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新亚洲彩票平台免费下载 2019-08-22 04:15 的文章
当前位置: 新亚洲彩票平台-新亚洲彩票app下载-新亚洲彩票平台免费下载 > 新亚洲彩票平台免费下载 > 正文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韩德光老汉的身世,这几年里是一幕悲剧。解放前他是地主的长年帮工,一家几口人,都死在饥寒交迫之中。他仗着自己年轻力壮,在生死线上挣扎。清匪反霸那一年,他豁出命来跟着共产党、解放军和土匪恶霸们斗。土改时,作为韩家寨团转几个乡里头一批积极分子,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以后,搞互助组、闹合作化、建立人民公社,战胜自然灾害,韩德光都是韩家寨上的领头人。他从一个大字不识的贫苦农民,变成了一个基层党组织的骨干。韩德光处处带头,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党号召学文化,几十岁的德光大伯,也买来了笔和纸,坚持每天学几个字,能达到看文件、写信、读报的文化水平。党怎么说,他怎么办,决无二心。解放二十多年了,他和老伴唐梅莲仍然住在泥墙茅屋里。有人对他说,寨上条件差的人家,也欠着集体的钱,先盖起了半边屋,你也盖一间砖瓦房吧。他摆摆手说,党支部有计划,这几年的砖瓦要支援迁进山来的厂矿,我不能破这个例。公社里有规定,每个大队长一年可以补贴一百个劳动日,大队会计年年给他算上这一千个工分,他年年要会计减掉。别以为韩德光家富裕,三个女儿先后出嫁了,儿子在煤矿上干活。子女们知道老两口都在队上干活,也不帮补家里。两个老人,靠工分过日子,还得精打细算,勤俭持家。在农村里当干部,总有那么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捧着他。来寒衣了,评给他家一件;来棉被了,评给他家一床;过年过节,远亲近邻的,有端肉来的,也有提鸡蛋来的;还有好些,说也说不清的,差不多每一个家庭都有的来往。德光大伯对所有这一切,都一概回绝。他对至亲好友说:“我要不当着大队长,你们送来的东西,我可以收。就因为当着大队长,我不能收你们的东西。”他穿一身打着补钉的土布衣裤,在田头干活,到坡上薅土,钻进煤洞拖煤,蹲在窑子里出窑……带头搞生产。他讲求实事求是,既反对虚报浮夸,也反对瞒产私分,第五生产队的会计,就因为弄虚作假,被他撤了职。第五生产队是个小寨子,地处那条穿峡过岭的河边,当地人也叫河边生产队。河边生产队只有二十三户人家,有十九户姓姚,家族观念还很强。这个队离韩家寨大队其他寨子都比较远,地势比较低,又是引河水灌的田,水稻产量比其他四个队高。可这个队常常仿着其他四个队报亩产量。姚银章当了三年会计,头年他搞两本账,被韩德光及时阻止,没搞成。第二年他变换花样,分了干谷子,他说分的是湿谷子,每一百斤算七十斤,居然瞒过了人。德光大伯对全大队的产量,心里都有个估量,年终统账时,发现了五队的产量有问题。他到河边生产队去住了几天,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了姚银章玩的鬼。他要姚银章在全大队干部会上作检查,到来年发放回销粮时,按五队的实际产量,没有给五队分配回销粮。到了第三年,姚银章不但不改正错误,反而倚仗着他在五队姚姓族中有威信,又搞开了瞒产私分。事情被揭发之后,鉴于姚银章屡教不改的恶劣作风,多次欺上压下,在粮食问题上玩弄阴谋诡计,经韩德光提议,撤了他的会计职务,要他在全大队的群众会上作了几次检查。四清运动时,地委的柯书记在韩家寨大队抓工作。广大贫下中农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决心治山治水,因地制宜,艰苦奋斗,改变山乡面貌。柯书记临走的时候拉着韩德光的手说:“德光同志,形势很好啊!你一辈子都在种水稻,一辈子受产量过低的气。看到没有啊,你们这一带高寒山区,主要矛盾是种子,没有适应你们山区的良种,这水稻产量,还是上不去!”“我思量这个问题,有好几年了!”韩德光点头说:“解放十几年来,先后从外地引进过十几个良种,可到了我们这儿,这些良种硬是不结谷。”柯书记偏着头,凝神思忖了一阵,说:“看来,你们不能尽引人家的良种。要创,要自己培育一种新的良种,毛主席号召我们共产党人积极投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德光同志,在育种这件事情上,你也要带个头啊!”韩德光怔了怔,迟疑不决地摊开手说:“老柯同志,你看,我识字不多,使力气干活还行,闹科学实验,那需要读过厚本本书的人呀……”“德光同志,你见困难就止步了吗?”地委第一书记直率的批评使得德光大伯发急了:“我啥时候见困难退过步,我……”“哈哈哈,我知道,那不是你的脾气。”柯书记朗朗地笑着说:“德光同志,要育出了这样的良种,那就不只是提高韩家寨一个大队的产量,眼光要放得远点。全县有几十万亩这样的水稻田,整个地区有几百万亩。你想想,每亩增产一百斤,几百万亩水田能增产多少粮?怎么样,到这座火焰山上去闯一闯吧?”德光大伯给柯书记说得眼睛辉亮起来,他涨红了脸,紧紧地握着柯书记的手说:“要得!我挑起这副担子朝前走!”从那以后,德光大伯当真搞起水稻良种的试验来了。他召集大队里有经验的五六个老农,成立了一个顾问小组,向他们讨教;他托进城的社员,买回了一本又一本关于水稻种子的书来看;他搜集了一包一包水稻种子,本地的和外地的,装进楠竹筒筒里;经大队党支部讨论决定,从生产队里画出四分水田,给他作试验用。德光大伯一有空就蹲在这四分水田的窄田埂上,细细地观察着一垧一垧各不相同的水稻良种的生长发育情况。头一年,一九六五年,他在四分水田里试栽的十七种外地良种,恰逢秋霜早降,到了白露谷穗还没句头,秋后只割到几捆稻草,连种子也没收上来。这一来,引得韩家寨人说闲话了。有人道:“老庄稼人,泥脚杆子,还能搞啥子科学试验?那不是鬼扯嘛!”但也有人为德光大伯辩护:“哇啦哇啦说风凉话算个啥,生个娃儿肚子都要痛哩,哪能求百事顺风?”“我早说过!”富裕中农韩德才嚷嚷得最凶,怪话也最多:“高寒山区坡高水寒,老天爷的脾气怪,那是生成的鼻子眼,改不了相。德光他非要干,这下好,心血、劳力白花了。来来来,你们看看,那坡上长的野草草,也比德光试验田里的谷草长呢!有那么多工夫,不会去闷倒脑壳睡大觉。”袁明新大伯常抽空来看看德光大伯的试验田,一见割上田埂的几捆谷草,也有点泄气,劝他说:“算了吧,老哥子,我们这地方是栽一碗,收一锅。你这一搞,栽下去只见茅草不见谷,怕叫人笑话哩!”“不怕!”德光大伯说,“一种就出好谷,还要这试验田干啥,来年再干!”一九六六年,他重又筹集了不少种子,栽进试验田里。这一次,他提前泡了谷种,赶早撒了秧,移栽的时候,他把一窝一窝秧苗小心翼翼地插进濡湿的试验田。大队的工作忙,他整天不得空,一天三顿饭端着饭碗蹲在田埂边吃;每天夜晚,他打着电筒或是提着马灯,守在田埂边,一垧一垧地察看秧苗的长势,把每一点变化记在小本本上。他这样没日没夜地干,从来没要记工员给他多记一个工分……谷秧还没出穗,“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从广播里传来,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又一篇专论,在外地工作的子女、亲属来到韩家寨,也兴致勃勃地谈论他们那儿的情况……这一切,都从不同的角度告诉山寨上的人们,“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掀起来,学校沸腾了,教育界热闹了,接着是文艺界、工矿企事业单位,然后波及到各行各业。红卫兵在造反,大字报上了街,人们在串联、在辩论、在批判揭发,社会上的各种势力、各种人物一古脑儿都拥了出来,竞相表演,争着崭露头角。昙花一现的风云人物像雨后的蕈子似的冒出来。各派头头们在声嘶力竭地吼叫,跳梁小丑们在跺脚舞手地高喊。许多具有权威的人物被打倒了;许多神圣的东西被砸烂了;许多人们心目中美好的事物被泼上了污秽的墨汁。仿佛一切的一切都给颠倒了。终于,“文化大革命”的狂飚也在韩家寨团转掀起了波涛,德光大伯看到人们身上的革命热情,看到轰轰烈烈的场面,是多么地高兴啊!但是,疑惑不解的事件也一起一起发生了。德光大伯听说,人们绑架了公社书记伍国祥。这是怎么回事,别人他不了解,伍国祥他了解哪,难道他也犯了罪?德光大伯愤愤不平了,他要离开韩家寨,到公社去,和绑架伍书记的人辩论,问问他们,居心何在?有消息灵通的年轻人拉住他,劝他说,快莫去呀,这事儿不奇怪,不但公社书记遭斗,县委书记也在挨批,甚至地委柯竟书记,也在城里被架在车子上游街呢!到省城去的人回来说,贴省委书记的大字报,街头、马路上随处可见……这是怎么回事啊?耿直、忠诚的德光大伯不理解了。在这场运动中,从上到下都有一伙人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趁火打劫的勾当,有些人在故意地制造混乱,搅混水,把敌我关系翻转过来。街道上,传单里,出现了“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在这股阴风的煽动下,韩家寨大队以姚银章为首的一帮人,跳出来造反、夺权,把韩德光当作斗争的对象来揪斗。全大队的坝墙、屋墙、田埂、山壁上,到处都刷满了白石灰写的大标语:“打倒韩家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韩德光!”“韩德光是镇压群众的刽子手!”“韩德光是地、县、公社三级走资派的忠实爪牙!”姚银章领着一伙人,冲进了韩德光家屋头,抄了他的家。他们烧毁了韩德光买的书和辛辛苦苦记下的笔记本,边烧边说:“这是他积极充当走资派的爪牙,忠实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铁证。”