我的基因里。 我祖父的心情并不坏。心情坏多是自我冲突。我祖父是统一的。他自然。很少有太大的自我冲突。我爸爸,满心都是冲突,他的笑都是冲突出来的,但他不会放弃。自我与超我与本能构成的三角冲突,使他得到不断调整和补充。一次次的充电和减压,这是我爸爸。 非常简单,一次我在巴黎的德欧塞现代艺术博物馆里,站在罗丹的雕塑前面,忽然一个念头袭来,自杀了,就不必非得崇拜罗丹了。世界在你到来前已规定好所有你必须崇拜的东西。没有选择。不崇拜你太孤立厂。你必须爱拉哈玛尼洛夫。爱肖洛霍夫。列维坦,毛泽东,国家,名誉,父母。护必须爱,不然不安全,现在我必须爱和崇拜罗丹、莫奈、米罗、夏卡尔。我不加选择地崇拜、爱,因为文明和进步就包涵绝大多数人吃力的跟随。在非常偏僻的美国小镇,你还能看见莫奈的复制品。虽然是被动的,毕竟也是崇拜的表态。轮不上你来怀疑的,你一生下来,贝多芬已经同喜玛拉雅山一样,把你笼罩在伟大的阴影中。自杀,你便跳出了这个安排。 已经给你规定好了的正面人物、事物。自杀是挪出这种惯性。 博物馆大门前那铜塑的工农兵是正面形象,还有王深白一直在雕琢的,打算补入工农兵行列的“革命知识分子”。 还有贺叔叔。 ——我在想、从哪儿接下去。 对,火车。去祖母家的火车上。 我那时身高一米五五,体重七十五斤。十一岁的女孩,长得稍猛了些。 其实这个岁数的女孩都有一点儿厌世。倔强?她们总是有一头干燥的头发。 ……像是没有足够的准备来讲这件事。 谢谢。 那我告诉你那之后的事吧: 火车在一个闷热的早晨到了上海,有一种甜蜜和不稳的情绪在这世界上。我什么也没表示,把头发编结好,看着贺叔叔笑一下,什么也没说。也许我说了一句:车为什么在夜里停那么久呢? 贺叔叔又替我提起小藤箱。叫我跟紧他,别让拥挤的人群挤散。他温热的大手带着适度的潮湿搁在我肩上,挡开站台上的人流。很大一股人体的生理气味,他也想替我挡开。就要出贵宾室了,他愣住,转脸对我说,糟糕,忘了一件行李!他的公文包丢在火车上了。他往回走几步,又走回来,额头和脖子上顿时油亮起来,浅蓝衬衫的腋处一边出现一个月牙形的汗渍。唤过来一个女服务员,让她跑步去从火车上把那公文包截下来。服务员很快回来了,说火车刚离站,公文包要到了杭州才会被送回来。贺叔叔嗓音重了,说:那怎么行?开会的发言稿还在里面,还有一个德国莱卡照相机!后来我知道,里面还有一个笔记本,记着纽扣大的字迹,是贺叔叔想到的情节和细节,需要口授给我爸爸写进那部长篇小说的。其中一些词汇只有他自己识得,那是他忘了一半自己发明了一半的字。笔记本封面里夹着他妻子和儿子的照片,是小城里的照相馆以水彩上色上得过火了那种。 又在贵宾室交涉一会。没有更好的结果。贺叔叔看着我笑笑,说:小伙子,好在没把你这件大行李丢了! 我跟着他走到车站外:炎热里一些穿破棉袄的乞丐灰暗地晃来晃去,满地纵横着弯弯曲曲的污水,看去可疑。 而就在这些污水之上,数不清的人躺在行李上昏睡。馊了的西瓜瓤气味在空气中冒着泡儿,酿着什么。上海一九六三年盛夏的一个早晨,白昼来得迟些。 我们迈过一些横竖的人体,艰难地睡着却绝不甘心醒来的人们。 贺叔叔让我等着,他去寻找大会派来接他的车。 我等着。忽然出现一个想法;在这个车站,偶尔有父母让孩子们等着,他们永远不再回来,各种各祥的原因导致了如此的割舍和摆脱。孩子等到天黑,等到天明,不知道遗弃其实早已开始,那些天他熟睡,他任性或乖觉,都不妨碍一个预谋的成熟。我把小藤箱紧靠脚放好,望着贺叔叔消失的方向;他离去时在人堆里开出的路,已经又愈合。这个车站上,偶尔有个绝望地翘首的孩子。 你知道,你小的时候对大人们比对自己信赖得多。你听见父母在半夜吵架,在半夜做爱,或喝酒吃东西,第三天早上,你仔细在父母脸上找一个证据,找半夜那件不寻常的事的证据。可你没有找到,因此你认为你不过做了个梦。你为这个梦会愧怍。十一岁的女孩,因为自己秘密的一些向往而发生了梦魔。她为火车之夜的梦境感到愧怍,汗在白色泡泡纱的单调衣裙和因发育而微微疼痛的身体之间黏稠起来。 我稍稍向左边走一点.想看清人们是怎么了。人渐渐往那里聚拢,如同大群的蚂蚁要合力搬弄什么。 是一个女乞丐。坐在一只木盆里,怀里抱一个不出声亦不动的婴儿。女乞丐不会比穿白裙的女孩年长出一轮去。肮脏掩盖了她的青春。她浑身只有那个露出的Rx房是干净的。不是全部,只是婴儿的嘴和脸常常触碰厮磨的那一带异常洁白。那是个很好的Rx房,不像女公共浴室里的那些,存在得毫无目的。它从肩部源起,看似平坦却已在暗中勾出了弧度。然后陡峭起来,形成它最壮阔的主峰。 峰巅使皮肤绷得很紧,绷得薄极了,全然透明,透出它的沉重、多汁。一些淡紫的血管蛛网一样柔细而不确定,处女时期形成的褚色圆晕此时膨胀得出现了危机。