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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那是知识青年们到达韩家寨后没几天的一个晚上。山头上压着层层黑云,峡谷里吹着凛冽的寒风,地面上稀渣渣的,脚踩上去,滑溜溜滑溜溜的,不小心就要摔一跤。初春返暖之后,樱花、李花都开过了,泡过的谷种撒进了秧田,已经冒出了娇嫩娇嫩的芽子,谁会想到,阴历三月初头上,还会出现倒春寒,飘一夜的雪花。凌花没全化尽,出土的娇嫩的秧芽子,全部被倒春寒冻死了。德光大伯趁着春寒之夜,一个人,摸黑拄着拐杖出了寨子,来到了秧田边。看到好几亩刚出土的秧苗全冻死在苗床上,贴着冰冷稀湿的水田里,有的露了根,有的被缩成一截线,德光大伯颤巍巍地蹲下身子,忍不住伸出手去摸着冰冷的春寒秧田。要知道,这些秧苗一死,等倒春寒过去,再泡谷种,撒秧,又要晚半个节气了。秧苗晚了节气,栽插势必延缓,成熟就更要拖迟。本来年年怕秋寒早降的高寒山区,眼看又要遭一个大歉收年了,怎不叫人心急如焚啊!想到这儿,德光大伯心痛欲裂,几年来的经历,峡谷那儿吹来的寒风,眼前的死秧,全在他身前摇晃起来。他浑身一阵发抖,血脉急涌,头重脚轻,一屁股坐倒在湿潮潮的田埂上。“哎呀!”身后传来一声惊叫,随后,一个年轻人飞步跑来,伸出双手,使劲地扶起了德光大伯。风吹散了空中的黑云,一弯下弦月亮悬在半空当中,撒下清冷的光辉。德光大伯睁开双眼,眨了又眨,看清了,眼前站着的是一个消瘦的年轻人。脸是陌生的,衣着也和韩家寨的农村青年不同,他穿一身蓝卡其布服装,显得清秀而又文弱,德光大伯立刻明白了:这是个新来的上海知识青年。“老大爷,你家住哪儿,我送你回去。”青年人诚恳地对他说:“外面冷啊。”德光大伯心里暗暗思忖,这个远方来的年轻人,并不把我看成是坏人哩,他唤我“老大爷”。尽管这样的称呼,还是有史以来头一次,德光大伯心里却是很欣慰。他第一眼看到这青年,就留下了一个好印象,便转过了身子,让青年扶着他,走回自己家里去。德光大伯的家,是韩家寨上唯一的泥墙茅屋,最好认,姚银章介绍情况时,也讲过。可这个青年,并没嫌弃他,顺着寨路,把他送进了屋里头。点上油灯,青年人转身欲走,德光大伯招手叫住了他:“你,坐坐。”青年顺从地在板凳上坐下,一双深邃的目光打量着这间简陋到极点的屋子。“你是新来的上海知青?”青年默默地点点头。“贵姓?”“我叫程旭。”“哦,小程,”解放后一直在担任干部的德光大伯,习惯地这么称呼程旭,他微露出笑容,问:“这么冷的春夜,你不睡,到寨外来干啥?”“我?”程旭不是不知道对方是个“专政对象”,他听过姚银章的介绍,也远远地看见过这个老农几次,要是白天在寨路上,他还不敢同这个老农民讲话呢。但眼见人家跌倒了,能不去扶他吗?再说,他不是地富反坏,是靠了边的干部。程旭内心深处自然联想到自己的爸爸。他对跌倒了自己爬不起来的老农民有一股同情感。初初和他一见面,他就觉得韩德光不是像姚银章说得那么可怕,倒是怪可怜,怪有感情的。你看他,我还没问他为啥半夜出来呢,他倒先问起我来了。程旭照实说:“我、我在想……”“想什么?”“想上海,想家……”“噢,那是免不了的。”德光大伯笑微微地说:“几千里路,头一次离开家,到山寨来单独生活。吃、喝、住、行都和大城市不一样嘛!待过些天,和社员们搞熟了,你就会习惯了。”像一股涓涓细流,流进程旭的心田,这些通情达理而又豁达的话,叫程旭感到非常温暖。老农的话,不像姚银章说的那些大道理一样生硬,对当时又孤独又不习惯的程旭来说,这是很大的安慰了。他睁大双眼,凝望着这个满身补丁,身边无儿无女,家里穷得叮当响的老农民,忍不住问:“那你,年纪那么大了,深更半夜,还跑到寨外田边去干啥呢?”已经整整有三年,没人和德光大伯谈起生产,没有人这么关切地问过他了。这个小程,尽管是出于好奇,提出了问题,还是勾起了他的话题:“我是为冻死的秧苗焦心哪!这几亩秧苗一死,节气就给误了,秋后只有到田头去割茅草喂牛啰!唉,这一年,又是大歉收;明年又要伸手向国家要粮啦,唉——”“啊!‘阶级敌人’‘专政对象’这样为集体的事业焦心!”在程旭的心灵上,二者之间怎么也画不上等号。他怔怔地望着这个老农,疑惑地问:“这是什么道理呢?”“啥道理,没良种呗!”德光大伯一语中的地说:“我们这一带山区……”于是,他便情不自禁地讲起了高寒山区的条件限制,由于没水稻良种,自古以来低产歉收的情况。德光大伯的声音低沉,语气诚恳,一字一句,动情地娓娓道来。程旭听得瞪大了双眼,忘记了这是深夜,坐在一个“专政对象”的屋里了。德光大伯的话,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心灵。在程旭的思想中,农村这个概念,总是同报纸上报道的先进典型,同书本上学到的课文,同画报上登的照片一样,不是鸟语花香,便是流水潺潺,河网密布,丰衣足食。电线杆一根接一根,劳动中笑声欢语,山歌不绝。没想到,这个老农民第一次用真挚朴实的语言,给他讲起了韩家寨的实际情况和关键问题。听完了,他望着满脸愁云密布、唉声叹气的老农,不由自主地问:“那,你们为什么自己不育良种呢?”“育良种?”这个年轻人,真有一股初生牛犊不畏虎的雄劲儿。德光大伯的心跳得快起来,眼光也闪亮起来,没想到,他会主动提出这个问题来呀!德光大伯决心进一步试探他一下,他苦笑了笑,说:“育良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难在哪里?”“你不知道吧,我就是为育良种,才遭了整……”“这是怎么回事?”程旭的脸上露出一股诧异的神情,十分坦率地问,他确实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德光大伯从他的脸上,看不出其他的意思。几年来,从来没对外人讲过的经历,霎时间全涌上了德光大伯的心头,以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愿望,喷溢出来。德光大伯叹了口气,轻轻地站起身来,从墙壁上提过一件蓑衣来,把窗子遮上,不让屋里的光,招惹了别有用心的人。随后,他又在板凳上坐下,低声说:“这话,说起来就长了……”“老大爷,你说给我听听吧!”程旭被这一段对话深深地吸引住了,他诚恳地要求道:“我很想知道山寨上的真情实况呀!”话语是真挚的,神情是庄重的。这些,德光大伯全看得出来,他决定把憋在心头的愿望全讲出来。他不是不知道,这样讲出去了,万一这小伙子嘴不严,漏了出去,是要加倍挨整的。但他不怕!再说,看得出,这是个正直的青年,也许,他听了自己的话,真会助一臂之力,挑起育种的担子来呢!德光大伯是个质朴、踏实的农村基层干部,一般地来说,他的眼光是很敏锐、很少看错人的。一灯如豆。山寨上家家户户都安有电灯。本来,德光大伯家的茅屋里也有两盏电灯,但自从被揪斗以后,姚银章借口不让韩德光夜间搞阴谋活动,粗暴地把接到他家的电线扯走了。这些年来,德光大伯和老伴两个,夜夜都只能点起煤油灯打发时间。这时候,在油灯昏暗淡弱的光影里,德光大伯和程旭两个,促膝相坐,一个在轻声细语地讲,一个在凝神屏息地听。春寒之夜,屋里没有生火,有一种浸骨的寒意。从一条条一丝丝的泥墙缝隙里,冷风像小刀子一样刺进屋来。夜是深沉的,风在树林子里呼号着,山谷里仿佛有一头受了伤的猛兽在怒吼。程旭一双沉静的眼睛越瞪越圆了,随着德光大伯的讲述,他的眼里愈发闪烁出惊愕的光。啊,现实生活,又给他捅开了一扇关闭着的窗子,看到了一幕从未看到过的真实景象。为了全大队人的利益,为了整个高寒山区将来夺高产育良种的老贫农、共产党员大队长,会被这样给人整得死去活来。而整他的人,现在却冠以大队主任的高位,掌着韩家寨的大权。这事儿,难道不需要思索吗?该好好想一想啊。刚刚下乡的程旭,还很幼稚、单纯。父母亲的遭遇,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铭心镂骨的创伤。如果说,这时候,他对父母亲遭受到的厄运只是抱着一种懊丧的想法的话,那么,头一次认识德光大伯,听了他的叙述,他开始把这两件绝不相关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往深处去思索、去考虑了。很显然,眼前这个形容枯槁的老人做的事儿,是对的。他落到现在这个地步,是受到了迫害。那么,爸爸妈妈是怎么回事呢?爸爸妈妈的事情看上去要复杂一些,有人不仅说他们是走资派,还说他们是黑帮,黑线人物,叛徒,特务。但眼前这个老人,没有历史问题纠缠,他也受到这么大的迫害啊。看起来,确实是有许多事情,该细致、透彻地好好想一想了!为什么近几年来,会出现这种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情形呢?程旭的身体是单薄的,他的个性是深沉的,由于他自小而有的病,他做事情都是迟缓的。但是,他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有一颗青年人火热的心。这时候,内心里那青春的火焰,熊熊地燃烧起来了。他凑近老人的身旁,激动地说:“老大爷,你做得对!这育良种的事儿,得继续干下去!你身体不好,我帮着你!”德光大伯的眼前一阵闪亮,好似那黄豆大点的油灯光,一下变成了照亮全室的阳光。他胸怀里升起了一盆火,暖烘烘的,几年来,第一次,他眼角边皱拢了的纹路舒展开来,翘起嘴角笑了。他笑得很轻,却是很快活,很高兴。两行热泪,从他的眼眶里溢出来,沿着瘦削的双颊,慢慢地往下淌着。他翕动着嘴唇,好半晌没有讲出一句话来。真没想到,眼前这远方来的年轻人,会有这么大的勇气,这给了老人多大的安慰呀!他又笑又哭地伸出颤抖的双手,一把抓住了程旭的手臂,重重地摇了一摇,道:“你,这话当真?”程旭微微一点头,表示自己拿定了主意。初初和程旭接触的德光大伯,还不熟悉程旭沉默寡言的个性。他看这年轻人只是点点头,以为他意志不坚定,收回了双手,思忖了片刻道:“小程,你再好好想想,育种这件事,不是像赶场逛街那样轻便,这事儿,要担风险,甚至还要像我这样,遭整哩。你年轻,还是……”“不,老大爷,是对的事儿,我就敢一条道路走到明!不怕!”“不怕?小程哪,种庄稼的学问大得很,难得学啊!”德光大伯一字一顿地说:“翻弄泥巴,不像翻弄嘴皮子那么轻巧。你到了我们山区,翻过大坡吗?”“翻过。”“累不累?”“累得气直喘,脚弯子里打抖。”“是啰!育良种这条路,就像爬上坡道那样,一路上弯弯拐拐,忽上忽下,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程旭听得出,老人是提醒他作好艰苦奋斗的精神准备哩!他低声有力地道:“老大爷,我一步一个脚印,踩稳实了,慢慢往上攀。持之以恒,总能攀到顶峰去!”