“韩德光育良种呀,是奉了地委大走资派的旨意,把贫下中农的水田、劳力瞎浪费。四分地上没有一颗收成,要他赔产!”这帮人解散了老农顾问组,把韩德光费心搜集的二十多种水稻外地良种拿出来,边牵着他在全公社范围内游斗,边连同他家应分的口粮一起装进箩筐里,对众人说:“看哪,大队长利用职权,假借育种为名,盗窃了集体多少口粮。他是啥共产党员,明明是个货真价实的大贪污犯!”韩德光被拖来拖去游斗,被强迫站在坝墙上勾腰垂脑壳,被挂上黑牌牌,脖子上还吊着一面破锣,让他边敲边喊:“我是大贪污犯!我是走资派!我是牛鬼蛇神!”韩德光不干,唾沫、拳头、泥块、瓦片、棍棒如骤雨般击来,顷刻间把他打倒在地,脊梁背还踩上一只脚。几个月里,说不清被批斗了多少次。轮番的围攻,无耻的诽谤,恶毒的咒骂,残暴的毒打,不停顿地向老汉身上袭来。在威胁、恐吓、恶骂声中,在不了解实情的外队群众的吼声中,韩德光始终坚贞不屈地回答:“我育良种,一不为讨好柯书记,二不为图私利,我是在为国家出力!”这声音,像金钟轰鸣,战鼓雷动。这一来,可触怒姚银章了。他暗中要五队的一些族里弟兄和着韩家寨大队一些被德光大伯批评、教育过的人,对他进行更深一步的迫害。他们先撤销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继而又罗列罪状,要他一条一条地承认。韩德光不愿承认这些凭空捏造的罪名,他们对他进行了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拿姚银章的话来说,就是“先给这老不死的来个小青龙爬背”,“再给我用钢钎熬,看他认不认罪?”小青龙是指麻搓的绳索。姚银章的爪牙们,顿时用麻绳把韩德光五花大绑起来,抽到梁上吊起来,随后又用打炮眼的钢钎,从他反绑在背后的手臂底下塞进去往外撬。这种非人的刑罚,加上棍打、鞭抽,五六十岁的老人,怎么受得了啊?他的两手被撬脱了臼,脸上头上满是血迹,几次被这些暴徒整昏了过去。韩德光没有低头认罪,还是被划成了专政对象。姚银章勒令他每天给队里放牛看马,还要割一挑草回来。牛是集体的,马是生产队副业组的,韩德光精心放牧着。看牛放马割茅草,一天的活也抵得一个强劳力。可姚银章命令,韩德光是专政对象,不准给记工分。老两口一年的花销,全靠唐梅莲在队里的劳动。一个老年妇女,一年到头争着做,也只能得一千多分,哪里能过得下日子去啊。姚银章派来监视他家的人,还要向他家要监视费,外加扣除监视人的工分和饭钱。唐梅莲一年参加集体劳动,不但分文得不到,而且还要向集体补钱。老伴实在无奈,想去找出了嫁的三个女儿和儿子要点钱,姚银章不许她出寨子。她想写信给儿女,信也给扣下了。左邻右舍,寨邻乡亲,都被姚银章警告说:必须与这个专政对象划清界限。怎么办呢?只有变卖屋头的家什和衣物来过日子。姚银章当权之后,做了大队革委会主任。他高叫农业学大寨的口号,每次群众大会都喊批判“工分挂帅”,在整个韩家寨大队推行按人口评工分的“革命路线”。只要出工的,每天一律评十分,不管其活路质量高低好坏。群众说,这么一来,“出工像条长龙,收工像一窝蜜蜂”,到了田土头干活拉开大帮,不是光图数量,便是站着闲摆。坐下一歇气,可以休息一两个小时。韩家寨本来粮食产量就低,这一来,就变得更低了。姚银章说,这没关系,只要路线正确,产量迟早能上去,关键在提高大家的社会主义觉悟。收的粮食,交了公粮,吃到第二年春天就断粮了,群众都叫锅儿要吊起了。姚银章又成了英雄好汉,他召开全大队的社员会,扠着腰拉直了嗓门高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让饿死一口人。这不是解放前了,解放前遇到灾年,穷人都要饿死,现在饿不死!我不是韩德光,打肿了脸充胖子,上面拨下救济粮、回销粮还要死扣着少要。我找公社多要些,让家家户户度过这难关。”他把实情一报,果然拨下了几万斤救济粮和回销粮,姚银章按亲疏远近的标准,照三级发放了这批救济粮。他的爪牙和帮凶,通统得到了最高数量的救济。一般听他话的社员,愿意跟他走的人,通统得中等数量的救济。凡是和他关系不大,或他认为不敢跳的社员,都得到了少量的救济。至于坚决反对他的人,他一颗粮也不给。不但不给一颗救济粮,连一斤回销粮也不派。他头上戴顶革委会主任的帽子,又挂着纳新党员的招牌,干了这一着,既迷惑了人,又笼络了人,还打击了人,在韩家寨大队,果然树起了“威望”。在缺粮的年成,粮食就是命啊!好些人明明知道这个人奸诈,会玩弄权术,也迫于他的淫威,不敢说话了。哪一户社员,不是有老有小,要过日子啊!韩德光这个“专政对象”,当然是得不到一颗粮食的。日子越过越艰难了,没有粮吃,老伴上坡去挖些蕨巴、野菜和着,勉强度日。一两年没扯布,老两口穿着补钉上叠补钉的衣服。当实在过不下去时,袁明新大伯有时扛一包米来,袁昌秀或是捧一小罐油来。常常一夜过后,后门口,屋檐下,会放着一碗碗白米、一小袋一小袋包谷。深更半夜,裂开的泥墙缝里,索索发响,会塞进一张几元的钱来。尽管姚银章把这作为反革命事件追查过,可这样的事情还是不断地发生。是这些,鼓舞着韩德光坚强地活下去。他虽然被压,可他晓得,好些社员的心,是和他贴在一起的。但命运不饶人啊,艰苦的生活,精神上的重压,无偿的劳动,主要是毒打留下的残疾,终于把德光大伯逼得病倒了。他不能上坡了,不能出门了,他躺倒在床上,再也看不到寨邻乡亲们投来同情的目光了。韩德光心里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痛苦。在开始育种的时候,德光大伯精神上有准备,准备在科学实验的征途上,和各种困难斗,在这样一座火焰山上闯一闯。他没想到,他会碰到比闯火焰山更大的困难哪!他知道,这是斗争,这是对他的考验,他要挺身站出来呀!太阳照进老汉的茅屋,德光大伯硬撑着病体坐起身来,望着一无所有的屋里那张毛主席的像,老泪纵横地说:“毛主席呀,我韩德光要活下去,完成党交的育种任务……”夜深人静,他硬要老伴扶着在院坝里轻轻走一走。月光下,这一对患难与共的老人,在一步一步沉重地蹒跚徘徊。老伴担忧地说:“快进屋吧,要不,你一去,冤案就再也洗不清了……”“不,我死不了,我还没育出良种来呢!我要活下去!”韩德光想的多么远啊,他想到任劳任怨、一年四季在全公社奔波、把田埂当办公桌的伍国祥书记,被关在“牛棚”里;他想到风趣而毫无官架子的柯竟书记,也被送进了省的“五·七”干校;他想到高寒山区需要良种,想到姚银章和与他上下勾搭的那一帮人的所作所为,他决不能在这样的时候闭上眼睛,离开人世啊!德光大伯病了,五保户韩四爷爷不怕姚银章,拄着拐杖来看他了;三个女儿,不怕威胁,随着弟弟,也来探望父母了;公社里回来的一个复员军人,在公社医院当院长,当年是德光大伯一手培养起来、亲自送出去参军的,带着医院里的几个医生,也赶来给德光大伯看病了……德光大伯在他们的关怀和照料下,病渐渐好了。当他重新拄着拐杖,站立在院墙边时,满寨的社员们都用欣喜而又担忧的目光瞅着他。欣喜的是,德光大伯终于站出来了;担忧的是,他的身子太虚弱了呀!长期的折磨,使得壮实的老汉完全变了样子。他的脸色蜡黄,浑身浮肿,风一吹身子跟着摇晃。头发老长,大半花白了,又加上一身的补丁衣裤,看去活像个可怜的老叫花子。唯有他的那双眼睛,反映着他内心中燃烧的火焰。光看他这一双眼睛,你准会说,这是个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年轻人。形势在发展,斗争在深入。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也在斗争发展中提高了认识。人们在议论,地主分子在队里干活,照样有工分,为啥德光大伯干活没工分,是要逼出人命来吗?还有没有“给出路”的政策?德光大伯算哪一号的阶级敌人?姚银章迫于众怒,勉强答应给韩德光记工分,撤除了对他家的监视和勒索。但是,他仍不许韩德光下水田干活,继续叫他一个人放牛、看马、割草,干没有人和他接触的农活,说是“劳动改造”,“立功赎罪”!看上去,德光大伯确是孤独啊,他拄着拐杖,慢吞吞地爬坡登山,撵着水牛黄牛,牵着马溜达。可他的心,还在水稻良种上面,他咬着牙说,是公社社员,却要吃国家的救济粮、回销粮,不害臊嘛!眼看着姚银章在大队里搞做活拖大帮,结帮营私,严重挫伤了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个共产党员,能视而不见吗?不,不能让他把韩家寨的粮食产量,折腾得倒退到解放前的产量上去啊!可怎么样搞育种呢?谁来帮助自己呢?这时候,大队里来了上海知识青年,德光大伯心里一阵喜悦:这些年轻人都读过书,有知识,要能来育种,可好啦,我也不愁了。姚银章给了他这种想法当头一棒,他在向知识青年们介绍全大队有几户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时,头一个说的就是韩德光。说这老家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革命对象,是全大队最坏的反动分子。这批年轻、幼稚的小青年,谁还敢接近他呀。几个不晓事的小伙和姑娘,还常常在背后指点着他悄悄地说:这是个坏家伙!德光大伯耳朵不聋,听得很清楚,回到屋头,他又一头栽倒了。他并不恨这些远方来的年轻人,他们不了解实情呀!可恨的是姚银章,他把自己作为“阶级敌人”向知识青年们介绍,手段多么毒辣,心理多么卑鄙啊!自己在知识青年们心目中是这样的一幅画像,有哪一个人,还会来接近他呢?有哪一个人,还会帮助他这身似朽木的老汉育良种呢?德光大伯伤心地哭出了声。老伴唐梅莲问他:“你哭啥呀?又想育你那良种啦?算了吧,专政,批斗,打骂,赔产,你还少受了罪吗!咬咬牙,保住你这条老命吧!等你的事情闹清了,再搞育种也不迟啊!”悲愤难抑的德光大伯,伸出一双枯瘦的手说:“我不能看着庄稼人尽吃别人种出来的粮,不能看着姚银章把社会主义的韩家寨变成他的小天地,我还没被开除出党哩,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不能等,要干!”“哎呀呀,你少说几句吧!”了解德光大伯的唐梅莲急得满脸皱纹挤成一团,摆着手说:“你干得过姚银章那坏小子吗,他在公社、县里都有一帮人,腰杆上箍着铁圈圈,硬着呢!你过去向县委检举、揭发过的那个啥子龟儿干部薛斌,现在是县革委会主任。他们上下串通,比豺狗大猫还凶哩!”“呸!”德光大伯上了火,脸涨得通红,跺着脚说:“我偏不信他这帮人把天也能遮住!我偏不信个个年轻人都跟着他跑!总有人,眼睛看得出个水清水混,辨得明是非黑白……”说过这句话没几天,德光大伯就遇到了知心人,开始了他新的育种生涯。