乳头己被婴儿的吮吸重塑,塑出它原始的形状,硕大一颗呈出母性的慷慨。 所有的人都别无选择,非得去看那个Rx房不可。我忽然看见贺叔叔也在人群中。他是一路找我找到这人群里来的。他闯入时只感到人群静得惊心动魄,同时他已知道了女乞丐的美丽故事。他一眼就看明自盛着女乞丐的木盆是什么木料。那是一只桃木浴盆,作出乡村豪绅家的少奶奶气质。它给用了七八十年了,经常给桐油细细油过,盆发着暗暗如肉体的润泽。女乞丐袍着婴儿,从洪水上乘木盆漂流出来。木盆以外的都失去了。人群里的谁在负责传播这个故事,人们听着。呢喃唏嘘地赞同。反正贺叔叔走到最里面时已求索到故事头尾。故事是没有得到女乞丐校对的,尤其那有关她的豪绅背景,那个被枪决的祖父,充公的豪宅和化整为零的祖产故事说她嫁不出去,没人要娶她,她只好嫁到百里外的生疏地方去。故事结束在木盆的价钱上。她的惟一嫁妆,价钱是三十五斤粮票。 粮票。和这儿的减价券完全两码事。粮票是你存活的许可。它限定每个人的占有量,限制不合理的食欲,限定人的居住范围和活动半径。必须得到上海市当局发的每月二十八斤粮票,一个人才能叫自己上海人。你可以有房产,有钱,但你可以照样挨饿;没有粮票,一切物质对你的肌体都是无机的。因此没人买得起这只木盆,知道它值,知道它盛着一条半人命。 看去多汁的Rx房其实已经干凋,婴儿正在遗弃它从沉睡直接进入昏迷。 我猛见贺叔叔站在我对面时,有人正跑去叫警察,有人把一个山芋面饼放在女乞丐面前,就迅速而鬼崇地消失了。把怜悯摊开在众多眼皮下是件羞臊的事。这样露着一个Rx房的女乞丐,怜爱和那个Rx房便有了种联系。 我的目光始终不离开这只Rx房。我几乎忘记它从哪儿来。它和眼前的图景有哪种关联,却是一阵为它而生发的激情。我在今天可以对当时的激情有所懂得了。似乎什么东西接通了它和我,它成了我的。我明白地体验它被我自己的身体负承起来的分量,一种伟大的分量。那突起;我明白地体验我自己的掌心托起它的满足。 女乞丐不自觉地向前送着胸部,雕塑一般在脊背上形成后仰的弯曲。那不自觉的原始慷慨。 三十多年来这个形象蚀在我的记忆里,越来越深。十一岁是不该去对女乞丐的Rx房发生崇拜和惊羡的。贺叔叔看见了我目光的靶心。他叫我一声。我看看他,从他担忧和困惑的眼神里,我知道自己是荒谬的。我们同时又去看一眼女乞丐。一个感觉在我心里映动一下。贺叔叔的手托住这Rx房。就是那只走起路来不甩动的手,它之所以不甩动是因为它有一个使命;手和这只Rx房,它们有个秘密的关系。 贺叔叔又叫我一声,皱起眉露出父亲式的焦灼。他说,你可把人找苦了小伙子!他走过小小的空场地,走过木盆和山节饼,一时间把人们视线的瞄准弄乱了。他拉起我一条手臂,说:有什么好看,车在那边等咱们呢!仿佛他自己也没意料到的一个动作,他随便从口袋掏出一个小纸团儿,投在那只木盆里。两张二十斤的粮票。他扯起我走出人堆,女乞丐在后面叫:大哥,把盆拿去吧! 贺叔叔没理她,脸上有浅度的恶心。女乞丐叫他“大哥”人人都听到了。他不想那么公然地做她“大哥”。本来那点儿不经意的体己,全让她卖弄出去。他还怕她会叫着叫着上来拉他,献出一只美丽的洁白Rx房。我想贺叔叔是先我一步看见女乞丐的,也一定看得比我深人。一边看一边从贴身口袋掏出所有粮票。两张小纸票在他手心不停地团着,在指缝间捻揉,心病似的愈结愈紧。如同《紫槐》中的少年士兵和老妇人;似乎有一丝儿私情是他不愿暴露的。所有人同她都似乎有一份暖昧的私情,他们正受折磨,却不能承认。 贺叔叔拉着我的手,一直拉到吉普车里。我一直找不着贺叔叔的眼睛,车内是暗的。我叫了他一声,他回转睑表示答应我,可我仍找不着他的眼睛。按说是哀哀的,按说是《紫槐》中那少年的。一个人不给你看到他眼睛的时候,不管他怎样把整个面容给你,你都是找不到的。 在几年后那些批斗会上,贺叔叔罪人一样由衷地低下头。人们把他的头发向后扯起,想让台下所有喊“****贺一骑”的人看看他的面容;他们看见了他被扯出了位置的五官,却看不见他的眼睛。那个时刻,只有一霎,十五岁的我看见了他的眼睛。只有我一个人看见了,是他给我看的。他只给我一个人看那里面的委曲、狂怒,那令他疯癫的自尊的剧痛。他只允许我看了那一霎。 文化大革命。 不止了,是三十年前了。 是,叫红卫兵。 不是坏人,就是和我当时的年龄相仿的孩子。有的稍大些,二十来岁。 参加过,后来退出了。我发现一篇很长的批评文章一共才用了七百多个字,就退出了。重复性太高,多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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