“要得!”德光大伯这才信了程旭,他连连点头道:“说得对啊,小程。俗话说,‘一粒良种,千粒好粮’、‘有了良种,田里有田,土里有土’啊!韩家寨要有了良种啊,准能夺高产!有你这知识青年帮着我,我就更有信心啦!”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春寒之夜。程旭离开这间茅屋的时候,德光大伯双手抓着程旭还没长过老茧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小程,是真金,不怕在火中烧;是雄鹰,不怕在高空飞。常言道,山愈高,路愈险,景愈美。莫怕我们暂时只有两个人,到时候,广大群众自会相信,谁对谁错!良种要育成了,那意义就大啦!”从这以后,德光大伯和程旭就暗暗地干开了。他俩在袁明新大伯、袁昌秀和另外几个山寨青年的支持下,在那几个青年社员作业组负责的水田里,搞开了新的育种试验。没有不透风的墙,事情很快被韩家寨二队的生产队长、年轻的韩忠鼎晓得了。在这个大队里,韩忠鼎是五个生产队长中最不满意姚银章的一个。姚银章把其他四个生产队的队长都换上了他所信任的人之后,几次想撤换二队队长的任职。无奈韩家寨二队的社员,一致拥护这年轻的生产队长,几次改选都选他,姚银章也无奈何他。韩忠鼎晓得德光叔、明新大伯、程旭敢于顶着姚银章的高压,秘密搞育种试验,干脆在自己的队里,拨出了四分水田,让他们悄悄地搞。每年要在大队里拿六七百个劳动日的姚银章,一年之中,只下过三回水田,他自然不会晓得二队秘密地在育种的事儿。试验田是一块四分大小、瓢儿形的好田,所以叫它瓢儿块。瓢儿块夹在一大片水田之间,它的左面是一大片蒿竹林,右面是一座突兀的石山。通到瓢儿块去的,只有一条溜窄的田埂小路,平时很少有人去。德光大伯、程旭在这块试验田里育种的事儿,除了有关的人和二队的农民,其他人都不晓得。时间长了,有人看见不是二队社员的德光大伯、程旭,常往二队跑;甚至有人在坡上还撞见他俩在一起谈得亲密无间,估谙得出两人在钻研良种。绝大多数人,心眼里明白,嘴巴里不说。谁不知道,钻研良种是为了大伙好啊!也有一些人,想探根究底,弄清他们到底迷到啥子程度了,却也打听不过。姚银章和他的族中兄弟,耳朵边刮到过几句,鼻子也嗅出点气味。他想查,却查不出啥破绽来。水稻这玩艺儿,不是老庄稼手,不是天天下田土滚泥巴摸索的,硬是分辨不出它是啥子品种。乍眼望去,似乎都是一个模样的。姚银章和他那些游手好闲的族中兄弟,就是站在瓢儿块田埂上,也看不清田里撒的是哪号种子。即使他要问,韩忠鼎他们也有办法糊弄他啊!姚银章比哪个也明了这一点,他很恼火,只得经常敲打程旭,说他和专政对象为伍,说他和走资派、富裕中农鬼混,不干好事。以此来出气。而育种的真相,他始终不清楚。三年来,德光大伯眼看着程旭,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空,每天都参加三队的集体生产劳动。别的知青收工回去了,有的到沟渠边洗衣服,有的在堰塘边洗脚,有的忙着做饭,有的放声唱一支歌,他却一步不停、一口气不歇,三弯两拐,穿过茂密青绿的蒿竹林,来到了瓢儿块田头。二队的蒿竹林子里,竹枝密密簇簇,长得很是繁密,谁走过都要绕着道儿。由于程旭天天从竹林中穿过,已经给他踏出了一条狭长的小道。三年中,德光大伯和程旭,天天在一起为培育良种付出艰辛的劳动。两个人年龄不同,性格不同,经历更不同。但在育种这一点上,有着共同的语言,相同的不屈不挠的意志。蒿竹林子里的幼笋,通过笋鞭在泥土里吸收着养料、水分,茁壮地成长起来。长成清秀而又挺拔的蒿竹。程旭在老农的身上,学到了许多他过去没学到的知识,也飞快地成长起来。德光大伯现在已经熟悉这个年轻人了。他不声不响,沉默寡言,有时候你同他整天在一起,他可以不说一句话,光是埋着头观察啊、记录啊、思忖啊!但德光大伯惊异地发现,这个年轻人有一股惊人的毅力和钻研精神。他在干活的时候,就是远处山岭在放炮,他也听不见。他坐下思索的时候,天下雨了他也不知道。德光大伯由衷地在心头说:这是一颗稳实的好苗苗啊!到山岭中去割秧青当水田的肥料,坐在高大的黄桷树脚下歇气,记录老农嘴里的农谚,程旭为育种,真是废寝忘食,不顾一切。听说哪个大队的老农浸种技术好,他不顾干了一天活后的劳累,跑几里路去讨教;听说隔邻一个公社,有个老农种出的水稻产量总比人家高几十斤,他趁休息天爬山涉水去打听;韩家寨大队有个富裕中农叫韩德才,肚皮里有几十句关于培育良种的农谚,他的自留地里,每种蔬菜都能比别人家早出半个月,拿到市场上去,总是时鲜货,价卖得高。程旭听说了,也去他家请教。韩德才这人不像其他老农,他肚里那套经,别人不问时,他会自吹自擂地说上几句,等到程旭上门去请教,他又倚老卖老地,搭起架子不说了。程旭不厌其烦,头次碰了一鼻子灰,他去二次;二次不成,他去第三次;十次八次,韩德才经过私下打听,知道程旭不种自留地,也不会抢种时鲜货,夺他生意,他放心了,把一肚皮经,全给程旭念出来了。说起来也怪,这样的两个人,竟然也交起了朋友,相处得比谁都还亲热呢!这就是姚银章说的,程旭和富裕中农勾勾搭搭的真相。德光大伯不这样看待程旭。程旭不是去学韩德才卖时鲜货、赚钱、做买卖那套东西,学的是他种庄稼的经验,有什么不可以呢?采得众人百花蜜,酿出一窝纯蜂糖。这才是高招呢!一晃,三年过去了。德光大伯最近开始高兴了,因为他听说,公社伍国祥书记,现在恢复了工作,当上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兼党委筹建小组组长。同时,他和程旭经过三年的苦苦探索,试验,终于确定了“七月黄”和“珍珠矮”两个品种的长处,能适应韩家寨团转的气候,只等授粉成功,明年便能观察新品种的实效了。明年,该是个充满了希望的年头啊!良种能育成功,有多么好!伍书记恢复了工作,他了解德光大伯,准会把他的问题提出来,推翻那些诬蔑不实的捏造,重新安排工作。到那个时候,德光大伯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搞育种了!再也不用像现在这样,偷偷摸摸地搞了。这几天,德光大伯每晚上都睡得很香。因此,当他被袁明新敲开屋门,看到同来的袁昌秀、慕蓉支时,不免有些奇怪:深更半夜,出什么事了,这几个人为什么要找他。及至把他们让进屋头,听袁明新说了事情的经过之后,德光大伯才觉得,这件事确实很严重。他吸着叶子烟,皱紧了眉头,默默地思忖着。德光大伯比袁明新、袁昌秀、慕蓉支更了解程旭。因为在一次歇气时,德光大伯问及过他的家庭和父母的情况,程旭曾坦率地讲过他的父母这几年来的经历。德光大伯从自己经历到的事情,联想到程旭的父母,也许是弱者易引起人的同情关切,更可能是德光大伯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最主要的当然是程旭本人的所作所为,使得德光大伯对这个年轻人愈加关怀和热爱。此时此刻,他敏锐地感觉到,要逮捕程旭,肯定也是迫害他父母的手段之一。面临的事件是严峻的。“老哥子,你看看,快一起拿个主意吧!”袁明新望着蹙紧眉头思忖的韩德光,小声地提醒他说:“时间就是小程的命啊!”听袁明新的口气,德光大伯知道他此来肚里一定有主意,便从嘴里抽出叶子烟杆,俯身问:“依你看,该打啥子主意呢?”“前几天,我听说过去你那个老连手、公社伍国祥伍书记,又当了革委会主任。他既当了事,准定会知道这件事,你去找找他吧!”袁明新直通通地说:“顺便,你还可……”德光大伯完全明白袁明新的意思。不过,他比袁明新看得更远、想得更多:“要是对方的来头大,气势汹,一个公社主任,怕也难抵得住啊!程旭这么个小青年,会犯哪种罪?古时候,秦桧害岳飞,挑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把个好端端的忠臣良将害死了。近几年来整人的手法多得出奇,防不胜防。不用挑啥罪名,也能把人往死路上逼。现在有人要蓄意害程旭,怕难得抵挡哪。”德光大伯焦愁地说。“事情既让我们晓得了,总该出全力救他啊,老哥子。”袁明新大伯想得简单些,说话也直率:“程旭是我们韩家寨大队育良种的一根柱子,少了他,要成了的事情也成不了!”“那是当然!”韩德光大伯带着一股风,“呼”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来,拿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架势说:“不育良种,随便哪个想来乱捕人,也没那么简单,还得问个幺二三!我是说,我们要准备好斗争,莫把事情看得太简单啊!”两位老农在说话,袁昌秀和慕蓉支坐在一旁全神贯注地倾听。袁明新大伯家里,慕蓉支是常来常往,对大伯嘻哈连天好说话的脾性,摸得很熟。德光大伯屋头,三年来她是头一次进门,不过她一接触这个老人,就发觉他和自己心目中想象的人全然不同。两个老人的对话,深深地触动了慕蓉支。她本人听到程旭将被逮捕的消息,焦灼不宁,坐卧不安,一个劲儿掉眼泪,是因为她对程旭有了很深的感情。那么,昌秀、这两个老人,对程旭这么关切,又是为啥呢?看他们的样儿,和程旭之间,犹如肌肤之间的关系一样,在这样的事情上,为了程旭,他们都可以深夜不睡,挺身而出,想办法救他,这种感情又有多么深厚哪!也不知是为什么,悲伤过度、几乎对程旭将被捕这件事绝望了的慕蓉支,此时却从老农身上获得了新的力量和勇气。如果说,在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在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磨炼中,一个年轻人最容易长进、成熟的话,那么,幼稚、娇柔的慕蓉支在逐渐坚强起来。她的头脑不再是那么单纯无知了,她也不再是如同弱不禁风的细树枝条那样了,她的信念在变得坚定,她的目光在变得敏锐,她的感情在不断地升华、发展。她心里在说:我没有看错程旭,他确是个值得钦佩和为之担忧的人。“说走就走,趁着这黑夜,我马上就到公社去!”慕蓉支的思路被德光大伯的声音打断了。袁明新大伯有点不安地说:“天黑、路远,你能行?”“成!”德光大伯响当当地说。昌秀把自己手中的电筒,塞到德光大伯手里,伸出手说:“大伯,我陪你去!”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叶辛经典知青作品文集“我也去!”慕蓉支向前要求着。德光大伯试了试电筒,特意借着油灯的光,仔细地瞅了瞅这个上海姑娘。他一摆手说:“这条路,我走几百几千次了,误不了事。你们都还年轻,莫去!”袁明新大伯完全懂得德光的意思,他拉拉两个姑娘,说:“德光大伯说得对,这种事儿,不宜敲锣打鼓,引得众人注目,让他一个人去吧!”他们把德光大伯送到寨口上,三个人伫立在粗壮高大的沙塘树脚,迎着深夜里的山风,仰起脸一直望着大伯亮着的电筒光,在山岭拐弯处消失,才走回寨子去。