那是知识青年们到达韩家寨后没几天的一个晚上。山头上压着层层黑云,峡谷里吹着凛冽的寒风,地面上稀渣渣的,脚踩上去,滑溜溜滑溜溜的,不小心就要摔一跤。初春返暖之后,樱花、李花都开过了,泡过的谷种撒进了秧田,已经冒出了娇嫩娇嫩的芽子,谁会想到,阴历三月初头上,还会出现倒春寒,飘一夜的雪花。凌花没全化尽,出土的娇嫩的秧芽子,全部被倒春寒冻死了。德光大伯趁着春寒之夜,一个人,摸黑拄着拐杖出了寨子,来到了秧田边。看到好几亩刚出土的秧苗全冻死在苗床上,贴着冰冷稀湿的水田里,有的露了根,有的被缩成一截线,德光大伯颤巍巍地蹲下身子,忍不住伸出手去摸着冰冷的春寒秧田。要知道,这些秧苗一死,等倒春寒过去,再泡谷种,撒秧,又要晚半个节气了。秧苗晚了节气,栽插势必延缓,成熟就更要拖迟。本来年年怕秋寒早降的高寒山区,眼看又要遭一个大歉收年了,怎不叫人心急如焚啊!想到这儿,德光大伯心痛欲裂,几年来的经历,峡谷那儿吹来的寒风,眼前的死秧,全在他身前摇晃起来。他浑身一阵发抖,血脉急涌,头重脚轻,一屁股坐倒在湿潮潮的田埂上。“哎呀!”身后传来一声惊叫,随后,一个年轻人飞步跑来,伸出双手,使劲地扶起了德光大伯。风吹散了空中的黑云,一弯下弦月亮悬在半空当中,撒下清冷的光辉。德光大伯睁开双眼,眨了又眨,看清了,眼前站着的是一个消瘦的年轻人。脸是陌生的,衣着也和韩家寨的农村青年不同,他穿一身蓝卡其布服装,显得清秀而又文弱,德光大伯立刻明白了:这是个新来的上海知识青年。“老大爷,你家住哪儿,我送你回去。”青年人诚恳地对他说:“外面冷啊。”德光大伯心里暗暗思忖,这个远方来的年轻人,并不把我看成是坏人哩,他唤我“老大爷”。尽管这样的称呼,还是有史以来头一次,德光大伯心里却是很欣慰。他第一眼看到这青年,就留下了一个好印象,便转过了身子,让青年扶着他,走回自己家里去。德光大伯的家,是韩家寨上唯一的泥墙茅屋,最好认,姚银章介绍情况时,也讲过。可这个青年,并没嫌弃他,顺着寨路,把他送进了屋里头。点上油灯,青年人转身欲走,德光大伯招手叫住了他:“你,坐坐。”青年顺从地在板凳上坐下,一双深邃的目光打量着这间简陋到极点的屋子。“你是新来的上海知青?”青年默默地点点头。“贵姓?”“我叫程旭。”“哦,小程,”解放后一直在担任干部的德光大伯,习惯地这么称呼程旭,他微露出笑容,问:“这么冷的春夜,你不睡,到寨外来干啥?”“我?”程旭不是不知道对方是个“专政对象”,他听过姚银章的介绍,也远远地看见过这个老农几次,要是白天在寨路上,他还不敢同这个老农民讲话呢。但眼见人家跌倒了,能不去扶他吗?再说,他不是地富反坏,是靠了边的干部。程旭内心深处自然联想到自己的爸爸。他对跌倒了自己爬不起来的老农民有一股同情感。初初和他一见面,他就觉得韩德光不是像姚银章说得那么可怕,倒是怪可怜,怪有感情的。你看他,我还没问他为啥半夜出来呢,他倒先问起我来了。程旭照实说:“我、我在想……”“想什么?”“想上海,想家……”“噢,那是免不了的。”德光大伯笑微微地说:“几千里路,头一次离开家,到山寨来单独生活。吃、喝、住、行都和大城市不一样嘛!待过些天,和社员们搞熟了,你就会习惯了。”像一股涓涓细流,流进程旭的心田,这些通情达理而又豁达的话,叫程旭感到非常温暖。老农的话,不像姚银章说的那些大道理一样生硬,对当时又孤独又不习惯的程旭来说,这是很大的安慰了。他睁大双眼,凝望着这个满身补丁,身边无儿无女,家里穷得叮当响的老农民,忍不住问:“那你,年纪那么大了,深更半夜,还跑到寨外田边去干啥呢?”已经整整有三年,没人和德光大伯谈起生产,没有人这么关切地问过他了。这个小程,尽管是出于好奇,提出了问题,还是勾起了他的话题:“我是为冻死的秧苗焦心哪!这几亩秧苗一死,节气就给误了,秋后只有到田头去割茅草喂牛啰!唉,这一年,又是大歉收;明年又要伸手向国家要粮啦,唉——”“啊!‘阶级敌人’‘专政对象’这样为集体的事业焦心!”在程旭的心灵上,二者之间怎么也画不上等号。他怔怔地望着这个老农,疑惑地问:“这是什么道理呢?”“啥道理,没良种呗!”德光大伯一语中的地说:“我们这一带山区……”于是,他便情不自禁地讲起了高寒山区的条件限制,由于没水稻良种,自古以来低产歉收的情况。德光大伯的声音低沉,语气诚恳,一字一句,动情地娓娓道来。程旭听得瞪大了双眼,忘记了这是深夜,坐在一个“专政对象”的屋里了。德光大伯的话,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心灵。在程旭的思想中,农村这个概念,总是同报纸上报道的先进典型,同书本上学到的课文,同画报上登的照片一样,不是鸟语花香,便是流水潺潺,河网密布,丰衣足食。电线杆一根接一根,劳动中笑声欢语,山歌不绝。没想到,这个老农民第一次用真挚朴实的语言,给他讲起了韩家寨的实际情况和关键问题。听完了,他望着满脸愁云密布、唉声叹气的老农,不由自主地问:“那,你们为什么自己不育良种呢?”“育良种?”这个年轻人,真有一股初生牛犊不畏虎的雄劲儿。德光大伯的心跳得快起来,眼光也闪亮起来,没想到,他会主动提出这个问题来呀!德光大伯决心进一步试探他一下,他苦笑了笑,说:“育良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难在哪里?”“你不知道吧,我就是为育良种,才遭了整……”“这是怎么回事?”程旭的脸上露出一股诧异的神情,十分坦率地问,他确实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德光大伯从他的脸上,看不出其他的意思。几年来,从来没对外人讲过的经历,霎时间全涌上了德光大伯的心头,以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愿望,喷溢出来。德光大伯叹了口气,轻轻地站起身来,从墙壁上提过一件蓑衣来,把窗子遮上,不让屋里的光,招惹了别有用心的人。随后,他又在板凳上坐下,低声说:“这话,说起来就长了……”“老大爷,你说给我听听吧!”程旭被这一段对话深深地吸引住了,他诚恳地要求道:“我很想知道山寨上的真情实况呀!”话语是真挚的,神情是庄重的。这些,德光大伯全看得出来,他决定把憋在心头的愿望全讲出来。他不是不知道,这样讲出去了,万一这小伙子嘴不严,漏了出去,是要加倍挨整的。但他不怕!再说,看得出,这是个正直的青年,也许,他听了自己的话,真会助一臂之力,挑起育种的担子来呢!德光大伯是个质朴、踏实的农村基层干部,一般地来说,他的眼光是很敏锐、很少看错人的。一灯如豆。山寨上家家户户都安有电灯。本来,德光大伯家的茅屋里也有两盏电灯,但自从被揪斗以后,姚银章借口不让韩德光夜间搞阴谋活动,粗暴地把接到他家的电线扯走了。这些年来,德光大伯和老伴两个,夜夜都只能点起煤油灯打发时间。这时候,在油灯昏暗淡弱的光影里,德光大伯和程旭两个,促膝相坐,一个在轻声细语地讲,一个在凝神屏息地听。春寒之夜,屋里没有生火,有一种浸骨的寒意。从一条条一丝丝的泥墙缝隙里,冷风像小刀子一样刺进屋来。夜是深沉的,风在树林子里呼号着,山谷里仿佛有一头受了伤的猛兽在怒吼。程旭一双沉静的眼睛越瞪越圆了,随着德光大伯的讲述,他的眼里愈发闪烁出惊愕的光。啊,现实生活,又给他捅开了一扇关闭着的窗子,看到了一幕从未看到过的真实景象。为了全大队人的利益,为了整个高寒山区将来夺高产育良种的老贫农、共产党员大队长,会被这样给人整得死去活来。而整他的人,现在却冠以大队主任的高位,掌着韩家寨的大权。这事儿,难道不需要思索吗?该好好想一想啊。刚刚下乡的程旭,还很幼稚、单纯。父母亲的遭遇,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铭心镂骨的创伤。如果说,这时候,他对父母亲遭受到的厄运只是抱着一种懊丧的想法的话,那么,头一次认识德光大伯,听了他的叙述,他开始把这两件绝不相关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往深处去思索、去考虑了。很显然,眼前这个形容枯槁的老人做的事儿,是对的。他落到现在这个地步,是受到了迫害。那么,爸爸妈妈是怎么回事呢?爸爸妈妈的事情看上去要复杂一些,有人不仅说他们是走资派,还说他们是黑帮,黑线人物,叛徒,特务。但眼前这个老人,没有历史问题纠缠,他也受到这么大的迫害啊。看起来,确实是有许多事情,该细致、透彻地好好想一想了!为什么近几年来,会出现这种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情形呢?程旭的身体是单薄的,他的个性是深沉的,由于他自小而有的病,他做事情都是迟缓的。但是,他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有一颗青年人火热的心。这时候,内心里那青春的火焰,熊熊地燃烧起来了。他凑近老人的身旁,激动地说:“老大爷,你做得对!这育良种的事儿,得继续干下去!你身体不好,我帮着你!”德光大伯的眼前一阵闪亮,好似那黄豆大点的油灯光,一下变成了照亮全室的阳光。他胸怀里升起了一盆火,暖烘烘的,几年来,第一次,他眼角边皱拢了的纹路舒展开来,翘起嘴角笑了。他笑得很轻,却是很快活,很高兴。两行热泪,从他的眼眶里溢出来,沿着瘦削的双颊,慢慢地往下淌着。他翕动着嘴唇,好半晌没有讲出一句话来。真没想到,眼前这远方来的年轻人,会有这么大的勇气,这给了老人多大的安慰呀!他又笑又哭地伸出颤抖的双手,一把抓住了程旭的手臂,重重地摇了一摇,道:“你,这话当真?”程旭微微一点头,表示自己拿定了主意。初初和程旭接触的德光大伯,还不熟悉程旭沉默寡言的个性。他看这年轻人只是点点头,以为他意志不坚定,收回了双手,思忖了片刻道:“小程,你再好好想想,育种这件事,不是像赶场逛街那样轻便,这事儿,要担风险,甚至还要像我这样,遭整哩。