十六岁的时候,袁昌秀就是韩家寨上出名的能干姑娘。屋里屋外,坡上田头,不论是薅草、栽种、背肥、挑担,还是洗涮、绣花、编结、缝纫,她都能做出一手巧活。这些还不算稀奇,由于袁明新大伯的教导有方,她上山能识鸟音,下河能识鱼性,到了林子里,还会寻觅草药、辨识兽踪、观察煤脉。更叫人惊奇的是,在窑场上她能打出一手好砖,做出一筒好瓦。随便在竹林里砍回两根竹子来,她能编出一只精巧美观的细篾提篮,上面有花纹,用桐油涂过,简直让人爱不释手。慕蓉支床头搁着一只这样的提篮,就是她和小慕相处得好,特意编来送她的。现在袁昌秀二十岁,就成为韩家寨团转十来里路远近闻名的俊姑娘了。她的个儿不高不矮,身材苗条,一张黑油油亮光光的脸盘,爱微笑的两片嘴唇,总是挺逗人地撅起来。山寨上的老习惯,一个俊姑娘长到二十岁上,好事的人儿就会主动上门了。打听她相了对象没有,打听父母对幺女儿的婚姻有什么想法,打听姑娘愿到哪个地方去,打听她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是能弄点文墨的呢,还是干活实在、勤快的年轻人。爱喝点酒的袁明新大伯,心地是好的,只要酒上了脸,他满脸都荡开了笑容,什么话儿都好说,不论对方说什么,他总是点着头,嘿嘿嗬嗬地一阵笑,回答人家:“嘿嘿,好说好说,什么样的人儿都好说。你们没得见吗?我这个脾气好说话。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耗儿的子孙打洞洞。我那幺女儿,和我是一个脾性呀!好说,好说!”袁昌秀的阿妈,一个脸容慈祥、行动缓慢的老伯妈,是韩家寨上出名的老实人,从来没在大庭广众之前说过话儿。看到是来打听幺女儿的,她像好些善心肠的老人一样,一概表示欢迎,但却做不了主:“你们晓得,现在这年月,不是我们年轻时候那年月了,我年轻的时候,嫁给这个老糊涂,硬是见也没得见过面。说实在的,我真生怕他是个子、麻子。嗨,出嫁的半路上,还险些遭土匪抢去呢,说起来真怕人!现在哪有这种事儿,现在第一得称我那幺女儿的心。凡是昌秀喜欢的,我都喜欢。”一次两次,十次八次,久而久之,人们看出来了,在这个三口之家里,说了算话的,不是名义上是户主的袁明新,也不是主持家务的老伯妈,而是这个年轻轻的心灵手巧的俊姑娘袁昌秀。这就难办了,有哪一个人,敢于当着一个未出嫁姑娘的面,打听她准备嫁个什么人呢?山寨上,四旧的风俗,差不多都破了。但在人们心理上,还有一些旧风习难于破掉。比如说,过去的规矩,未出嫁的姑娘,任何人都不能主动向她打听嫁个什么人之类的事儿,谁要开了口,谁就是犯了众怒。人们知道这是一种旧风气,但是大伙儿内心深处,还是不由自主地尊崇着它。由于这样,二十岁的袁昌秀,既没和城镇上的年轻小伙子有什么联系,也没和远近村寨的青年社员搭上桥。这也省了她好多烦恼和不安。大姐姐出嫁早,现在已是三四个娃娃的母亲了,心思全在自己的家庭上,两三年才有机会来看一次母亲。二哥在县里物资局工作,讨了个婆娘是县城里的人,也有了孩子,很少到韩家寨来。袁昌秀懂点事了,从二嫂子的言语行动中,她看得出,二嫂看不起这个处在山旮旯里的婆家。三哥前三年参军在部队上,一两个月写回一封信来。屋头只有昌秀一个人,里里外外,也离不开她。昌秀根本还没想到自己的终身大事。这样一个家庭,三个劳动力都是勤快人,在韩家寨是中上等人家了,袁昌秀也不愿随随便便地离开温暖的家庭。二十岁上,她不但掌管着全家的经济大权、粮食大权,也掌管着全家的“外交”和政治大权。她的态度,也是一家三口人的态度。不过她一点也不专横,一点也不逞强,父母的话儿她都听,重一点的活儿她都争着干,在每个社员都能尽一份民主权利的群众大会上,代表她家说话的,总是袁明新大伯,她从来不出头露脸争这个光彩。在韩家寨男女老少的眼里,袁昌秀是个勤快、孝顺的好姑娘。袁明新大伯在窑场、煤场上干活,回来迟了,昌秀总是带上一个电筒去接他。今天晚饭之后的那阵雨,来得太突然,正吃完饭捧着一根三尺长的叶子烟杆过烟瘾的袁明新大伯,“呼”地一下从板凳上跳了起来,大声叫着:“拐了拐了,今天这阵雨要害老子了!”说着,他笨手笨脚地披上蓑衣,急急忙忙地往外赶,边赶边在嘴巴头惊风扯火地叫着:“我的那些砖瓦啊,要遭这阵雨冲成一摊烂泥浆浆啰!造孽得很啊。”不等他走到院坝里,袁昌秀就从里屋跑出来,拉住父亲的蓑衣说:“爹,我去!”“你干不了那事!”袁明新头也不回地说。袁昌秀笑着说:“不就是给砖瓦盖上草帘子嘛!我手脚比你还利索些!”不等爹回答,她扯下爹的蓑衣,戴上一顶麦草帽,亮着电筒,冲出了院坝。袁明新收住了脚,粗糙的手摸着下巴,咧开嘴,满意地“嘿嘿嘿”笑开了。他知道幺女儿能干这件事,刚才那么说,只是跟女儿客气客气罢了。袁昌秀冒着风雨,冲到寨子外砖窑旁边的砖瓦场地上,爹白天做的砖瓦,都搁置在露天。这几天,一连几个大太阳,袁明新想把做的砖瓦一口气晒干,等下一窑砖窑装窑时,就能装进去了。没料到凭空来了这一场雨,要是不及时把砖瓦盖上,只一会儿工夫,就会把这些砖瓦的泥坯通通砸成烂泥巴。袁昌秀跑进茅棚子,把预先编织好的一个个草帘子抱出来,遮盖在砖瓦上面。她一会儿冲进茅棚子,一会儿在砖瓦边铺遮,紧张得不亦乐乎。等她把爹这几天里做的砖瓦全部遮盖好,这阵雨正下得欢。袁昌秀决定在茅棚子里躲过这一阵雨,再回寨子去。风吹着草帘子“呼呼”响,雨点子打在砖瓦场捶结实的黄泥巴平地上“嗒嗒”响。袁昌秀站在茅草棚子里,亮着电筒,顺手把爹的瓦筒布理好,又把杂乱的谷草束好,堆成一个可以歇气、抽烟的坐垫。姑娘可细心哩,她心里说,爹做砖瓦做累了,点燃烟,走进这儿来,就能休息一阵,也比坐在泥地上落心、舒适一点嘛!离茅草棚子不远的砖窑里,这一窑砖正闭窑。缕缕白色的烟气,在风雨之中,袅袅地横飘过去,消散开来,慢慢地升腾上去。雨势猛,雨点子大,下过一阵,乌云散开,雨便渐渐下小了。袁昌秀戴上麦草帽,扯了扯蓑衣,亮起电筒,踏着泥泞的田埂路,走回山寨去。田埂两旁的青草上挂满了雨珠子,撩拨着昌秀的裤管,一会儿便把两条裤管打得湿漉漉的。走进了韩家寨,昌秀熄了电筒,踏着青岗石铺成的寨路往前走。二十年来,对韩家寨上的每一级石阶、每一条寨路的宽窄高低,昌秀都熟得像自己家里一样,不用亮,完全能走。走到拐弯处,前面传来一阵喧哗,几支电筒朝坝墙、树梢、院坝乱晃着,脚步声踏得很重。昌秀一听声音,就晓得是那一帮上海知识青年,他们都在用上海话讲着一件什么事,声音大得能把睡着的人吵醒过来。昌秀刚要叫住他们,请他们嗓门放小些,几句对话陡然灌进了她的耳朵:“今朝是白走一趟,脚也走酸了!”这是莫晓晨的声音。郑钦世的声调里露出明显的自我嘲讽:“哈哈,这是为革命嘛!哪能叫苦叫累?我们死都不怕,还怕脚走酸了?”“脚走酸勿要紧,”沈兆强的大嗓门在说:“程旭和慕蓉支逃走了,才是大事呢!”“笃定笃定!”知识青年集体户的户长陈家勤接着讲:“慕蓉支决不会跑。程旭嘛,要逃也逃不走。”章国兴说:“逮捕了程旭,对阿拉集体有啥好处呢?先进的牌子也靠不住了……”……本来想叫住他们的袁昌秀,像被一股辣烟呛住了,嘴巴张开来,却说不出话。上海知识青年到韩家寨三年多来,袁昌秀时常和那些姑娘们接触,听她们互相之间说家乡话,有时候还取笑她们的怪声怪调,像在讲外国话一样。久而久之,尤其是和慕蓉支成了知心好友之后,图好玩的昌秀也学几句上海话。什么“阿拉”就是“我们”啰。“不来三”就是“不行”啰,“阿木灵”就是“呆头呆脑”啰,“今朝”就是“今天”啰……昌秀还真学了不少。尽管她讲起上海话咬音很不准,可他们说的话,她基本上都能听懂。刚才从寨路上走过去的那帮上海知青说的话,她全听懂了!她像莫名其妙遭了打一样,简直不敢相信,程旭会遭逮捕。凭啥子逮捕他?是哪个要逮捕他?程旭他犯了什么罪?他那样一个老实巴交的年轻人,除了看书就是出工、育良种,莫非也要被投进监狱?三年多来,程旭和德光大伯、袁明新成了脾味相投、互敬互爱的好朋友。由于要育良种,程旭常到袁明新大伯的屋头去,和袁昌秀也非常熟悉。德光大伯和袁明新都很器重程旭,他们不止一次在昌秀面前说过,这小伙子踏实、本分,待人诚恳,吃得起苦,是一个好青年。昌秀也从比较、鉴别中看得出,程旭和其他一些知识青年不同。一般的知识青年,和山寨上的贫下中农,关系都很融洽,客客气气的。也有相处不大好的,像沈兆强、常向玲这些人,开口闭口,叫社员都叫“阿乡”。和这些人比起来,程旭截然不同。他不是需要什么了,才去社员家里坐坐;他也不是图好玩,消磨时间,去社员屋头摆摆龙门阵;他更不是为争一个好名声,对寨邻乡亲们笑脸相迎,有求必应,拼命在各方面逞强耍能,表现自己。他是一头扎进德光大伯的事业里,泥里来、水里去,没日没夜地在研究水稻良种。衣服脏了,他顾不得洗;头发长了,他没想到去理;吃饭时间到了,他还不知道。他是专心专意地搞科学试验,一门心思琢磨怎样提高整个高寒山区的粮食产量。有一回,昌秀问他:“程旭,你是上海知青,人家说,你们是南来的燕子北去的鸟,早晚都要飞的。你对育良种这么热心干啥呢?”程旭既没有像爱表态的陈家勤那样,滔滔不绝地发一通誓死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宏论,又不像某些人那样,自我吹嘘一番,或者是假惺惺地谦虚几句,他睁大了惊愕的双眼,反问道:“那么,德光大伯六七十岁了,身体又有病,受了那么多苦,他还那样埋头苦干,图个啥呢?”“他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呀!”昌秀故意说。“我也是新中国的年青一代呀!”程旭很自然地说:“小袁,你想想,有了一种抗寒、高产、不倒伏的良种,全面推广出去,那意义有多大。光我们这个县,就有几十万亩韩家寨一样的高山水田,整个地区又有多少亩?……”不用多问了,昌秀知道,程旭是真心诚意地为高山人民育种。他不是想给贫下中农留个好印象,将来好早日抽调,才这么干;他也不是想巴结哪个人,指望人家推荐他,才这么干。他是从内心深处愿意这么干哪!最叫昌秀心悦诚服的是程旭质朴、正直的个性。他不夸夸其谈,也不会嬉皮笑脸开玩笑,更不闹吹牛、拍马那一套东西。袁昌秀很看不惯韩家寨大队主任姚银章,也直率地对一些知识青年讲过姚银章这个人的作风。可她奇怪的是,这个大队的上海知识青年,对这个大队主任都很尊敬。不论在哪种场合遇到姚银章,知识青年们都要主动招呼他。男的要敬他一支烟,女的也要露个笑脸。不知哪个最先兴的,上海知识青年回家探亲转来,都要给姚银章家送礼。有的是送大前门香烟,有的是送上海奶糖,还有送衣料、糕点、名酒、罐头、鱼松、咸肉、火腿的……厚颜无耻的姚银章,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不管是用的和吃的,只要送上门来的东西,他都收。