你年轻,还是……”“不,老大爷,是对的事儿,我就敢一条道路走到明!不怕!”“不怕?小程哪,种庄稼的学问大得很,难得学啊!”德光大伯一字一顿地说:“翻弄泥巴,不像翻弄嘴皮子那么轻巧。你到了我们山区,翻过大坡吗?”“翻过。”“累不累?”“累得气直喘,脚弯子里打抖。”“是啰!育良种这条路,就像爬上坡道那样,一路上弯弯拐拐,忽上忽下,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程旭听得出,老人是提醒他作好艰苦奋斗的精神准备哩!他低声有力地道:“老大爷,我一步一个脚印,踩稳实了,慢慢往上攀。持之以恒,总能攀到顶峰去!”“要得!”德光大伯这才信了程旭,他连连点头道:“说得对啊,小程。俗话说,‘一粒良种,千粒好粮’、‘有了良种,田里有田,土里有土’啊!韩家寨要有了良种啊,准能夺高产!有你这知识青年帮着我,我就更有信心啦!”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春寒之夜。程旭离开这间茅屋的时候,德光大伯双手抓着程旭还没长过老茧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小程,是真金,不怕在火中烧;是雄鹰,不怕在高空飞。常言道,山愈高,路愈险,景愈美。莫怕我们暂时只有两个人,到时候,广大群众自会相信,谁对谁错!良种要育成了,那意义就大啦!”从这以后,德光大伯和程旭就暗暗地干开了。他俩在袁明新大伯、袁昌秀和另外几个山寨青年的支持下,在那几个青年社员作业组负责的水田里,搞开了新的育种试验。没有不透风的墙,事情很快被韩家寨二队的生产队长、年轻的韩忠鼎晓得了。在这个大队里,韩忠鼎是五个生产队长中最不满意姚银章的一个。姚银章把其他四个生产队的队长都换上了他所信任的人之后,几次想撤换二队队长的任职。无奈韩家寨二队的社员,一致拥护这年轻的生产队长,几次改选都选他,姚银章也无奈何他。韩忠鼎晓得德光叔、明新大伯、程旭敢于顶着姚银章的高压,秘密搞育种试验,干脆在自己的队里,拨出了四分水田,让他们悄悄地搞。每年要在大队里拿六七百个劳动日的姚银章,一年之中,只下过三回水田,他自然不会晓得二队秘密地在育种的事儿。试验田是一块四分大小、瓢儿形的好田,所以叫它瓢儿块。瓢儿块夹在一大片水田之间,它的左面是一大片蒿竹林,右面是一座突兀的石山。通到瓢儿块去的,只有一条溜窄的田埂小路,平时很少有人去。德光大伯、程旭在这块试验田里育种的事儿,除了有关的人和二队的农民,其他人都不晓得。时间长了,有人看见不是二队社员的德光大伯、程旭,常往二队跑;甚至有人在坡上还撞见他俩在一起谈得亲密无间,估谙得出两人在钻研良种。绝大多数人,心眼里明白,嘴巴里不说。谁不知道,钻研良种是为了大伙好啊!也有一些人,想探根究底,弄清他们到底迷到啥子程度了,却也打听不过。姚银章和他的族中兄弟,耳朵边刮到过几句,鼻子也嗅出点气味。他想查,却查不出啥破绽来。水稻这玩艺儿,不是老庄稼手,不是天天下田土滚泥巴摸索的,硬是分辨不出它是啥子品种。乍眼望去,似乎都是一个模样的。姚银章和他那些游手好闲的族中兄弟,就是站在瓢儿块田埂上,也看不清田里撒的是哪号种子。即使他要问,韩忠鼎他们也有办法糊弄他啊!姚银章比哪个也明了这一点,他很恼火,只得经常敲打程旭,说他和专政对象为伍,说他和走资派、富裕中农鬼混,不干好事。以此来出气。而育种的真相,他始终不清楚。三年来,德光大伯眼看着程旭,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空,每天都参加三队的集体生产劳动。别的知青收工回去了,有的到沟渠边洗衣服,有的在堰塘边洗脚,有的忙着做饭,有的放声唱一支歌,他却一步不停、一口气不歇,三弯两拐,穿过茂密青绿的蒿竹林,来到了瓢儿块田头。二队的蒿竹林子里,竹枝密密簇簇,长得很是繁密,谁走过都要绕着道儿。由于程旭天天从竹林中穿过,已经给他踏出了一条狭长的小道。三年中,德光大伯和程旭,天天在一起为培育良种付出艰辛的劳动。两个人年龄不同,性格不同,经历更不同。但在育种这一点上,有着共同的语言,相同的不屈不挠的意志。蒿竹林子里的幼笋,通过笋鞭在泥土里吸收着养料、水分,茁壮地成长起来。长成清秀而又挺拔的蒿竹。程旭在老农的身上,学到了许多他过去没学到的知识,也飞快地成长起来。德光大伯现在已经熟悉这个年轻人了。他不声不响,沉默寡言,有时候你同他整天在一起,他可以不说一句话,光是埋着头观察啊、记录啊、思忖啊!但德光大伯惊异地发现,这个年轻人有一股惊人的毅力和钻研精神。他在干活的时候,就是远处山岭在放炮,他也听不见。他坐下思索的时候,天下雨了他也不知道。德光大伯由衷地在心头说:这是一颗稳实的好苗苗啊!到山岭中去割秧青当水田的肥料,坐在高大的黄桷树脚下歇气,记录老农嘴里的农谚,程旭为育种,真是废寝忘食,不顾一切。听说哪个大队的老农浸种技术好,他不顾干了一天活后的劳累,跑几里路去讨教;听说隔邻一个公社,有个老农种出的水稻产量总比人家高几十斤,他趁休息天爬山涉水去打听;韩家寨大队有个富裕中农叫韩德才,肚皮里有几十句关于培育良种的农谚,他的自留地里,每种蔬菜都能比别人家早出半个月,拿到市场上去,总是时鲜货,价卖得高。程旭听说了,也去他家请教。韩德才这人不像其他老农,他肚里那套经,别人不问时,他会自吹自擂地说上几句,等到程旭上门去请教,他又倚老卖老地,搭起架子不说了。程旭不厌其烦,头次碰了一鼻子灰,他去二次;二次不成,他去第三次;十次八次,韩德才经过私下打听,知道程旭不种自留地,也不会抢种时鲜货,夺他生意,他放心了,把一肚皮经,全给程旭念出来了。说起来也怪,这样的两个人,竟然也交起了朋友,相处得比谁都还亲热呢!这就是姚银章说的,程旭和富裕中农勾勾搭搭的真相。德光大伯不这样看待程旭。程旭不是去学韩德才卖时鲜货、赚钱、做买卖那套东西,学的是他种庄稼的经验,有什么不可以呢?采得众人百花蜜,酿出一窝纯蜂糖。这才是高招呢!一晃,三年过去了。德光大伯最近开始高兴了,因为他听说,公社伍国祥书记,现在恢复了工作,当上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兼党委筹建小组组长。同时,他和程旭经过三年的苦苦探索,试验,终于确定了“七月黄”和“珍珠矮”两个品种的长处,能适应韩家寨团转的气候,只等授粉成功,明年便能观察新品种的实效了。明年,该是个充满了希望的年头啊!良种能育成功,有多么好!伍书记恢复了工作,他了解德光大伯,准会把他的问题提出来,推翻那些诬蔑不实的捏造,重新安排工作。到那个时候,德光大伯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搞育种了!再也不用像现在这样,偷偷摸摸地搞了。这几天,德光大伯每晚上都睡得很香。因此,当他被袁明新敲开屋门,看到同来的袁昌秀、慕蓉支时,不免有些奇怪:深更半夜,出什么事了,这几个人为什么要找他。及至把他们让进屋头,听袁明新说了事情的经过之后,德光大伯才觉得,这件事确实很严重。他吸着叶子烟,皱紧了眉头,默默地思忖着。德光大伯比袁明新、袁昌秀、慕蓉支更了解程旭。因为在一次歇气时,德光大伯问及过他的家庭和父母的情况,程旭曾坦率地讲过他的父母这几年来的经历。德光大伯从自己经历到的事情,联想到程旭的父母,也许是弱者易引起人的同情关切,更可能是德光大伯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最主要的当然是程旭本人的所作所为,使得德光大伯对这个年轻人愈加关怀和热爱。此时此刻,他敏锐地感觉到,要逮捕程旭,肯定也是迫害他父母的手段之一。面临的事件是严峻的。“老哥子,你看看,快一起拿个主意吧!”袁明新望着蹙紧眉头思忖的韩德光,小声地提醒他说:“时间就是小程的命啊!”听袁明新的口气,德光大伯知道他此来肚里一定有主意,便从嘴里抽出叶子烟杆,俯身问:“依你看,该打啥子主意呢?”“前几天,我听说过去你那个老连手、公社伍国祥伍书记,又当了革委会主任。他既当了事,准定会知道这件事,你去找找他吧!”袁明新直通通地说:“顺便,你还可……”德光大伯完全明白袁明新的意思。不过,他比袁明新看得更远、想得更多:“要是对方的来头大,气势汹,一个公社主任,怕也难抵得住啊!程旭这么个小青年,会犯哪种罪?古时候,秦桧害岳飞,挑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把个好端端的忠臣良将害死了。近几年来整人的手法多得出奇,防不胜防。不用挑啥罪名,也能把人往死路上逼。现在有人要蓄意害程旭,怕难得抵挡哪。”德光大伯焦愁地说。“事情既让我们晓得了,总该出全力救他啊,老哥子。”袁明新大伯想得简单些,说话也直率:“程旭是我们韩家寨大队育良种的一根柱子,少了他,要成了的事情也成不了!”“那是当然!”韩德光大伯带着一股风,“呼”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来,拿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架势说:“不育良种,随便哪个想来乱捕人,也没那么简单,还得问个幺二三!我是说,我们要准备好斗争,莫把事情看得太简单啊!”两位老农在说话,袁昌秀和慕蓉支坐在一旁全神贯注地倾听。袁明新大伯家里,慕蓉支是常来常往,对大伯嘻哈连天好说话的脾性,摸得很熟。德光大伯屋头,三年来她是头一次进门,不过她一接触这个老人,就发觉他和自己心目中想象的人全然不同。两个老人的对话,深深地触动了慕蓉支。她本人听到程旭将被逮捕的消息,焦灼不宁,坐卧不安,一个劲儿掉眼泪,是因为她对程旭有了很深的感情。那么,昌秀、这两个老人,对程旭这么关切,又是为啥呢?看他们的样儿,和程旭之间,犹如肌肤之间的关系一样,在这样的事情上,为了程旭,他们都可以深夜不睡,挺身而出,想办法救他,这种感情又有多么深厚哪!也不知是为什么,悲伤过度、几乎对程旭将被捕这件事绝望了的慕蓉支,此时却从老农身上获得了新的力量和勇气。如果说,在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在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磨炼中,一个年轻人最容易长进、成熟的话,那么,幼稚、娇柔的慕蓉支在逐渐坚强起来。她的头脑不再是那么单纯无知了,她也不再是如同弱不禁风的细树枝条那样了,她的信念在变得坚定,她的目光在变得敏锐,她的感情在不断地升华、发展。她心里在说:我没有看错程旭,他确是个值得钦佩和为之担忧的人。“说走就走,趁着这黑夜,我马上就到公社去!”慕蓉支的思路被德光大伯的声音打断了。袁明新大伯有点不安地说:“天黑、路远,你能行?”“成!”德光大伯响当当地说。昌秀把自己手中的电筒,塞到德光大伯手里,伸出手说:“大伯,我陪你去!”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叶辛经典知青作品文集“我也去!”慕蓉支向前要求着。德光大伯试了试电筒,特意借着油灯的光,仔细地瞅了瞅这个上海姑娘。他一摆手说:“这条路,我走几百几千次了,误不了事。你们都还年轻,莫去!”袁明新大伯完全懂得德光的意思,他拉拉两个姑娘,说:“德光大伯说得对,这种事儿,不宜敲锣打鼓,引得众人注目,让他一个人去吧!”他们把德光大伯送到寨口上,三个人伫立在粗壮高大的沙塘树脚,迎着深夜里的山风,仰起脸一直望着大伯亮着的电筒光,在山岭拐弯处消失,才走回寨子去。