不过他也讲点人情,每个送他礼的人,都被他留下来吃一顿便饭。事后,他就对人说,他没白拿人家的东西,他也还了礼了。这是礼尚往来,没啥关系。袁昌秀甚至惊异地发现,慕蓉支也给姚银章送礼。她不解地问:“你为啥送他一条香烟、两包糖?”“这……”昌秀发现慕蓉支的脸微微有些泛红,说话也口吃起来:“昌秀,我也没办法。现在的风气就是这样……再说我妈妈……”“你就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袁昌秀气呼呼地责备道:“你也指望他将来送你进工厂、上大学吗?”慕蓉支尴尬地转过了脸,呐呐地说:“谁指望他……到时候,不要刁难就行了!”“啊,你是怕他阻拦你,刁难你啊!”袁昌秀鼓起了嘴,一点也不饶人地说:“你以为他能当一辈子大队长吗?难道你不知道,受贿是可耻的行为吗?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兴这么干的嘛!你……我真有些失望。”“……”慕蓉支说不出话来,眼圈有些红了。她内心深处,也很不愿意做这种事啊!昌秀从来没有见程旭干过这种事。程旭从上海探亲回来,袁昌秀特别留神他到不到姚银章家去,没有,他没有去!德光大伯请他买的育种书,他买来了。德光大伯没请他带药,他主动带来了。袁昌秀请他买的一朵塑料花,他也带来了。除了这些之外,就是几小瓶他自己备用的伤风感冒药和蛇药。袁昌秀故意问他:“大家从上海回来,都给姚银章‘烧香’送礼,你为什么不去?”“我为什么要去!”不易生气的程旭这时候突然沉着脸说:“他是庙里的菩萨吗?是旧社会的大地主大资本家吗?必须人人送礼,岂有此理!”昌秀板着脸说:“你是个憨包!”“是啊,是憨包。”正是因为这样,袁昌秀也特别尊重程旭。她愿意帮助他洗衣服、补衣服,愿意向他请教问题,愿意在园子里掏些新鲜菜蔬给他,也愿意从坛坛里抓一碗酸菜、泡豇豆给他就早饭。事虽小,礼虽轻,可也表明了昌秀鲜明的爱憎。当听清程旭要被逮捕的话时,昌秀惊得站住了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黑漆漆的寨路,啥也看不见。雨后的风,带着一股宜人的湿润味儿吹过来,昌秀竟觉得有点冷。直到渗透草帽的一滴雨水,滴进她的脖子里,她才清醒过来。她一再问自己:“这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平时,她总是对慕蓉支说,她能完全听懂上海话了,至少能把意思全部复述出来。可现在,她不敢相信自己了。因为她确信,程旭这样的人,是不会被人抓走的。她决定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打听清楚。她侥幸地想,这些上海青年,聚在一起爱讲笑话,开玩笑,也许,那是他们打趣时说的呢!这些人,不是常拿程旭来取笑吗。袁昌秀不急着回家了。转了一个方向,她朝大祠堂集体户走去。刚才那些知青好像说过,慕蓉支也出去了。这么黑的天,她不在集体户,就是找我去耍,不会走第二家的。袁昌秀走到集体户门外,听到灶屋里一片议论声,心知他们都还没睡,便放开嗓门叫起来。慕蓉支听到袁昌秀叫她,欣喜她这一叫给自己解了围,急忙在灶屋知青们众目睽睽之下跑出了大祠堂。到了门外,袁昌秀一把拉住她,就往僻静处走。“昌秀,有什么事儿?”慕蓉支开始奇怪了,袁昌秀这么神秘干啥?“小慕”,昌秀急促地说:“刚才,我在寨路上听你们那些男知青说,有人要逮捕程旭,是真的吗?”慕蓉支的手抖动起来,她愁嘁嘁地说:“是、是真的,不过,你……”“哎呀,那可怎么办呀?是谁要抓他?他犯了什么罪?他知道不知道?”昌秀不等慕蓉支讲完,一迭连声地追问起来。“你轻声点。”慕蓉支忧心忡忡地说。随后,便轻声细语地把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那,那可怎么是好啊?”昌秀惘然地说:“小慕,你想过没有?”慕蓉支悒郁不安地说:“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是好。”“唉!”昌秀跺了跺脚,焦急地说:“既然是人家要害他,为啥不躲一躲,这个大憨包。”慕蓉支没有回答,泪水又顺着她的脸颊淌下来,不由自主地抽泣着。昌秀听到她的哭泣声,眨了眨眼,惊异地瞅了瞅她,说:“你哭啥哟,哭没得用啊!走,找我爹去,想想办法!”说着,不容慕蓉支讲什么,拉起她的手就往自己屋头跑。袁明新正坐在堂屋里,眼巴巴地等着昌秀回家来。他等得有点焦急了,给砖瓦盖草帘子,要得了多少时间?一向做事利索的幺女儿,怎么还没回家来,雨都停了好一阵了。他敲落了三尺长的烟杆上的烟灰,准备起身出门去看看女儿,昌秀拉着满脸愁容的慕蓉支,走进堂屋来了。袁明新见小慕哭兮兮的,以为是集体户里知识青年之间闹了架,小慕受了委屈,昌秀拉她来劝慰一番呢。他一边拉出一条板凳来,一边关切地问:“小慕,你和哪个闹架了?”“爹,出事啦!”袁昌秀把小慕推到板凳上坐下,急不可待地瞪着眼睛说:“公安局要抓程旭……”“啊!”袁明新大伯惊得浑身抖了抖,手中那根三尺长的烟杆,“笃”一声落在堂屋地上。“是咋个回事?”袁昌秀和慕蓉支愁容满面地你一言我一语,把公社传来的消息,以及程旭对这件事的态度,简单说了一遍。明新大伯听两个姑娘这么一说,神情慢慢镇定下来。他拾起长烟杆,坐在板凳上,嘴咬着没有裹上叶子烟的烟嘴,“巴哒巴哒”空抽了一阵,好半天才思索着说:“这事儿,有点搅呢!”“爹,你快拿个主意吧,光评论有啥用?拿出管用的法子来呀!”“管用……的……法子?”明新大伯重复着,喃喃地说:“事情连带得广,想想,我要好好想想……”两个姑娘自然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任何人插手进来,都要担风险的。她们双双拉着手,在板凳上肩挨肩坐下来,四只眼睛期待地望着袁明新大伯。明新大伯今年近六十岁了,前四十年的岁月,他过的都是苦日子。十二岁开始做田,挑粪、铲护田埂、打田、栽秧、薅草、挞谷,一个小娃娃呀,一年到头,守着从地主家佃来的几亩水田,没日没夜地干。为了养活挖煤烧炭时压断了腿的父亲,为了给妈分担一点愁苦,他的眼睛,只看到租来的那几亩田。谁知道,连做了四年,年年的收成只够交租和留种,割回家来的,只有几大捆谷草。袁明新这才知道,韩家寨地区的高寒水田,根本无法在产量上夺丰收。怪不得俗话说:宁栽十天黄秧,不种一夜冷田。无霜期短促,你下再大的劲儿,花再多的力气,寒霜一降,冷水一浸,结的不是黑壳壳谷,便是秕谷,能打几斤粮食?地主的租子一两不少,劳碌一年,自家吃什么呀?那不是给人白干嘛!一气之下,袁明新大伯在十六岁上,退了佃租,发誓从今往后,再也不在韩家寨做田了!他东拼西借,凑了一笔盘缠,出外学手艺去了。三年之后,有志气的明新,学会了两门手艺回到了韩家寨。一门手艺是在青杠坡上观察煤脉,另一门手艺便是做砖做瓦烧窑子。明新大伯有了这两门手艺,满怀信心地回到韩家寨来,实指望能养活父母,过个粗茶淡饭的穷苦日子了。哪晓得,煤脉是被他一眼认准了,可挖煤老二挖出的煤,不是被山主霸了去,便是给地主包下了。在那直不起腰来的煤洞里,穷哥子们照旧要给塌方压死,给料想不到的水仓淹死,给瓦斯毒死。一件件的惨事,使得明新大伯闭紧了双眼,再也不敢去给穷哥子们看煤脉了。做瓦打砖烧窑子这门手艺,总能勉强糊口吧,累日累夜,饭是有的吃了。可经明新大伯的手,烧出了不知几百窑砖,通通给远远近近的地主、富农和镇子上的老板拖去了。他家屋头,盖得还是茅草房,砌的还是泥巴墙。解放之后,明新大伯的这两门手艺,才算是真正派上用场了。二十年来,韩家寨大队的社员,一家一家修起了宽敞明亮的砖瓦房,每幢房屋的砖瓦,都是经他的手烧出来的呀!他不但是砖瓦场的老师傅,还是大队煤场的顾问。经他认准的煤脉,架上厢枕木,确保不会坍塌了,往里一挖,准出好煤。韩家寨大队的块块煤,烧起火来无烟无味,远近闻名,连有些有名的大工厂,都想要韩家寨煤场的煤,想开大卡车来买。无奈通韩家寨大队的路,只有一条马车道,卡车开不进来。工厂催着县里和公社、大队,快些修公路,社员们也一再地要求修通这条公路。嚷嚷有两三年了,只是因为没钱买炸药,没钱买钢钎、二锤、十字镐,没人组织队伍,还没动过手。应该说,袁明新大伯烧窑、观煤脉,活路够忙的了,生产队里把他看作副业上的台柱,他要躺倒了不干,砖瓦窑无法烧,煤场开不了工,韩家寨的两大副业,都只能停工熄火啰!正因为这,队里从来也没叫他下田上坡干农活。可明新大伯一直忘不了小时候佃租地主的水田时受的气。地主早已打倒了,但韩家寨的粮食产量,总是上不去,年年要吃回销粮,摘不了穷帽子。“四清”之后,听说韩德光下决心提高水稻产量,要育良种,明新大伯满心支持,硬是抽出时间来帮韩德光当下手。“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姚银章上了台,韩德光挨了批,明新大伯一肚皮都是气。他愤愤不平地去责问造反当官的姚银章:“育良种有啥错?你要这么整人?”“大伯,这可不是我的主意,这是上头的意思。”姚银章晓得袁明新是整个大队副业上的台柱,自己要用零花钱,少不了也要到砖瓦场、煤场的出纳那儿去借支。再说这个人是一般社员,没有必要整倒他,对他也就客气一点。每次他来责问,姚银章总像买点他的面子似的迁就他,说:“现在的形势是这样啊!”韩德光被整得死去活来,没人敢搭理他,气得明新大伯也闷闷不乐。上海知识青年到了韩家寨,姚银章向全大队的知识青年介绍情况时,把韩德光也像地主富农一样,作为牛鬼蛇神向他们介绍了。这些远方来的小青年,懂个啥呀!他们只晓得和牛鬼蛇神划清界限,还能去和德光说话?德光被姚银章整臭了!明新大伯担忧地想。嗨,出乎袁明新意料之外,偏偏出了个程旭不信邪,他就是和韩德光亲热,还再次提出来,要育良种。在这个黑云盖住头的时候,他敢于这么说,就叫袁明新对他另眼看待。这小伙子,还真有股劲,不是那种一朝热,一朝冷的小青年,三年来,他天天都保持着最初那股劲儿。明新大伯由惊讶到信任、由信任到钦佩,认定有这小伙子的聪明才智和那股钻劲,良种准能育出来。德光不便出面,好些事儿,是袁明新和程旭合着干。三年来,袁明新开始了解、熟悉这远方大城市里来的青年人了!他一点也不像陈家勤那风流小伙,说出来的话,和报纸上差不离,尽朝着大伙儿读书一样念,也不觉得腻味人。程旭这个人,说话不多,一是一,二是二,懂便懂,不懂就问。光是袁明新带着他,不知走过远近村寨多少老农的家,向人家打听天时、地利、水情、种子情况。开初,他山区话说不好,咬音不准,从来没离开过本乡本土的老农听不懂他的话,他就使劲学。他随身那个小本本上,也不知记了多少条农谚。功夫不负有心人哪!通过三年来的摸索、试验、对比、鉴别,他们总算选出了两种各具不同优点的良种,“七月黄”和“珍珠矮”,今天刚刚开始授粉,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新品种成熟,明年观察它的生长情况呢!明新大伯心里说不出地喜悦。哪里会想到,晴天里打雷,公安局要逮捕程旭了!“爹,你想出办法来没有啊?”昌秀忍不住这种难耐的沉默,惴惴不安地追问道。袁明新瞥了女儿一眼,纳闷地说:“要找运输队、建筑队、供销社、老农、挖煤老二,我还有些办法。这事儿,要找公社主要干部打听打听,是咋个回事?我还没那么大的面子呢!”“那、那你说怎么办呢?”昌秀逼着自己的父亲。慕蓉支也泪汪汪地说:“最好给公社干部解释解释……”“只有找德光去!”袁明新“呼”地一下从板凳上站起来,拿定了主意说:“德光原先是大队长,和公社干部人头熟。我听说,前几年被打倒的公社书记伍国祥,现在又当上公社主任了。这人和德光最熟,只有让德光去找他问问,看是怎么回事了!”“走,我和你一路到德光大伯家去。”昌秀跳起来说。“我也去,”慕蓉支也要求道:“我和你们一道去!”袁明新为难地瞅了瞅两个姑娘,迟疑了一下,说:“德光是遭监视的,你们去,怕……”“爹,怕个啥哟,都快半夜了,还有谁看见。”袁明新又瞧了瞧慕蓉支,说:“小慕,已经半夜了,你一个姑娘家,早点休息去吧!”慕蓉支急了:“明新大伯,你、你让我去吧!”“爹,让她去吧。她是程旭的……”昌秀不便说下去,使劲搡了搡父亲。袁明新顿时醒悟过来,他点点头,说:“那就一齐去吧,三个人一路,脚步放轻些……”他们仨,走出院坝,顺着寨路,朝东头德光大伯家走去。