十六岁的时候,袁昌秀就是韩家寨上出名的能干姑娘。屋里屋外,坡上田头,不论是薅草、栽种、背肥、挑担,还是洗涮、绣花、编结、缝纫,她都能做出一手巧活。这些还不算稀奇,由于袁明新大伯的教导有方,她上山能识鸟音,下河能识鱼性,到了林子里,还会寻觅草药、辨识兽踪、观察煤脉。更叫人惊奇的是,在窑场上她能打出一手好砖,做出一筒好瓦。随便在竹林里砍回两根竹子来,她能编出一只精巧美观的细篾提篮,上面有花纹,用桐油涂过,简直让人爱不释手。慕蓉支床头搁着一只这样的提篮,就是她和小慕相处得好,特意编来送她的。现在袁昌秀二十岁,就成为韩家寨团转十来里路远近闻名的俊姑娘了。她的个儿不高不矮,身材苗条,一张黑油油亮光光的脸盘,爱微笑的两片嘴唇,总是挺逗人地撅起来。山寨上的老习惯,一个俊姑娘长到二十岁上,好事的人儿就会主动上门了。打听她相了对象没有,打听父母对幺女儿的婚姻有什么想法,打听姑娘愿到哪个地方去,打听她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是能弄点文墨的呢,还是干活实在、勤快的年轻人。爱喝点酒的袁明新大伯,心地是好的,只要酒上了脸,他满脸都荡开了笑容,什么话儿都好说,不论对方说什么,他总是点着头,嘿嘿嗬嗬地一阵笑,回答人家:“嘿嘿,好说好说,什么样的人儿都好说。你们没得见吗?我这个脾气好说话。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耗儿的子孙打洞洞。我那幺女儿,和我是一个脾性呀!好说,好说!”袁昌秀的阿妈,一个脸容慈祥、行动缓慢的老伯妈,是韩家寨上出名的老实人,从来没在大庭广众之前说过话儿。看到是来打听幺女儿的,她像好些善心肠的老人一样,一概表示欢迎,但却做不了主:“你们晓得,现在这年月,不是我们年轻时候那年月了,我年轻的时候,嫁给这个老糊涂,硬是见也没得见过面。说实在的,我真生怕他是个子、麻子。嗨,出嫁的半路上,还险些遭土匪抢去呢,说起来真怕人!现在哪有这种事儿,现在第一得称我那幺女儿的心。凡是昌秀喜欢的,我都喜欢。”一次两次,十次八次,久而久之,人们看出来了,在这个三口之家里,说了算话的,不是名义上是户主的袁明新,也不是主持家务的老伯妈,而是这个年轻轻的心灵手巧的俊姑娘袁昌秀。这就难办了,有哪一个人,敢于当着一个未出嫁姑娘的面,打听她准备嫁个什么人呢?山寨上,四旧的风俗,差不多都破了。但在人们心理上,还有一些旧风习难于破掉。比如说,过去的规矩,未出嫁的姑娘,任何人都不能主动向她打听嫁个什么人之类的事儿,谁要开了口,谁就是犯了众怒。人们知道这是一种旧风气,但是大伙儿内心深处,还是不由自主地尊崇着它。由于这样,二十岁的袁昌秀,既没和城镇上的年轻小伙子有什么联系,也没和远近村寨的青年社员搭上桥。这也省了她好多烦恼和不安。大姐姐出嫁早,现在已是三四个娃娃的母亲了,心思全在自己的家庭上,两三年才有机会来看一次母亲。二哥在县里物资局工作,讨了个婆娘是县城里的人,也有了孩子,很少到韩家寨来。袁昌秀懂点事了,从二嫂子的言语行动中,她看得出,二嫂看不起这个处在山旮旯里的婆家。三哥前三年参军在部队上,一两个月写回一封信来。屋头只有昌秀一个人,里里外外,也离不开她。昌秀根本还没想到自己的终身大事。这样一个家庭,三个劳动力都是勤快人,在韩家寨是中上等人家了,袁昌秀也不愿随随便便地离开温暖的家庭。二十岁上,她不但掌管着全家的经济大权、粮食大权,也掌管着全家的“外交”和政治大权。她的态度,也是一家三口人的态度。不过她一点也不专横,一点也不逞强,父母的话儿她都听,重一点的活儿她都争着干,在每个社员都能尽一份民主权利的群众大会上,代表她家说话的,总是袁明新大伯,她从来不出头露脸争这个光彩。在韩家寨男女老少的眼里,袁昌秀是个勤快、孝顺的好姑娘。袁明新大伯在窑场、煤场上干活,回来迟了,昌秀总是带上一个电筒去接他。今天晚饭之后的那阵雨,来得太突然,正吃完饭捧着一根三尺长的叶子烟杆过烟瘾的袁明新大伯,“呼”地一下从板凳上跳了起来,大声叫着:“拐了拐了,今天这阵雨要害老子了!”说着,他笨手笨脚地披上蓑衣,急急忙忙地往外赶,边赶边在嘴巴头惊风扯火地叫着:“我的那些砖瓦啊,要遭这阵雨冲成一摊烂泥浆浆啰!造孽得很啊。”不等他走到院坝里,袁昌秀就从里屋跑出来,拉住父亲的蓑衣说:“爹,我去!”“你干不了那事!”袁明新头也不回地说。袁昌秀笑着说:“不就是给砖瓦盖上草帘子嘛!我手脚比你还利索些!”不等爹回答,她扯下爹的蓑衣,戴上一顶麦草帽,亮着电筒,冲出了院坝。袁明新收住了脚,粗糙的手摸着下巴,咧开嘴,满意地“嘿嘿嘿”笑开了。他知道幺女儿能干这件事,刚才那么说,只是跟女儿客气客气罢了。袁昌秀冒着风雨,冲到寨子外砖窑旁边的砖瓦场地上,爹白天做的砖瓦,都搁置在露天。这几天,一连几个大太阳,袁明新想把做的砖瓦一口气晒干,等下一窑砖窑装窑时,就能装进去了。没料到凭空来了这一场雨,要是不及时把砖瓦盖上,只一会儿工夫,就会把这些砖瓦的泥坯通通砸成烂泥巴。袁昌秀跑进茅棚子,把预先编织好的一个个草帘子抱出来,遮盖在砖瓦上面。她一会儿冲进茅棚子,一会儿在砖瓦边铺遮,紧张得不亦乐乎。等她把爹这几天里做的砖瓦全部遮盖好,这阵雨正下得欢。袁昌秀决定在茅棚子里躲过这一阵雨,再回寨子去。风吹着草帘子“呼呼”响,雨点子打在砖瓦场捶结实的黄泥巴平地上“嗒嗒”响。袁昌秀站在茅草棚子里,亮着电筒,顺手把爹的瓦筒布理好,又把杂乱的谷草束好,堆成一个可以歇气、抽烟的坐垫。姑娘可细心哩,她心里说,爹做砖瓦做累了,点燃烟,走进这儿来,就能休息一阵,也比坐在泥地上落心、舒适一点嘛!离茅草棚子不远的砖窑里,这一窑砖正闭窑。缕缕白色的烟气,在风雨之中,袅袅地横飘过去,消散开来,慢慢地升腾上去。雨势猛,雨点子大,下过一阵,乌云散开,雨便渐渐下小了。袁昌秀戴上麦草帽,扯了扯蓑衣,亮起电筒,踏着泥泞的田埂路,走回山寨去。田埂两旁的青草上挂满了雨珠子,撩拨着昌秀的裤管,一会儿便把两条裤管打得湿漉漉的。走进了韩家寨,昌秀熄了电筒,踏着青岗石铺成的寨路往前走。二十年来,对韩家寨上的每一级石阶、每一条寨路的宽窄高低,昌秀都熟得像自己家里一样,不用亮,完全能走。走到拐弯处,前面传来一阵喧哗,几支电筒朝坝墙、树梢、院坝乱晃着,脚步声踏得很重。昌秀一听声音,就晓得是那一帮上海知识青年,他们都在用上海话讲着一件什么事,声音大得能把睡着的人吵醒过来。昌秀刚要叫住他们,请他们嗓门放小些,几句对话陡然灌进了她的耳朵:“今朝是白走一趟,脚也走酸了!”这是莫晓晨的声音。郑钦世的声调里露出明显的自我嘲讽:“哈哈,这是为革命嘛!哪能叫苦叫累?我们死都不怕,还怕脚走酸了?”“脚走酸勿要紧,”沈兆强的大嗓门在说:“程旭和慕蓉支逃走了,才是大事呢!”“笃定笃定!”知识青年集体户的户长陈家勤接着讲:“慕蓉支决不会跑。程旭嘛,要逃也逃不走。”章国兴说:“逮捕了程旭,对阿拉集体有啥好处呢?先进的牌子也靠不住了……”……本来想叫住他们的袁昌秀,像被一股辣烟呛住了,嘴巴张开来,却说不出话。上海知识青年到韩家寨三年多来,袁昌秀时常和那些姑娘们接触,听她们互相之间说家乡话,有时候还取笑她们的怪声怪调,像在讲外国话一样。久而久之,尤其是和慕蓉支成了知心好友之后,图好玩的昌秀也学几句上海话。什么“阿拉”就是“我们”啰。“不来三”就是“不行”啰,“阿木灵”就是“呆头呆脑”啰,“今朝”就是“今天”啰……昌秀还真学了不少。尽管她讲起上海话咬音很不准,可他们说的话,她基本上都能听懂。刚才从寨路上走过去的那帮上海知青说的话,她全听懂了!她像莫名其妙遭了打一样,简直不敢相信,程旭会遭逮捕。凭啥子逮捕他?是哪个要逮捕他?程旭他犯了什么罪?他那样一个老实巴交的年轻人,除了看书就是出工、育良种,莫非也要被投进监狱?三年多来,程旭和德光大伯、袁明新成了脾味相投、互敬互爱的好朋友。由于要育良种,程旭常到袁明新大伯的屋头去,和袁昌秀也非常熟悉。德光大伯和袁明新都很器重程旭,他们不止一次在昌秀面前说过,这小伙子踏实、本分,待人诚恳,吃得起苦,是一个好青年。昌秀也从比较、鉴别中看得出,程旭和其他一些知识青年不同。一般的知识青年,和山寨上的贫下中农,关系都很融洽,客客气气的。也有相处不大好的,像沈兆强、常向玲这些人,开口闭口,叫社员都叫“阿乡”。和这些人比起来,程旭截然不同。他不是需要什么了,才去社员家里坐坐;他也不是图好玩,消磨时间,去社员屋头摆摆龙门阵;他更不是为争一个好名声,对寨邻乡亲们笑脸相迎,有求必应,拼命在各方面逞强耍能,表现自己。他是一头扎进德光大伯的事业里,泥里来、水里去,没日没夜地在研究水稻良种。衣服脏了,他顾不得洗;头发长了,他没想到去理;吃饭时间到了,他还不知道。他是专心专意地搞科学试验,一门心思琢磨怎样提高整个高寒山区的粮食产量。有一回,昌秀问他:“程旭,你是上海知青,人家说,你们是南来的燕子北去的鸟,早晚都要飞的。你对育良种这么热心干啥呢?”程旭既没有像爱表态的陈家勤那样,滔滔不绝地发一通誓死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宏论,又不像某些人那样,自我吹嘘一番,或者是假惺惺地谦虚几句,他睁大了惊愕的双眼,反问道:“那么,德光大伯六七十岁了,身体又有病,受了那么多苦,他还那样埋头苦干,图个啥呢?”“他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呀!”昌秀故意说。“我也是新中国的年青一代呀!”程旭很自然地说:“小袁,你想想,有了一种抗寒、高产、不倒伏的良种,全面推广出去,那意义有多大。光我们这个县,就有几十万亩韩家寨一样的高山水田,整个地区又有多少亩?……”不用多问了,昌秀知道,程旭是真心诚意地为高山人民育种。他不是想给贫下中农留个好印象,将来好早日抽调,才这么干;他也不是想巴结哪个人,指望人家推荐他,才这么干。他是从内心深处愿意这么干哪!最叫昌秀心悦诚服的是程旭质朴、正直的个性。他不夸夸其谈,也不会嬉皮笑脸开玩笑,更不闹吹牛、拍马那一套东西。袁昌秀很看不惯韩家寨大队主任姚银章,也直率地对一些知识青年讲过姚银章这个人的作风。可她奇怪的是,这个大队的上海知识青年,对这个大队主任都很尊敬。不论在哪种场合遇到姚银章,知识青年们都要主动招呼他。男的要敬他一支烟,女的也要露个笑脸。不知哪个最先兴的,上海知识青年回家探亲转来,都要给姚银章家送礼。有的是送大前门香烟,有的是送上海奶糖,还有送衣料、糕点、名酒、罐头、鱼松、咸肉、火腿的……厚颜无耻的姚银章,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不管是用的和吃的,只要送上门来的东西,他都收。不过他也讲点人情,每个送他礼的人,都被他留下来吃一顿便饭。事后,他就对人说,他没白拿人家的东西,他也还了礼了。这是礼尚往来,没啥关系。袁昌秀甚至惊异地发现,慕蓉支也给姚银章送礼。她不解地问:“你为啥送他一条香烟、两包糖?”“这……”昌秀发现慕蓉支的脸微微有些泛红,说话也口吃起来:“昌秀,我也没办法。现在的风气就是这样……再说我妈妈……”“你就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袁昌秀气呼呼地责备道:“你也指望他将来送你进工厂、上大学吗?”慕蓉支尴尬地转过了脸,呐呐地说:“谁指望他……到时候,不要刁难就行了!”“啊,你是怕他阻拦你,刁难你啊!”袁昌秀鼓起了嘴,一点也不饶人地说:“你以为他能当一辈子大队长吗?难道你不知道,受贿是可耻的行为吗?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兴这么干的嘛!你……我真有些失望。”“……”慕蓉支说不出话来,眼圈有些红了。她内心深处,也很不愿意做这种事啊!昌秀从来没有见程旭干过这种事。程旭从上海探亲回来,袁昌秀特别留神他到不到姚银章家去,没有,他没有去!德光大伯请他买的育种书,他买来了。德光大伯没请他带药,他主动带来了。袁昌秀请他买的一朵塑料花,他也带来了。除了这些之外,就是几小瓶他自己备用的伤风感冒药和蛇药。袁昌秀故意问他:“大家从上海回来,都给姚银章‘烧香’送礼,你为什么不去?”“我为什么要去!”不易生气的程旭这时候突然沉着脸说:“他是庙里的菩萨吗?是旧社会的大地主大资本家吗?必须人人送礼,岂有此理!”昌秀板着脸说:“你是个憨包!”“是啊,是憨包。”正是因为这样,袁昌秀也特别尊重程旭。她愿意帮助他洗衣服、补衣服,愿意向他请教问题,愿意在园子里掏些新鲜菜蔬给他,也愿意从坛坛里抓一碗酸菜、泡豇豆给他就早饭。事虽小,礼虽轻,可也表明了昌秀鲜明的爱憎。当听清程旭要被逮捕的话时,昌秀惊得站住了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黑漆漆的寨路,啥也看不见。雨后的风,带着一股宜人的湿润味儿吹过来,昌秀竟觉得有点冷。直到渗透草帽的一滴雨水,滴进她的脖子里,她才清醒过来。她一再问自己:“这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平时,她总是对慕蓉支说,她能完全听懂上海话了,至少能把意思全部复述出来。可现在,她不敢相信自己了。因为她确信,程旭这样的人,是不会被人抓走的。她决定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打听清楚。她侥幸地想,这些上海青年,聚在一起爱讲笑话,开玩笑,也许,那是他们打趣时说的呢!这些人,不是常拿程旭来取笑吗。袁昌秀不急着回家了。转了一个方向,她朝大祠堂集体户走去。刚才那些知青好像说过,慕蓉支也出去了。这么黑的天,她不在集体户,就是找我去耍,不会走第二家的。袁昌秀走到集体户门外,听到灶屋里一片议论声,心知他们都还没睡,便放开嗓门叫起来。慕蓉支听到袁昌秀叫她,欣喜她这一叫给自己解了围,急忙在灶屋知青们众目睽睽之下跑出了大祠堂。到了门外,袁昌秀一把拉住她,就往僻静处走。“昌秀,有什么事儿?”慕蓉支开始奇怪了,袁昌秀这么神秘干啥?“小慕”,昌秀急促地说:“刚才,我在寨路上听你们那些男知青说,有人要逮捕程旭,是真的吗?”慕蓉支的手抖动起来,她愁嘁嘁地说:“是、是真的,不过,你……”“哎呀,那可怎么办呀?是谁要抓他?他犯了什么罪?他知道不知道?”昌秀不等慕蓉支讲完,一迭连声地追问起来。“你轻声点。”慕蓉支忧心忡忡地说。随后,便轻声细语地把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那,那可怎么是好啊?”昌秀惘然地说:“小慕,你想过没有?”慕蓉支悒郁不安地说:“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是好。”“唉!”昌秀跺了跺脚,焦急地说:“既然是人家要害他,为啥不躲一躲,这个大憨包。”慕蓉支没有回答,泪水又顺着她的脸颊淌下来,不由自主地抽泣着。昌秀听到她的哭泣声,眨了眨眼,惊异地瞅了瞅她,说:“你哭啥哟,哭没得用啊!走,找我爹去,想想办法!”说着,不容慕蓉支讲什么,拉起她的手就往自己屋头跑。袁明新正坐在堂屋里,眼巴巴地等着昌秀回家来。他等得有点焦急了,给砖瓦盖草帘子,要得了多少时间?一向做事利索的幺女儿,怎么还没回家来,雨都停了好一阵了。他敲落了三尺长的烟杆上的烟灰,准备起身出门去看看女儿,昌秀拉着满脸愁容的慕蓉支,走进堂屋来了。袁明新见小慕哭兮兮的,以为是集体户里知识青年之间闹了架,小慕受了委屈,昌秀拉她来劝慰一番呢。他一边拉出一条板凳来,一边关切地问:“小慕,你和哪个闹架了?”“爹,出事啦!”袁昌秀把小慕推到板凳上坐下,急不可待地瞪着眼睛说:“公安局要抓程旭……”“啊!”袁明新大伯惊得浑身抖了抖,手中那根三尺长的烟杆,“笃”一声落在堂屋地上。“是咋个回事?”袁昌秀和慕蓉支愁容满面地你一言我一语,把公社传来的消息,以及程旭对这件事的态度,简单说了一遍。明新大伯听两个姑娘这么一说,神情慢慢镇定下来。他拾起长烟杆,坐在板凳上,嘴咬着没有裹上叶子烟的烟嘴,“巴哒巴哒”空抽了一阵,好半天才思索着说:“这事儿,有点搅呢!”“爹,你快拿个主意吧,光评论有啥用?拿出管用的法子来呀!”“管用……的……法子?”明新大伯重复着,喃喃地说:“事情连带得广,想想,我要好好想想……”两个姑娘自然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任何人插手进来,都要担风险的。她们双双拉着手,在板凳上肩挨肩坐下来,四只眼睛期待地望着袁明新大伯。明新大伯今年近六十岁了,前四十年的岁月,他过的都是苦日子。十二岁开始做田,挑粪、铲护田埂、打田、栽秧、薅草、挞谷,一个小娃娃呀,一年到头,守着从地主家佃来的几亩水田,没日没夜地干。为了养活挖煤烧炭时压断了腿的父亲,为了给妈分担一点愁苦,他的眼睛,只看到租来的那几亩田。谁知道,连做了四年,年年的收成只够交租和留种,割回家来的,只有几大捆谷草。袁明新这才知道,韩家寨地区的高寒水田,根本无法在产量上夺丰收。怪不得俗话说:宁栽十天黄秧,不种一夜冷田。无霜期短促,你下再大的劲儿,花再多的力气,寒霜一降,冷水一浸,结的不是黑壳壳谷,便是秕谷,能打几斤粮食?地主的租子一两不少,劳碌一年,自家吃什么呀?那不是给人白干嘛!一气之下,袁明新大伯在十六岁上,退了佃租,发誓从今往后,再也不在韩家寨做田了!他东拼西借,凑了一笔盘缠,出外学手艺去了。三年之后,有志气的明新,学会了两门手艺回到了韩家寨。一门手艺是在青杠坡上观察煤脉,另一门手艺便是做砖做瓦烧窑子。明新大伯有了这两门手艺,满怀信心地回到韩家寨来,实指望能养活父母,过个粗茶淡饭的穷苦日子了。哪晓得,煤脉是被他一眼认准了,可挖煤老二挖出的煤,不是被山主霸了去,便是给地主包下了。在那直不起腰来的煤洞里,穷哥子们照旧要给塌方压死,给料想不到的水仓淹死,给瓦斯毒死。一件件的惨事,使得明新大伯闭紧了双眼,再也不敢去给穷哥子们看煤脉了。做瓦打砖烧窑子这门手艺,总能勉强糊口吧,累日累夜,饭是有的吃了。可经明新大伯的手,烧出了不知几百窑砖,通通给远远近近的地主、富农和镇子上的老板拖去了。他家屋头,盖得还是茅草房,砌的还是泥巴墙。解放之后,明新大伯的这两门手艺,才算是真正派上用场了。二十年来,韩家寨大队的社员,一家一家修起了宽敞明亮的砖瓦房,每幢房屋的砖瓦,都是经他的手烧出来的呀!他不但是砖瓦场的老师傅,还是大队煤场的顾问。经他认准的煤脉,架上厢枕木,确保不会坍塌了,往里一挖,准出好煤。韩家寨大队的块块煤,烧起火来无烟无味,远近闻名,连有些有名的大工厂,都想要韩家寨煤场的煤,想开大卡车来买。无奈通韩家寨大队的路,只有一条马车道,卡车开不进来。工厂催着县里和公社、大队,快些修公路,社员们也一再地要求修通这条公路。嚷嚷有两三年了,只是因为没钱买炸药,没钱买钢钎、二锤、十字镐,没人组织队伍,还没动过手。应该说,袁明新大伯烧窑、观煤脉,活路够忙的了,生产队里把他看作副业上的台柱,他要躺倒了不干,砖瓦窑无法烧,煤场开不了工,韩家寨的两大副业,都只能停工熄火啰!正因为这,队里从来也没叫他下田上坡干农活。可明新大伯一直忘不了小时候佃租地主的水田时受的气。