韩德光老汉的身世,这几年里是一幕悲剧。解放前他是地主的长年帮工,一家几口人,都死在饥寒交迫之中。他仗着自己年轻力壮,在生死线上挣扎。清匪反霸那一年,他豁出命来跟着共产党、解放军和土匪恶霸们斗。土改时,作为韩家寨团转几个乡里头一批积极分子,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以后,搞互助组、闹合作化、建立人民公社,战胜自然灾害,韩德光都是韩家寨上的领头人。他从一个大字不识的贫苦农民,变成了一个基层党组织的骨干。韩德光处处带头,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党号召学文化,几十岁的德光大伯,也买来了笔和纸,坚持每天学几个字,能达到看文件、写信、读报的文化水平。党怎么说,他怎么办,决无二心。解放二十多年了,他和老伴唐梅莲仍然住在泥墙茅屋里。有人对他说,寨上条件差的人家,也欠着集体的钱,先盖起了半边屋,你也盖一间砖瓦房吧。他摆摆手说,党支部有计划,这几年的砖瓦要支援迁进山来的厂矿,我不能破这个例。公社里有规定,每个大队长一年可以补贴一百个劳动日,大队会计年年给他算上这一千个工分,他年年要会计减掉。别以为韩德光家富裕,三个女儿先后出嫁了,儿子在煤矿上干活。子女们知道老两口都在队上干活,也不帮补家里。两个老人,靠工分过日子,还得精打细算,勤俭持家。在农村里当干部,总有那么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捧着他。来寒衣了,评给他家一件;来棉被了,评给他家一床;过年过节,远亲近邻的,有端肉来的,也有提鸡蛋来的;还有好些,说也说不清的,差不多每一个家庭都有的来往。德光大伯对所有这一切,都一概回绝。他对至亲好友说:“我要不当着大队长,你们送来的东西,我可以收。就因为当着大队长,我不能收你们的东西。”他穿一身打着补钉的土布衣裤,在田头干活,到坡上薅土,钻进煤洞拖煤,蹲在窑子里出窑……带头搞生产。他讲求实事求是,既反对虚报浮夸,也反对瞒产私分,第五生产队的会计,就因为弄虚作假,被他撤了职。第五生产队是个小寨子,地处那条穿峡过岭的河边,当地人也叫河边生产队。河边生产队只有二十三户人家,有十九户姓姚,家族观念还很强。这个队离韩家寨大队其他寨子都比较远,地势比较低,又是引河水灌的田,水稻产量比其他四个队高。可这个队常常仿着其他四个队报亩产量。姚银章当了三年会计,头年他搞两本账,被韩德光及时阻止,没搞成。第二年他变换花样,分了干谷子,他说分的是湿谷子,每一百斤算七十斤,居然瞒过了人。德光大伯对全大队的产量,心里都有个估量,年终统账时,发现了五队的产量有问题。他到河边生产队去住了几天,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了姚银章玩的鬼。他要姚银章在全大队干部会上作检查,到来年发放回销粮时,按五队的实际产量,没有给五队分配回销粮。到了第三年,姚银章不但不改正错误,反而倚仗着他在五队姚姓族中有威信,又搞开了瞒产私分。事情被揭发之后,鉴于姚银章屡教不改的恶劣作风,多次欺上压下,在粮食问题上玩弄阴谋诡计,经韩德光提议,撤了他的会计职务,要他在全大队的群众会上作了几次检查。四清运动时,地委的柯书记在韩家寨大队抓工作。广大贫下中农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决心治山治水,因地制宜,艰苦奋斗,改变山乡面貌。柯书记临走的时候拉着韩德光的手说:“德光同志,形势很好啊!你一辈子都在种水稻,一辈子受产量过低的气。看到没有啊,你们这一带高寒山区,主要矛盾是种子,没有适应你们山区的良种,这水稻产量,还是上不去!”“我思量这个问题,有好几年了!”韩德光点头说:“解放十几年来,先后从外地引进过十几个良种,可到了我们这儿,这些良种硬是不结谷。”柯书记偏着头,凝神思忖了一阵,说:“看来,你们不能尽引人家的良种。要创,要自己培育一种新的良种,毛主席号召我们共产党人积极投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德光同志,在育种这件事情上,你也要带个头啊!”韩德光怔了怔,迟疑不决地摊开手说:“老柯同志,你看,我识字不多,使力气干活还行,闹科学实验,那需要读过厚本本书的人呀……”“德光同志,你见困难就止步了吗?”地委第一书记直率的批评使得德光大伯发急了:“我啥时候见困难退过步,我……”“哈哈哈,我知道,那不是你的脾气。”柯书记朗朗地笑着说:“德光同志,要育出了这样的良种,那就不只是提高韩家寨一个大队的产量,眼光要放得远点。全县有几十万亩这样的水稻田,整个地区有几百万亩。你想想,每亩增产一百斤,几百万亩水田能增产多少粮?怎么样,到这座火焰山上去闯一闯吧?”德光大伯给柯书记说得眼睛辉亮起来,他涨红了脸,紧紧地握着柯书记的手说:“要得!我挑起这副担子朝前走!”从那以后,德光大伯当真搞起水稻良种的试验来了。他召集大队里有经验的五六个老农,成立了一个顾问小组,向他们讨教;他托进城的社员,买回了一本又一本关于水稻种子的书来看;他搜集了一包一包水稻种子,本地的和外地的,装进楠竹筒筒里;经大队党支部讨论决定,从生产队里画出四分水田,给他作试验用。德光大伯一有空就蹲在这四分水田的窄田埂上,细细地观察着一垧一垧各不相同的水稻良种的生长发育情况。头一年,一九六五年,他在四分水田里试栽的十七种外地良种,恰逢秋霜早降,到了白露谷穗还没句头,秋后只割到几捆稻草,连种子也没收上来。这一来,引得韩家寨人说闲话了。有人道:“老庄稼人,泥脚杆子,还能搞啥子科学试验?那不是鬼扯嘛!”但也有人为德光大伯辩护:“哇啦哇啦说风凉话算个啥,生个娃儿肚子都要痛哩,哪能求百事顺风?”“我早说过!”富裕中农韩德才嚷嚷得最凶,怪话也最多:“高寒山区坡高水寒,老天爷的脾气怪,那是生成的鼻子眼,改不了相。德光他非要干,这下好,心血、劳力白花了。来来来,你们看看,那坡上长的野草草,也比德光试验田里的谷草长呢!有那么多工夫,不会去闷倒脑壳睡大觉。”袁明新大伯常抽空来看看德光大伯的试验田,一见割上田埂的几捆谷草,也有点泄气,劝他说:“算了吧,老哥子,我们这地方是栽一碗,收一锅。你这一搞,栽下去只见茅草不见谷,怕叫人笑话哩!”“不怕!”德光大伯说,“一种就出好谷,还要这试验田干啥,来年再干!”一九六六年,他重又筹集了不少种子,栽进试验田里。这一次,他提前泡了谷种,赶早撒了秧,移栽的时候,他把一窝一窝秧苗小心翼翼地插进濡湿的试验田。大队的工作忙,他整天不得空,一天三顿饭端着饭碗蹲在田埂边吃;每天夜晚,他打着电筒或是提着马灯,守在田埂边,一垧一垧地察看秧苗的长势,把每一点变化记在小本本上。他这样没日没夜地干,从来没要记工员给他多记一个工分……谷秧还没出穗,“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从广播里传来,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又一篇专论,在外地工作的子女、亲属来到韩家寨,也兴致勃勃地谈论他们那儿的情况……这一切,都从不同的角度告诉山寨上的人们,“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掀起来,学校沸腾了,教育界热闹了,接着是文艺界、工矿企事业单位,然后波及到各行各业。红卫兵在造反,大字报上了街,人们在串联、在辩论、在批判揭发,社会上的各种势力、各种人物一古脑儿都拥了出来,竞相表演,争着崭露头角。昙花一现的风云人物像雨后的蕈子似的冒出来。各派头头们在声嘶力竭地吼叫,跳梁小丑们在跺脚舞手地高喊。许多具有权威的人物被打倒了;许多神圣的东西被砸烂了;许多人们心目中美好的事物被泼上了污秽的墨汁。仿佛一切的一切都给颠倒了。终于,“文化大革命”的狂飚也在韩家寨团转掀起了波涛,德光大伯看到人们身上的革命热情,看到轰轰烈烈的场面,是多么地高兴啊!但是,疑惑不解的事件也一起一起发生了。德光大伯听说,人们绑架了公社书记伍国祥。这是怎么回事,别人他不了解,伍国祥他了解哪,难道他也犯了罪?德光大伯愤愤不平了,他要离开韩家寨,到公社去,和绑架伍书记的人辩论,问问他们,居心何在?有消息灵通的年轻人拉住他,劝他说,快莫去呀,这事儿不奇怪,不但公社书记遭斗,县委书记也在挨批,甚至地委柯竟书记,也在城里被架在车子上游街呢!到省城去的人回来说,贴省委书记的大字报,街头、马路上随处可见……这是怎么回事啊?耿直、忠诚的德光大伯不理解了。在这场运动中,从上到下都有一伙人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趁火打劫的勾当,有些人在故意地制造混乱,搅混水,把敌我关系翻转过来。街道上,传单里,出现了“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在这股阴风的煽动下,韩家寨大队以姚银章为首的一帮人,跳出来造反、夺权,把韩德光当作斗争的对象来揪斗。全大队的坝墙、屋墙、田埂、山壁上,到处都刷满了白石灰写的大标语:“打倒韩家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韩德光!”