地主早已打倒了,但韩家寨的粮食产量,总是上不去,年年要吃回销粮,摘不了穷帽子。“四清”之后,听说韩德光下决心提高水稻产量,要育良种,明新大伯满心支持,硬是抽出时间来帮韩德光当下手。“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姚银章上了台,韩德光挨了批,明新大伯一肚皮都是气。他愤愤不平地去责问造反当官的姚银章:“育良种有啥错?你要这么整人?”“大伯,这可不是我的主意,这是上头的意思。”姚银章晓得袁明新是整个大队副业上的台柱,自己要用零花钱,少不了也要到砖瓦场、煤场的出纳那儿去借支。再说这个人是一般社员,没有必要整倒他,对他也就客气一点。每次他来责问,姚银章总像买点他的面子似的迁就他,说:“现在的形势是这样啊!”韩德光被整得死去活来,没人敢搭理他,气得明新大伯也闷闷不乐。上海知识青年到了韩家寨,姚银章向全大队的知识青年介绍情况时,把韩德光也像地主富农一样,作为牛鬼蛇神向他们介绍了。这些远方来的小青年,懂个啥呀!他们只晓得和牛鬼蛇神划清界限,还能去和德光说话?德光被姚银章整臭了!明新大伯担忧地想。嗨,出乎袁明新意料之外,偏偏出了个程旭不信邪,他就是和韩德光亲热,还再次提出来,要育良种。在这个黑云盖住头的时候,他敢于这么说,就叫袁明新对他另眼看待。这小伙子,还真有股劲,不是那种一朝热,一朝冷的小青年,三年来,他天天都保持着最初那股劲儿。明新大伯由惊讶到信任、由信任到钦佩,认定有这小伙子的聪明才智和那股钻劲,良种准能育出来。德光不便出面,好些事儿,是袁明新和程旭合着干。三年来,袁明新开始了解、熟悉这远方大城市里来的青年人了!他一点也不像陈家勤那风流小伙,说出来的话,和报纸上差不离,尽朝着大伙儿读书一样念,也不觉得腻味人。程旭这个人,说话不多,一是一,二是二,懂便懂,不懂就问。光是袁明新带着他,不知走过远近村寨多少老农的家,向人家打听天时、地利、水情、种子情况。开初,他山区话说不好,咬音不准,从来没离开过本乡本土的老农听不懂他的话,他就使劲学。他随身那个小本本上,也不知记了多少条农谚。功夫不负有心人哪!通过三年来的摸索、试验、对比、鉴别,他们总算选出了两种各具不同优点的良种,“七月黄”和“珍珠矮”,今天刚刚开始授粉,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新品种成熟,明年观察它的生长情况呢!明新大伯心里说不出地喜悦。哪里会想到,晴天里打雷,公安局要逮捕程旭了!“爹,你想出办法来没有啊?”昌秀忍不住这种难耐的沉默,惴惴不安地追问道。袁明新瞥了女儿一眼,纳闷地说:“要找运输队、建筑队、供销社、老农、挖煤老二,我还有些办法。这事儿,要找公社主要干部打听打听,是咋个回事?我还没那么大的面子呢!”“那、那你说怎么办呢?”昌秀逼着自己的父亲。慕蓉支也泪汪汪地说:“最好给公社干部解释解释……”“只有找德光去!”袁明新“呼”地一下从板凳上站起来,拿定了主意说:“德光原先是大队长,和公社干部人头熟。我听说,前几年被打倒的公社书记伍国祥,现在又当上公社主任了。这人和德光最熟,只有让德光去找他问问,看是怎么回事了!”“走,我和你一路到德光大伯家去。”昌秀跳起来说。“我也去,”慕蓉支也要求道:“我和你们一道去!”袁明新为难地瞅了瞅两个姑娘,迟疑了一下,说:“德光是遭监视的,你们去,怕……”“爹,怕个啥哟,都快半夜了,还有谁看见。”袁明新又瞧了瞧慕蓉支,说:“小慕,已经半夜了,你一个姑娘家,早点休息去吧!”慕蓉支急了:“明新大伯,你、你让我去吧!”“爹,让她去吧。她是程旭的……”昌秀不便说下去,使劲搡了搡父亲。袁明新顿时醒悟过来,他点点头,说:“那就一齐去吧,三个人一路,脚步放轻些……”他们仨,走出院坝,顺着寨路,朝东头德光大伯家走去。

从韩家寨顺着“四清”那年新修的马车道,一路下坡,走十四里路,就可以到达公社的所在地木瓜树。木瓜树这地名,是因为好些年前,在这个低坳的山地里长着五棵木瓜树而命名的。自古以来,木瓜流传着这么一句老话:看不见的木瓜树,走不拢的上坡树。由于木瓜树地处在四面的大山环抱之中,初初到这一带来的人,想到木瓜树去,无论从哪一个方向走,都看不见木瓜树的所在地。直到你走得不耐烦了,拐过堙口,才会意外地发现,哈,木瓜树已经到了!同样,上坡树也是一个地名。它是和木瓜树人民公社田土相接的一个公社所在地。到上坡树去的人,由于它的地势比周围都高,在几十里地外,远远地就可以看到一片百年的老树之间,掩映着一幢一幢房屋。这时候,同行的人就会告诉你,那就是上坡树,看着似乎很近,要不了多久就能走到了。可是,等你走啊走啊,顺着盘山绕坡、拐弯抹角的山路走了几十里,上坡树还在那儿,还没走到。因此,就引出了那么一句老话。韩德光大伯打着电筒,离开韩家寨,一步一步走到木瓜树的时候,天色已经微明起来。山区的小镇,笼在拂晓时分的气氛中,别有一番静寂宜人的风味。小镇上的几百户居民,比起山寨上的社员来,要晚起一些。这时候,除了一两个清早担着水桶去石井挑泉水的居民之外,石板铺就的镇街上,还是寂寥无人。德光大伯好几年失去行动自由,很久没到木瓜树来了。他睁大眼睛,对新盖的几幢住房没多加注意,径直往公社院坝后面的一溜矮平房走去。德光大伯记得,这一溜矮平房是公社化后的第二年新盖的。十几年来,木瓜树又盖了好几幢新的平房,都比这一溜最初盖的房屋漂亮些、气派些、规模也大些。但是,伍国祥书记,一直居住在这里。听袁明新说,最近他复职之后,县革委会主任薛斌要他搬到木瓜树今年上半年盖的三层楼房里去住,伍书记没有搬。这座三层楼房,现在分配给百货店、供销社、邮电所、兽医站、卫生院、小饭店的职工住着。德光大伯轻轻敲着那两扇合起来的老式门板时,心里感慨万千。这些年,在韩家寨,独有他居住在简陋的泥墙茅屋里,本家一些小辈,有时候对他老伴说,大叔图个啥呀,辛辛苦苦干了十几年,家家户户住上了砖瓦房,他还住这个屋,还要遭人批斗。此刻,看到老连手伍国祥仍住在这样低矮的小屋里,他心里说,只有我们这些解放前当帮工的人,才真正懂得啥叫甜、啥叫苦啊!没敲几下门,里面就有人应声了。两扇门板一打开,门槛边出现一个穿身蓝布服、戴一顶布工作帽的老人。德光大伯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老连手伍国祥,同他一起当过帮工,睡过牛圈、在草堆里宿过夜的公社书记,现在的革委会主任。几年不见,他变多了,原先结实的身架子,现在看去有些虚弱;原先饱满的脸盘,现在满是皱纹,皮肉有点浮胖;变化最大的,要数他那一头黑发,现在两鬓都有点花白了。望着过去的老连手,德光大伯百感交集,情绪激动,不知说什么是好。伍国祥看他一眼,微笑着问:“老同志,你找哪个?”韩德光一怔,粗声说:“国祥,你不认识我了?”“你!”听韩德光一说话,伍国祥猛地伸出双手,细细地瞅了德光大伯两眼,惊喜交加地说:“德光哥,是你啊!你变多了,变得连我都认不出了!啊呀呀,要在街上碰到,你不喊我,我肯定不认识你啊!德光哥,快、快进屋里坐,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张椅子上!”怎么能责怪伍国祥呢!过去的韩德光,红光满面,精神抖擞,老当益壮。可今天的韩德光,老态龙钟,一身病态,脸黄肌瘦。背驼了,眼窝凹了,头发全花白了。伍国祥把德光哥推在屋里唯一的那把椅子上,颤抖着双手,眯缝着双眼,上下左右,久久地凝视着,眼眶里泪光闪闪。韩德光在屋里坐定,回避着伍国祥同情、惋惜还带点哀怜的目光。扫量了一下屋头,屋里除了一张单人床,两条长板凳,一个三屉桌和零星杂物之外,空空如也,啥也不见。韩德光惊疑地问:“国祥,我那弟媳妇和几个侄儿呢?”“唉,一言难尽哪!”伍国祥回身找了只搪瓷杯子,拉开抽屉,倒了点茶叶,泡了杯茶给德光说:“批斗我时,把一家人都迁到华莲她老家那儿的山寨上去了。”“啊!”韩德光过去只听说伍国祥一家被下放了,不知道这么详细。伍国祥比韩德光小十来岁,解放前打光棍。土改之后,他先在乡里工作,后来调到区委办公室工作,那时候结的婚。他妻子石华莲,是上坡树石家寨上一个穷篾匠石安根的女儿,解放后初中毕业,进修了一年,派到木瓜树当小学教师。婚后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伍国祥被批斗时,一家人都被下放到上坡树公社的石家寨生产队里去了。韩德光忍不住问:“那我弟媳妇要不要再回来教书呢?”“正扯皮呢。”伍国祥皱了皱眉头,不想继续谈这个事,他指指茶杯:“老哥,你喝水。我正寻思,交代一下工作就去韩家寨找你呢!我听说你的事了,都是姚银章那小子瞎胡扯,快,快讲讲你的事儿吧!老嫂子怎么样?身体还好吧?”“先不谈这些,”伍国祥这一说,韩德光顿时想起了此来的目的,他摆了摆手,压低了嗓门道:“我到这儿来,是想跟你打听个事儿……”“什么事?”“听说上海方面发来公函,要逮捕韩家寨大队一个知识青年,有这回事吗?”“你摸黑跑了来,专为这回事啊,老哥子。有这回事,这儿派出所的同志收到这封公函,因为关系到千里迢迢来插队的知青,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刚接手工作,对这些小青年还不熟悉,正巧县革委主任薛斌在这儿,他说姚银章这几天都在公社开会,问问他。昨天,我们和派出所的同志就找了姚银章和集体户的户长,那个叫小陈的上海知青了解情况,这两个人,都说那个要被逮捕的知青表现很坏……”“呸!”德光大伯狠狠地唾了一口。“薛斌立刻作了决定,要姚银章和那个小陈注意程旭的行动。等上海公安局的人一到,立即让他们把人带走。怎么,老哥,这事儿……”“姚银章的狗嘴里吐得出象牙来?”韩德光气愤愤地说,“程旭从来不给他送礼,又常和我在一起,他就把人家往坏里说。这家伙,是珍珠也要给他说成泥蛋蛋。国祥,实话同你说,我韩德光还是个‘专政对象’哩,这也是姚银章定的案。不知是上头哪个瞎了眼的混蛋批的!今天我不顾一切跑了来,为的就是这件事,你得给我问清楚,程旭犯了什么罪要被捕?”韩德光一激动,眼睛瞪大了,脸色涨红了,太阳穴边上的青筋,也突出来了。伍国祥思忖着,点点头,拍拍韩德光的肩头,安慰地说:“老哥,你莫激动,听我说啊!这件事,人家的公函上写得明白,说是这个知青与上海六月份发生的一起抢劫案子有关……”“啥子啥子?”韩德光从椅子上“呼”地一下站起来,大声嚷着,“你再给我说说清楚,说程旭和上海六月份发生的一起抢劫案有关吗?”伍国祥点点头,肯定地说:“我一点也没记错,公函上就是这么写的……”“胡说八道,完全是陷害人!”韩德光厉声斥骂起来了,“姚银章这个龟儿,硬是个黑心烂肠的家伙。他为什么不跟你们说,程旭五月份已经回到韩家寨来了?”“噢!”韩德光这一说,伍国祥也怔了一怔:“这个……你记得清楚?”“别的事儿我记不住,程旭探亲这回事,我记得清清楚楚,他回去陪父亲看病,超了两个月的假,五月份回到生产队,姚银章还在全大队的群众会上骂了他。姚银章他也该记得。”韩德光愤懑地说,“满大队的群众都能证明!”伍国祥的目光闪了闪:“老哥子,你倒是和我说说,程旭的事,你为啥记得那么牢?他和你……”“这可是个好苗苗,我的国祥兄弟,他天天和我在一起干一件大事呢!”“啥大事?”“育种!”“你……”伍国祥惊喜地扬起两道眉毛:“你被整成这样,还在育种啊?”“我不能白吃饭,不为群众办事啊!”“老哥子,你,你……”伍国祥两片嘴唇一抖一动地说,“你比我还硬气啊!我得向你看齐哩……”韩德光连连摆摆手说:“莫讲这个了。我跟你说,都是程旭这年轻人,帮着我、促着我,把这件事干起来了。跟你说,现在已经有眉目了!我们大队育种,离不了程旭!现在有人要陷害他,你得想法救他啊!”伍国祥的眼里闪出雪亮的光来,眉头皱拢来,脸上现出一股睿智的表情,拉着韩德光的粗手说:“老哥子,你莫急,既是你说的那样,就有办法挽救,有办法……”“你用啥办法救他呀?”韩德光急不可待地追问道。“听我说嘛,你在这儿呆着,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我,你总该相信吧!我去处理这件事的时候,你就呆在我屋里,我先去给你打点饭,你吃了,就在我铺上睡觉,好好歇一歇,看你这身体,比我的还差。可不能上街去到处乱窜,薛斌昨晚上住在木瓜树。这个人,你还记得吗,就是你当年顶撞过、后来又向县委检举揭发过的农水局干部。他要见了你,怕要惹出不少麻烦哩!你就别出我这屋子了吧。等我处理完这件事回来,还有好些事要同你谈谈。首先是你自己的事,你不来,我都要去找你谈呢!还有其他的事儿,多着呢!好吧,你等等,我去打饭。”伍国祥说完,拉开一个抽屉,拿出两个大搪瓷碗,去公社食堂打饭了。吃完公社食堂的楠豆米饭,伍国祥把门从外面反锁上,把韩德光关在里面,到公社的办公室去了。韩德光呆在这个简陋的小屋里,闲着没事儿,他先给伍国祥理了理屋内的杂物,又把地扫干净,看看再没事可干了,坐在椅子上,拿起桌上的几份报纸看。好久没看报了,报上的每一条新闻都吸引着他,但也有些文章,空喊口号、说大话,他看不进。在一张报纸的第三版上,他忽然看到一篇讲到批修整风的长文章,一口气把它读完了。根据过去的经验,韩德光知道,报上登这样的文章,便说明我们的党内正在批修整风。韩德光遭批斗、挨整,作为“专政对象”之后,有四五年没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了。实际上,上半年整党建党的时候,姚银章根本没通知韩德光,韩德光连一点风声也不知道。所以,党内批陈整风九一三事件之前,党内批判陈伯达,整顿党的作风,见报时一律为批修整风。的精神,韩德光一点也不知道。由报纸上的文章,韩德光联想到自己这些年的经历,情不自禁地义愤填膺,愤愤不平。他捏紧了拳头,搁在桌子角上,心里说:等伍国祥回来,一定要问问,姚银章这样的家伙,为啥能纳新入党;领导上为什么会信任这样的坏家伙?打定了主意,韩德光闲坐着,瞌睡袭上来了。他离开座位,倒在伍国祥的床铺上,没一会儿便睡着了。太阳的光从矮平房的窗户上射进来,渐渐地缩小着光块的面积,移动着位置,最后,明亮的光线又从屋子里消失了。这表明,太阳升到了当空,已经是中午了。一声门响,把多少年来没有在白天这么酣睡过的德光大伯惊醒了,他翻身坐起来,揉揉眼睛,伍国祥已经笑吟吟地站在他跟前了:“看你,老哥子,睡得多香甜,嗬嗬!”韩德光也不好意思地摆摆头一笑,迫不及待地说:“国祥,你快说说,那事儿怎么样了?”“吃饭吧,吃了饭再说。”伍国祥安详地笑笑说。从伍国祥脸上的笑容,韩德光预感到事情有了好转,但他还不放心,急巴巴地道:“不,你先说吧,说了我能多吃你一碗饭!”“看你急的。”伍国祥拗不过韩德光,坐下来说:“情况很好。我先到公社,给韩家寨打了一个电话,叫姚银章来一次。随后,我又找了派出所的两个同志,再把上海发来的公函看了几遍。上面写得很明白,说你们寨上的程旭与上海六月份发生的抢劫案有关,要我们这儿先监视或拘捕他,我把你反映的情况先给两个派出所的同志讲了讲,他们也赞成先问问姚银章,看程旭是不是五月份回山寨的。我们三个人到招待所找到县革委会主任薛斌,这位主任还在睡大觉哩。等他起了床,刷洗完毕,吃了早饭出来,姚银章倒也赶来了,他说接到通知,赶紧坐马车跑来的。五个人坐定之后,派出所的两个同志详细地问了姚银章,程旭是什么时候回上海探亲的,共在上海住了多少时间,回到生产队是什么时候。姚银章记得很清楚,说程旭在上海足足呆了四个月,五月份才回到生产队,超了两个月的假,回到生产队他还狠狠地批评了程旭一顿……这些话,正好和你说的相同。”“这龟儿,这次他倒不胡编乱造了。”听到这里,韩德光笑了,插了一句。伍国祥补充说明道:“昨天我们找姚银章和那个小陈的时候,并没拿公函给他俩看,只把事情讲了讲,主要是了解程旭的现实表现。听姚银章这么一说,派出所的两个同志才把那公函给姚银章看了……”“他怎么说?”韩德光打断话头,着急地问。“看来姚银章对这个小青年是有成见。”伍国祥收敛了笑容,低声说:“姚银章看了公函,拼命说这个程旭表现不好,什么插队三年不会挑担啊,和富裕中农、‘专政对象’明来暗往啊,是集体户的一只坏螺丝啊,话多了。派出所认为,这些表现和公函上说的抢劫这件事无关。既然全大队贫下中农都见到他五月份已经回到生产队,和上海方面的公函上说的情况有出入,为了保证破案的准确性,也为了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政治生命负责,有必要给发函单位回一封急信,说明事实真相。”“这才像话呢!”韩德光咧开嘴笑了:“后来怎么样呢?”“我对派出所的意见表示赞同。姚银章当然也无法反对啰,话是他自己说出来的嘛,哈哈。”伍国祥笑了笑,加添道:“面对这一局面,薛斌也点头同意派出所这么做。不过,他又补充说,看来这知青确有问题,为什么千不错万不错,独独会错在他头上呢。联系他的表现看,不能不对他加强注意。因此,他又指示姚银章,必须对程旭这个知青严加管教,像他超假两个月这类事,光是批评一下不够,还得要他写检查。如果他再和‘专政对象’、富裕中农勾勾搭搭,就叫他停工反省。姚银章欣然同意!”“岂有此理!”韩德光“咚”地擂了一下桌子,愤怒地说:“世上还有这种理?叫这位县官老爷到韩家寨看看,程旭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嗳嗳,德光哥,你轻点声。”伍国祥把食指放在嘴上,提醒他道:“这年头,隔墙有耳啊!要有人把你在我屋头这么嚷嚷的事儿捅给薛斌,这位大主任非追究不可。你不知道吧,自从薛斌造反当了权,威风着呢!你起先不是说,不知哪个人批准了姚银章定了你的案吗?就是他!他对你当年检举揭发的事儿,一直耿耿于怀呢!”文化革命前,农水局干部薛斌带了几个人到韩家寨大队促“双抢”,整日东游西逛,吃喝玩乐,一天也不下田土干活,反而还要大队给他们吃喝花去的钱报账。韩德光气不过,当面顶撞了薛斌不算,还到县委去检举揭发了他们的行径,弄得薛斌灰溜溜夹着尾巴离开了韩家寨。伍国祥今天提起这件事,德光大伯的火又升了起来,他气冲冲地道:“这龟儿,歪德性不改,还专门想整人哩!人家外来知青碍他什么事?”伍国祥向韩德光连连摇手:“德光哥,你别发脾气啊!我倒是要详细问问你了,这个程旭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啊?你像是豁出命来保他的驾呢!是不是想把他招为女婿啊,哈哈!”明明知道韩德光三个女儿都已结了婚,伍国祥故意这么说句笑话,缓和缓和情绪。哪知韩德光一本正经地说:“我是没有姑娘了,我有姑娘的话,倒十分愿意嫁给他。说正经的,国祥,这个小伙子,硬是好!听我细细地摆给你听……”“好好好,”伍国祥看了看表,说:“到开饭时间了,我先去打饭,吃了饭,有两个小时休息时间,我和你细细地摆一摆。可惜没什么好饭,天天是楠豆伴米饭,但望你育良种成功,把我们这一带的粮食产量突上去,我就有白米饭招待你了!嗳,你不是说,程旭和你在一起育种吗?凭这一点,我估量,这小伙子就有点志气……”伍国祥一边找饭碗,一边唠唠叨叨地说,很显然,几年不遇老相知,他也很兴奋。韩德光摆摆手说:“你先去打饭吧,就那楠豆伴米饭,坐在你这儿,我吃着也喷香。吃过饭,我们好好摆,我还有事儿问你呢!”“我还不是有一肚皮话要对你说!”伍国祥认真地道:“不过,德光哥,你的嗓门要放低一点。我不是说了吗,那个薛斌和姚银章,都在木瓜树。看神情,薛斌要留姚银章吃饭。不是我国祥怕事,为了解决你的问题,我还得和他们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好好斗一阵呢!”“……”韩德光嘴张了张,没说出话来。啊,最了解他的老连手伍国祥恢复了工作,当了木瓜树公社第一把手,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还需要斗啊?看来,事情真不简单哩!伍国祥向韩德光寓意深长地眨了眨眼,安慰道:“不过,你也莫焦心。有党有毛主席,有广大贫下中农,你老哥子这样的人,准能把事情澄清。”说完,伍国祥打饭去了。望着伍国祥走出门去的背影,韩德光老汉心里头怎么也不平静。不过,他还是舒心地喘了一口气,经他走这么一趟,程旭这个小青年,不会无故被抓走了,这就是一个大收获啊!尽管对程旭来说,今后还要经历更多的斗争和挫折。

本文由新亚洲彩票平台-新亚洲彩票app下载-新亚洲彩票平台免费下载发布于新亚洲彩票平台免费下载,转载请注明出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