“韩德光是镇压群众的刽子手!”“韩德光是地、县、公社三级走资派的忠实爪牙!”姚银章领着一伙人,冲进了韩德光家屋头,抄了他的家。他们烧毁了韩德光买的书和辛辛苦苦记下的笔记本,边烧边说:“这是他积极充当走资派的爪牙,忠实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铁证。”“韩德光育良种呀,是奉了地委大走资派的旨意,把贫下中农的水田、劳力瞎浪费。四分地上没有一颗收成,要他赔产!”这帮人解散了老农顾问组,把韩德光费心搜集的二十多种水稻外地良种拿出来,边牵着他在全公社范围内游斗,边连同他家应分的口粮一起装进箩筐里,对众人说:“看哪,大队长利用职权,假借育种为名,盗窃了集体多少口粮。他是啥共产党员,明明是个货真价实的大贪污犯!”韩德光被拖来拖去游斗,被强迫站在坝墙上勾腰垂脑壳,被挂上黑牌牌,脖子上还吊着一面破锣,让他边敲边喊:“我是大贪污犯!我是走资派!我是牛鬼蛇神!”韩德光不干,唾沫、拳头、泥块、瓦片、棍棒如骤雨般击来,顷刻间把他打倒在地,脊梁背还踩上一只脚。几个月里,说不清被批斗了多少次。轮番的围攻,无耻的诽谤,恶毒的咒骂,残暴的毒打,不停顿地向老汉身上袭来。在威胁、恐吓、恶骂声中,在不了解实情的外队群众的吼声中,韩德光始终坚贞不屈地回答:“我育良种,一不为讨好柯书记,二不为图私利,我是在为国家出力!”这声音,像金钟轰鸣,战鼓雷动。这一来,可触怒姚银章了。他暗中要五队的一些族里弟兄和着韩家寨大队一些被德光大伯批评、教育过的人,对他进行更深一步的迫害。他们先撤销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继而又罗列罪状,要他一条一条地承认。韩德光不愿承认这些凭空捏造的罪名,他们对他进行了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拿姚银章的话来说,就是“先给这老不死的来个小青龙爬背”,“再给我用钢钎熬,看他认不认罪?”小青龙是指麻搓的绳索。姚银章的爪牙们,顿时用麻绳把韩德光五花大绑起来,抽到梁上吊起来,随后又用打炮眼的钢钎,从他反绑在背后的手臂底下塞进去往外撬。这种非人的刑罚,加上棍打、鞭抽,五六十岁的老人,怎么受得了啊?他的两手被撬脱了臼,脸上头上满是血迹,几次被这些暴徒整昏了过去。韩德光没有低头认罪,还是被划成了专政对象。姚银章勒令他每天给队里放牛看马,还要割一挑草回来。牛是集体的,马是生产队副业组的,韩德光精心放牧着。看牛放马割茅草,一天的活也抵得一个强劳力。可姚银章命令,韩德光是专政对象,不准给记工分。老两口一年的花销,全靠唐梅莲在队里的劳动。一个老年妇女,一年到头争着做,也只能得一千多分,哪里能过得下日子去啊。姚银章派来监视他家的人,还要向他家要监视费,外加扣除监视人的工分和饭钱。唐梅莲一年参加集体劳动,不但分文得不到,而且还要向集体补钱。老伴实在无奈,想去找出了嫁的三个女儿和儿子要点钱,姚银章不许她出寨子。她想写信给儿女,信也给扣下了。左邻右舍,寨邻乡亲,都被姚银章警告说:必须与这个专政对象划清界限。怎么办呢?只有变卖屋头的家什和衣物来过日子。姚银章当权之后,做了大队革委会主任。他高叫农业学大寨的口号,每次群众大会都喊批判“工分挂帅”,在整个韩家寨大队推行按人口评工分的“革命路线”。只要出工的,每天一律评十分,不管其活路质量高低好坏。群众说,这么一来,“出工像条长龙,收工像一窝蜜蜂”,到了田土头干活拉开大帮,不是光图数量,便是站着闲摆。坐下一歇气,可以休息一两个小时。韩家寨本来粮食产量就低,这一来,就变得更低了。姚银章说,这没关系,只要路线正确,产量迟早能上去,关键在提高大家的社会主义觉悟。收的粮食,交了公粮,吃到第二年春天就断粮了,群众都叫锅儿要吊起了。姚银章又成了英雄好汉,他召开全大队的社员会,扠着腰拉直了嗓门高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让饿死一口人。这不是解放前了,解放前遇到灾年,穷人都要饿死,现在饿不死!我不是韩德光,打肿了脸充胖子,上面拨下救济粮、回销粮还要死扣着少要。我找公社多要些,让家家户户度过这难关。”他把实情一报,果然拨下了几万斤救济粮和回销粮,姚银章按亲疏远近的标准,照三级发放了这批救济粮。他的爪牙和帮凶,通统得到了最高数量的救济。一般听他话的社员,愿意跟他走的人,通统得中等数量的救济。凡是和他关系不大,或他认为不敢跳的社员,都得到了少量的救济。至于坚决反对他的人,他一颗粮也不给。不但不给一颗救济粮,连一斤回销粮也不派。他头上戴顶革委会主任的帽子,又挂着纳新党员的招牌,干了这一着,既迷惑了人,又笼络了人,还打击了人,在韩家寨大队,果然树起了“威望”。在缺粮的年成,粮食就是命啊!好些人明明知道这个人奸诈,会玩弄权术,也迫于他的淫威,不敢说话了。哪一户社员,不是有老有小,要过日子啊!韩德光这个“专政对象”,当然是得不到一颗粮食的。日子越过越艰难了,没有粮吃,老伴上坡去挖些蕨巴、野菜和着,勉强度日。一两年没扯布,老两口穿着补钉上叠补钉的衣服。当实在过不下去时,袁明新大伯有时扛一包米来,袁昌秀或是捧一小罐油来。常常一夜过后,后门口,屋檐下,会放着一碗碗白米、一小袋一小袋包谷。深更半夜,裂开的泥墙缝里,索索发响,会塞进一张几元的钱来。尽管姚银章把这作为反革命事件追查过,可这样的事情还是不断地发生。是这些,鼓舞着韩德光坚强地活下去。他虽然被压,可他晓得,好些社员的心,是和他贴在一起的。但命运不饶人啊,艰苦的生活,精神上的重压,无偿的劳动,主要是毒打留下的残疾,终于把德光大伯逼得病倒了。他不能上坡了,不能出门了,他躺倒在床上,再也看不到寨邻乡亲们投来同情的目光了。韩德光心里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痛苦。在开始育种的时候,德光大伯精神上有准备,准备在科学实验的征途上,和各种困难斗,在这样一座火焰山上闯一闯。他没想到,他会碰到比闯火焰山更大的困难哪!他知道,这是斗争,这是对他的考验,他要挺身站出来呀!太阳照进老汉的茅屋,德光大伯硬撑着病体坐起身来,望着一无所有的屋里那张毛主席的像,老泪纵横地说:“毛主席呀,我韩德光要活下去,完成党交的育种任务……”夜深人静,他硬要老伴扶着在院坝里轻轻走一走。月光下,这一对患难与共的老人,在一步一步沉重地蹒跚徘徊。老伴担忧地说:“快进屋吧,要不,你一去,冤案就再也洗不清了……”“不,我死不了,我还没育出良种来呢!我要活下去!”韩德光想的多么远啊,他想到任劳任怨、一年四季在全公社奔波、把田埂当办公桌的伍国祥书记,被关在“牛棚”里;他想到风趣而毫无官架子的柯竟书记,也被送进了省的“五·七”干校;他想到高寒山区需要良种,想到姚银章和与他上下勾搭的那一帮人的所作所为,他决不能在这样的时候闭上眼睛,离开人世啊!德光大伯病了,五保户韩四爷爷不怕姚银章,拄着拐杖来看他了;三个女儿,不怕威胁,随着弟弟,也来探望父母了;公社里回来的一个复员军人,在公社医院当院长,当年是德光大伯一手培养起来、亲自送出去参军的,带着医院里的几个医生,也赶来给德光大伯看病了……德光大伯在他们的关怀和照料下,病渐渐好了。当他重新拄着拐杖,站立在院墙边时,满寨的社员们都用欣喜而又担忧的目光瞅着他。欣喜的是,德光大伯终于站出来了;担忧的是,他的身子太虚弱了呀!长期的折磨,使得壮实的老汉完全变了样子。他的脸色蜡黄,浑身浮肿,风一吹身子跟着摇晃。头发老长,大半花白了,又加上一身的补丁衣裤,看去活像个可怜的老叫花子。唯有他的那双眼睛,反映着他内心中燃烧的火焰。光看他这一双眼睛,你准会说,这是个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年轻人。形势在发展,斗争在深入。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也在斗争发展中提高了认识。人们在议论,地主分子在队里干活,照样有工分,为啥德光大伯干活没工分,是要逼出人命来吗?还有没有“给出路”的政策?德光大伯算哪一号的阶级敌人?姚银章迫于众怒,勉强答应给韩德光记工分,撤除了对他家的监视和勒索。但是,他仍不许韩德光下水田干活,继续叫他一个人放牛、看马、割草,干没有人和他接触的农活,说是“劳动改造”,“立功赎罪”!看上去,德光大伯确是孤独啊,他拄着拐杖,慢吞吞地爬坡登山,撵着水牛黄牛,牵着马溜达。可他的心,还在水稻良种上面,他咬着牙说,是公社社员,却要吃国家的救济粮、回销粮,不害臊嘛!眼看着姚银章在大队里搞做活拖大帮,结帮营私,严重挫伤了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个共产党员,能视而不见吗?不,不能让他把韩家寨的粮食产量,折腾得倒退到解放前的产量上去啊!可怎么样搞育种呢?谁来帮助自己呢?这时候,大队里来了上海知识青年,德光大伯心里一阵喜悦:这些年轻人都读过书,有知识,要能来育种,可好啦,我也不愁了。姚银章给了他这种想法当头一棒,他在向知识青年们介绍全大队有几户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时,头一个说的就是韩德光。说这老家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革命对象,是全大队最坏的反动分子。这批年轻、幼稚的小青年,谁还敢接近他呀。几个不晓事的小伙和姑娘,还常常在背后指点着他悄悄地说:这是个坏家伙!德光大伯耳朵不聋,听得很清楚,回到屋头,他又一头栽倒了。他并不恨这些远方来的年轻人,他们不了解实情呀!可恨的是姚银章,他把自己作为“阶级敌人”向知识青年们介绍,手段多么毒辣,心理多么卑鄙啊!自己在知识青年们心目中是这样的一幅画像,有哪一个人,还会来接近他呢?有哪一个人,还会帮助他这身似朽木的老汉育良种呢?德光大伯伤心地哭出了声。老伴唐梅莲问他:“你哭啥呀?又想育你那良种啦?算了吧,专政,批斗,打骂,赔产,你还少受了罪吗!咬咬牙,保住你这条老命吧!等你的事情闹清了,再搞育种也不迟啊!”悲愤难抑的德光大伯,伸出一双枯瘦的手说:“我不能看着庄稼人尽吃别人种出来的粮,不能看着姚银章把社会主义的韩家寨变成他的小天地,我还没被开除出党哩,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不能等,要干!”“哎呀呀,你少说几句吧!”了解德光大伯的唐梅莲急得满脸皱纹挤成一团,摆着手说:“你干得过姚银章那坏小子吗,他在公社、县里都有一帮人,腰杆上箍着铁圈圈,硬着呢!你过去向县委检举、揭发过的那个啥子龟儿干部薛斌,现在是县革委会主任。他们上下串通,比豺狗大猫还凶哩!”“呸!”德光大伯上了火,脸涨得通红,跺着脚说:“我偏不信他这帮人把天也能遮住!我偏不信个个年轻人都跟着他跑!总有人,眼睛看得出个水清水混,辨得明是非黑白……”说过这句话没几天,德光大伯就遇到了知心人,开始了他新的育种生涯。

送走了德光大伯,慕蓉支回到集体户门前,她意外地发现,程旭的小屋里有了灯光。他回来了!仿佛有一块巨大的磁石,在吸引着慕蓉支,向程旭居住的小木屋子走过去。集体户灶屋的门已经关上了,整个大祠堂里,也已经声息全无。初秋的下半夜,凉意已经很重,不知名儿的小虫子,在草丛、墙角里单调无味地鸣叫着,夜显得特别地静。慕蓉支到山寨,已经有了三年的历史,可她从来没有一夜,这么晚回到集体户来。她也从来没有在夜半三更的时分在屋外呆过。此刻,她的心不由得跳动得激烈起来。已经走到程旭的小木屋门前了,慕蓉支伸出手去,刚想推门,程旭上半夜在路旁岩洞里粗声对她说的话,又在她耳边响了起来。慕蓉支的手,伸到半空中又停住了。他不许我再同他接近,生怕连累了我,他已拿定了主意,就会那么做的。万一我敲门,他看见了是我,又对我那么厉声说几句,我、我怎么办呢?再说,敲开了门,我又对他说什么呢?叫他逃吗,刚才都对他说过了,他不会逃。告诉他韩德光老汉已经去公社问询了吗,那还不知有没有效呢,说了也没用。慕蓉支转过身,又向集体户门口走去。当她刚掏出钥匙,要开灶屋的门时,又忍不住向小木屋子望了一眼,灯光还亮着,这个人,明天就要被逮捕了,他在做些什么呢?一种强烈要知道他在干啥的愿望,像陡涨的潮水般涌了上来,撞击着她的胸怀,支配着慕蓉支,又走到小木屋跟前来。但是她又不敢敲门,只得再走回来。就这样,她在大祠堂和小木屋子之间,踟蹰着,徘徊着,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趟。表上的指针告诉慕蓉支,现在已经是下半夜的四点半钟了。要不了两个小时,天就要亮了。天亮之后,那一天……慕蓉支不敢往下想。突然,另一个念头跳了出来,天快亮了,如果自己还不回去睡觉,第二天一早,素琳和玉琴发现自己一夜未睡,会说些什么呢?集体户的知青们,又将说些什么呢?以后传开一些不堪入耳的流言飞语,将怎么洗刷得清呢?她不再犹豫了,她实在禁不住,非得看他一眼,才能回屋去睡觉。她几大步走到小木屋侧边,确定了身后左右都没有人,她凑近板壁,透过缝隙,向小木屋里望去。小木屋里,一切依然如故;程旭用墨笔写的贴在墙上的农谚、煮饭吃的煤油炉子、几只碗、一双筷子、一只箱子架得桌面那么高,上面铺一张厚塑料布,权当“桌子”,桌子上放着几叠书、一支黑杆钢笔、一瓶墨水、一只用长瓶子自做的小油灯,煤油快燃尽了,灯焰在“扑闪扑闪”地跳跃。这一切,都在煤油灯光里,呈现在慕蓉支眼前,唯独不见程旭。慕蓉支换了一个位置,看清了,程旭睡的那张床上,白纱布帐子已经放下了。显然,他睡了,忘记吹熄油灯。慕蓉支心里一阵酸楚难忍,转过身子,回到集体户里去。悄悄地扑倒在床上,她连衣服也没脱,就无声地、身疲心碎地把头埋在折叠着的被窝里。一天一夜的疲倦、劳累、困顿,浑身上下筋骨酸痛,脑神经在突突地跳动,深沉的悲痛涌上心头,慕蓉支仿佛是一个濒临深渊的人,四肢发凉,睁大了双眼瘫在床上。黎明的灰蒙蒙的晓色刚刚进了她的寝室,她就惊骇地感觉到了。她翻过身背靠着没有打开的被子,愣怔怔地盯着床架子,等待着这可怕的一天里将要发生的事件。像所有天晴气爽的秋日的早晨一样,小雀儿在大祠堂后面的树枝、竹梢梢上跳上蹦下,叽喳啁啾,百鸟的清晨大合唱从寨外的林子里传来。勤劳的老农,肩扛着扦担,手持着镰刀,上坡割草去了。醒过来就要出来玩的小娃崽,在露水还没干的寨路上逗狗、撵鸡、追鸭子。有人去水井边挑水,有人到园子里掏菜,有人在堰塘边洗布片。鸡公车从寨路上“吱嘎嘎吱哑哑”地响着。满寨的公鸡,长一声短一声地啼叫着。刘素琳醒来,伸手撩开帐子,看到慕蓉支面容憔悴,头发零乱,满身衣服皱得扭成一团斜躺在床上,一双大眼睛红肿红肿,像熟透了的桃子,白皙的脸上显出迷离失神的模样。她吃惊地望着慕蓉支,低声呐呐地问:“你,你一晚上都没睡?”慕蓉支像不认识刘素琳一般,痴呆呆地凝望着自己的好朋友。要在往常,她的泪水又会夺眶而出了。但经过了昨晚那一系列的遭遇,她不哭了,只是把眼睛睁得出奇地大,直瞪瞪地瞅着刘素琳。刘素琳的心也像被什么蜇痛了一样。她明白,慕蓉支受到的打击太大了,你看她那副模样,完全变了样子。刘素琳脸上露出同情的神色,赶紧穿上长袖衬衣,床也顾不得叠,就坐在慕蓉支床沿上,轻声安慰道:“别难过了,支,事已至此,赶快吸取教训吧!”慕蓉支的眼波一闪,瞥了刘素琳一眼,眼前的刘素琳,面庞模模糊糊的,她的声音像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一样。“一晚上没睡觉,你今天别出工了,”刘素琳见慕蓉支瞅了自己一眼,接着轻声细语地说:“在屋里好好睡一觉,起床之后,把过去的事情一刀割断它。”“是啊,慕蓉,该有个明确的态度了!”周玉琴被刘素琳的说话声惊醒了,也从帐子里探出头发蓬乱的脑袋说:“你昨晚上到哪儿去了,老等你不来。”屋里的两个姑娘在说话,整个集体户的知青也在山寨清晨的喧嚣中起了床,灶屋里开始热闹了。男知青挑着水桶去水井边担水,女知青忙着捅灶,扫灶屋,煮早饭。有人站在门外伸懒腰,有人到山墙边的沟渠旁刷牙,有人在灶屋门口梳头,把一块圆镜子挂在门搭扣上。初来一看很宽敞的灶屋,这时候就显得拥挤了。今天的情形和往日有所不同,没有人互相开玩笑,也没人故意拉开嗓门,有意吵醒还没睡醒的知青,连平时最爱听半导体的冯令,也没把收音机打开。大家说话都压低了嗓门,轻声轻气的。周玉琴在灶屋里养的几只鸡,主人没及时把它们放出去,憋在窝里咯咯咯乱叫。章国兴刚从床上起来,赶紧来把鸡窝门打开,几只母鸡拍着翅膀跳出了灶屋。慕蓉支面对两个好朋友的规劝和询问,半句话也说不出来,她胸口好似堵上了一块什么坚硬的东西。把刘素琳和周玉琴在程旭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同德光大伯、袁明新大伯、昌秀三个人的态度相比,明显地看得出很大的差距。真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呢!慕蓉支想到这儿,肚子里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怨气,她随手撩了撩鬓发,一用劲,坐直了身子。“你不想睡了?”刘素琳看慕蓉支这副样子,关切地问。“嗯。”慕蓉支嘴巴里哼了一声,随即站起来,走到桌边去拿木梳梳头。周玉琴也从床上起来了,她急促地说:“你一夜没睡,还想去出工吗?昏倒在山上怎么办?”慕蓉支脸对着镜子,解开了头发。凝神向镜子里一望,她自己也吓了一跳,脸上的红晕消失了,白皙的光彩也找不到了,脸皮有点黄,眼圈黑黑的,眼皮肿得吓人,额头上,推出了几条细细的皱纹。这就是我吗?她不禁在心里自问道。“慕蓉支,”刘素琳和周玉琴一左一右站在她身旁,刘素琳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说:“你到底打个什么主意,跟我们说说吧,我们是你的好朋友呀!”慕蓉支左右望了望两个好朋友,嘴一张,说:“我……”不等她说出口来,山寨上响起了一阵“突突突突”的声音。这声音自远而近,响到寨子中间来了。寨路上,不知哪个爱热闹的小娃崽尖声叫道:“摩托车来了!摩托车来了!”引得一帮小娃儿跟着嘻哈乱叫。整个集体户所有的声音都不响了,里里外外的知识青年们都伫立在原地不动了。在偏僻的韩家寨,除了隔两三天有一个步行的邮递员来送信送报之外,骑自行车的外来人都很少,莫说是摩托车了。山寨上的娃儿,只有在赶场天,才能在大公路上看到这种跑起来飞快的车子。灶屋里,一个男知青叫道:“公安局来人了!”“快去看看!”沈兆强高声叫着,带头跑了出去。慕蓉支的脸色刷地一下变得煞煞白,她非常敏锐地意识到,生死攸关的时刻到了,到了!对程旭是如此,对她也是如此啊!她刚好举到头边的木梳,随着手一阵颤抖,“咯笃”一声落在地上。她像一根竖立在那儿的木头一样,呆如岩石一般,站着不动了,唯有微微隆起的胸脯,一阵比一阵剧烈地起伏波动着。灶屋里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响到外面去了。刘素琳和周玉琴互相望了一眼,刘素琳说:“我们去看看。慕蓉支,你不能到外面去。”不等慕蓉支回答,两个姑娘先后跑出了寝室,冲出了灶屋。慕蓉支只呆立了片刻,耳朵里听到那“突突突”的摩托车声越驶越近,一直拐着弯儿开到了大祠堂边,才停了下来。慕蓉支依稀觉得,那摩托车是停在程旭的小木屋旁边的。她只觉得浑身上下一阵发冷,脚弯子里在打抖,仿佛站立不稳似的,整个头脑好像要裂开来一般。可怕的事件终于发生了。心痛难忍的感情陡地翻腾而起,慕蓉支又一头扑到床上去,抑制着自己,不掉下泪来。大祠堂边挤满了韩家寨的男男女女,有些人在窃窃私语,互相询问,有些人在叫着:不要挤、不要挤嘛!可以想见,不论是寨上的老人还是娃崽,人们都扔下手头的活,涌到这儿来了。猛然间,像一根尖利的针插进了穴道,一个念头跳出来:再不出去看一眼,程旭被捕走,将来就不容易看到他了!慕蓉支以一种断然的动作伸手抹了抹脸,腾地一声从床上跳起来,疯了似的扑到门外去,使劲地往人群中挤去。沿着马车道开进韩家寨来的,是一辆有拖船的摩托车,宽宽绰绰可以坐三个人。这时,正从摩托车上走下来两个穿着淡灰蓝色制服的公安人员,他们辨认了一下方向,就朝集体户这儿走来。慕蓉支好不容易挤到稍前面的地方,向程旭的小木屋子望去。小木屋子的门“吱呀”一声打开了。程旭穿一条藏青色的卡其布裤子,一件长袖白府绸衬衫,脚上穿一双球鞋,镇定地走出来。只有慕蓉支看得出,他的眼光中闪现一丝恍惚不安的神色。这一夜,程旭屋里的小煤油灯光亮了整整一夜,慕蓉支悄悄地从壁缝中窥探他的时候,以为他已睡了。其实,他只是躺在床上,并没睡着。他的两眼睁得大大的,一直在思忖着、斗争着。爸爸曾经说过的,严酷的考验,已经来了。迫害爸爸的毒手,果真像爸爸说过的一样,不会放过程旭。从这一点上来说,程旭对这件事,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他确实不明白,这只毒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而且,他本人究竟触犯了这只毒手一些什么?他怎么想也想不通。程旭毕竟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啊,他的身体虽然不好,可他照样有年轻人的烈性和正义感。想到自己将要被当着众人拖走,蒙受不白之冤,然后被投进监狱或是漆黑的小屋,他的心上起了一阵阵的惆怅和不安。他感到愤愤不平,想要伸出双手来呼喊。一股被压抑得透不过气来的感觉胁迫着他。仿佛空气中充满了窒息人的气息。慕蓉支告诉他这个消息之后,他像一个头次坐船过海而晕船剧烈呕吐过的人一样,脑子里嗡嗡发响,腹内在翻腾,其他的一切感觉都麻木了。狠下了决心离开慕蓉支之后,他跌跌撞撞地沿路走着,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走进了竹林子。竹叶撩着他的脸,他不知道;竹根戳着他的脚,他感觉不到疼痛;浑身上下被雨打湿了,头发上绞得下水来,他也不晓得,只觉得脑子里热烘烘的。雨后的竹林子是黑暗的,他在竹林子里什么也看不见。直到竹根把他绊了一跤,跌倒在地,手掌被竹刺画破了,淌出血来,隐隐作痛,他才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了竹林子,辨别着方向,回到了自己的小木屋子里。脱下湿透的衣服,不吃晚饭,也不觉得饿,一头倒在床上,大睁着双眼,凝望着白布蚊帐顶,一动也不动。上海来人要逮捕他,这消息比任何打击都大,他还能感到什么呢?申诉吗?爸爸的事情无法申诉,我又向谁申诉呢?逃跑吗?不,我没有罪,决不逃跑!等待着他们把我捕去吗……捕去以后的生活,怎么样呢?程旭好像在一条漆黑无一丝光的野路上行走,既不晓得前面是哪里,又不明白他将被怎么处置。心怦怦地跳动着,那声音听去很清晰。往事,二十来年短暂的往事,在他的眼前晃晃悠悠地闪过。爸爸受到那样的迫害,为啥能那样镇定呢?我为什么不能呢,即使提醒自己沉着些,沉着些,为什么心里还是那么慌呢?他们要捕我,妈妈她知道吗?还有,姐姐哥哥他们,是不是知道呢?程旭只觉得自己的心在往下沉,往下沉,沉到无底的深渊里去。这是一种急迫的、不由自主的、可怖的惶恐。一种撕碎人心的忧郁,为了克服这种心理,他翻过一个身,用被子紧压着自己跳动激烈的心房,可脑子里,还在野马狂奔似的思想着。三年的插队落户生活是艰苦的,精神上的压力是沉重的;但是和贫下中农在一起劳动,和德光大伯在一起育种,给他精神上卸去了很多负担。他渐渐习惯了体力劳动,习惯了孤独的小木屋生活。在这几年中,由于父母亲的问题,由于陈家勤在集体户中时时压着他,贬低他,程旭摒弃了一切的希望和欲念,把自己的整个身心,放到育种中去,放到适应山寨的体力劳动中去。别以为程旭没有理想,沉默寡言的程旭,自小少活动,更加爱幻想。只不过,这几年中,他幼年时代的幻想,变成了较为现实的理想。他的理想既实际,又远大。看着社员们天天挑担、背背篼,每天每日和社员们一齐参加山寨的集体劳动,程旭深感山区要实现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的重要性。他想着,要是有一天,这所有的劳动,都用现代化的机器、电力来完成,效率该提高多少倍,山区的出产又该提高多少倍啊!程旭不是一个空头理想家,他从未因天天的体力劳动像其他知青一样抱怨过,他知道,要实现那样美如画面似的理想,就得靠他们这一代年轻人共同来努力奋斗。眼前,在韩家寨,第一步就需要育出能适应本地气候的良种来,第一步迈不出去,理想,只是一句空话……可是,眼看育种刚刚有了一点眉目,他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要离开韩家寨了,离开这儿的农民,离开待他亲如家人的德光大伯、明新大伯、袁昌秀,离开韩家寨的山岭、田土、树林子、小鸟,离开那块每一寸泥巴上都留下了他的脚印的瓢儿块试验田,还要离开这两年中待他特别亲热的慕蓉……当程旭度过这三年难忘的岁月时,他掐断了自己心灵上每一次自然生长出来的感情的萌芽。如果说,爱情之花会因为逆境而不生长的话,那未免太幼稚了。尽管程旭残酷地极有自制力地压抑着自己的感情,不允许自己往这个方面滑行一步,但生活之花照样对他灿然开放了,而且是开得格外的鲜艳。青春的火馅,以一股狂猛的气势燃烧了起来。当慕蓉支的脸庞头一次在他眼前非常清晰地显现出来之后,这个姑娘的一切,便随着一次一次的接触而愈加明朗、生动起来。程旭是个少言寡语、个性深沉的人,不是不了解他的人所说的呆子。他完全明白,慕蓉支的性格和形象,在集体户中,在他们公社来的一百多个上海知识青年中,甚至在和他们年龄相近的一辈人中,都是数一数二的。集体户的男女青年,私底下说她是公社上海知青中首屈一指的姑娘;韩家寨大队的社员,在工余歇气中闲摆,也说她是个百里挑一的好姑娘。连沈兆强都背后议论说,慕蓉支是一朵有刺的玫瑰花。谁都明白,这不单是说慕蓉支的相貌动人,这是说慕蓉支心地善良,为人正直,朴实中显出她的娇美;平凡中显出她的与众不同;在劳动和生活中显出她的勤恳和诚挚。她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中,健康地成长起来的一位出众的姑娘。光是漂亮,像常向玲那样,爱慕虚荣,喜欢出风头,崇尚吃好穿好,是不会给群众有好印象的;光是精明得体,像刘素琳那样,总是要求跟上形势,相信人们嘴上说出的话,以对方的职务、地位来看人,也给人以不踏实的印象;光是讲究实惠,像周玉琴那样,做任何事情都把自己放进去算计算计,不免给人太实际、自私的看法。慕蓉支和她身旁的这几个姑娘都不同,只要是身边的同志,托她办一件事情,她答应下来了,就会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像为自己办事一样去给你办好。也许,她做的并不称你的心,但是你知道,她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你也觉得满意。程旭深深地理解这一切。正因为在不断的接触中,发现慕蓉支是这样一个姑娘,程旭才愿意和她接近,逐步逐步有了感情。像程旭这样一个年轻人,做任何事情,都要检验检验自己的行为和动机,都要问一问自己做得对不对。当他发现自己对慕蓉支已经有了感情,当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先想到的就是讲给她听;当几天看不到她的时候,他心里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烦恼和不安;当自己高兴的时候,尤其是像育种有了眉目之后,他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应该让慕蓉支尽快知道,让她也和自己一样高兴。当他意识到这一切正是堕入情网的表现时,联想到父母亲的情况和自己的处境,他就努力克制自己,不让这种感情恣情地发展,而把它深深地埋藏在内心之中。他爱慕蓉支,正因为他认识到慕蓉支的与众不同和可贵之处,他才爱得那么深沉,那么强烈,这种强烈和深沉的感情,加上他对慕蓉支的尊重和敬慕,使他的态度显得含蓄、谦恭,甚至羞涩。他克制着自己,不让自己随意流露出热情,更不让自己对慕蓉支表现出过早的亲昵。眼前,很快就要被捕走了。程旭回想往事,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但在心灵深处,他还是觉得有一种别离的、难言的痛苦。他爱慕蓉支,恰恰是在他遇难的时候,他比以往更加爱她。他为什么不能跟她说啊?他为什么没有权利说啊?他是被命运逼的呀!爱情这个词,确实是有它的神秘性的。用理智的语言,是绝难把它表达完全的。程旭内心深处那炽热得如同火样的恋情,在这种情形里灼灼地焚烧,不就是人生中最痛苦的煎熬嘛!他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啊!初秋的夜本来并不长,加上他回到木屋子里来,已是下半夜了,到天明的时候,显得就更快了,快得使他都有点惊异。仿佛只是小睡了片刻,田野里就已经曙色鲜明,日光也刺进了小木屋子。摩托车的“突突突”声在寨子上响起来的时候,他急忙起了床,为了不致使自己最后给韩家寨人留下一个狼狈的印象,他穿上了唯一的一身新衣服,沉着地走出了小木屋子。集体户门前站着那么多人,程旭一个也认不清,他的双眼,只是盯着两个公安人员。两个公安人员还没走到灶屋门前,大队主任姚银章就急忙忙从人群里挤到他们跟前,眯缝起一对眼睛,堆起满脸谄媚的笑容,招呼道:“两位同志,是公安局来的吧?我是这个大队的革委会主任,姚银章……”“姚银章同志,我们正要找你!”其中一位公安人员说着,伸出了一只手。姚银章一把抓住对方的手,热情地摇了摇,另一位公安人员递过来的介绍信,他接在手里,看也不看,便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们要的人,他就在……”姚银章抬头向四处张望了一下,一眼看到了程旭,伸出手指着他,刚要说话,一个公安人员说:“我们想找一找韩家寨大队的上海知识青年沈兆强,了解一点情况,……”姚银章惊愕地瞪大了双眼,急促地问:“你们是找……”“找上海知青沈兆强,他在吗?”另一个公安人员重复道。“啥子?”姚银章大吃一惊,连忙拿起介绍信看,介绍信上写得清清楚楚,外县公安局的两位同志,来韩家寨大队找沈兆强,了解有关云天峰发生案件的情况。姚银章一时间怎么也扭不过弯来,怎么搞的,昨天明明看到公社接到公函要逮捕程旭,结果来的公安人员却是找沈兆强的,真是张冠李戴了。他见两个公安人员盯着自己,连忙摸了摸下巴,点头道:“找小沈了解情况啊,行,行啊!他在集体户呢,小沈,沈兆强……”两个公安人员和姚银章的对话,围观的人们都听见了,人堆里,这个在说:“找小沈了解情况的。”那个在说:“小沈在外面干了啥呀?”大家都在猜测。这个意外的消息,叫知道程旭案件的上海知青们,都大大地吃了一惊。看着沈兆强应声走出来,阴沉着脸,眼色惊惶地和两个公安人员走到一边去,集体户的知识青年们,都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了。唯有知情人明新大伯和袁昌秀父女俩,显得格外高兴,昌秀拉了拉父亲的袖子兴奋地说:“爹,你听见了吗?是找小沈的!”“听清、听清,我一字一句都听清了!”明新大伯咧开嘴,嗬嗬笑着,高声说:“昌秀,快,快回屋头去,给我到下伸店打一斤酒!”袁昌秀朝着小木屋前的程旭嫣然一笑,答应一声,飞快地跑了。神情紧张的程旭顿时松了一口气,脸上毫无表情地望着寨外绕着田坝飞的一只白鹤。这时候,他既不觉得兴奋,又不觉得轻松。相反,一种极度的疲倦袭了上来,他只觉得自己又困又饿,头脑里隐隐在作痛,几乎站立不稳了。最最高兴的,要数站在人群前面的慕蓉支了。当她怀着满腔悲愤凝望着脸色苍白的程旭时,乍然听到公安人员要找的是沈兆强,而不是程旭,慕蓉支的眼睛刷地一下辉亮起来,一种从未有过的狂喜袭遍了她的全身。她的一双手不由自主地紧紧地握在胸前,十个手指绞在一起,心在扑通扑通地跳动着。怎么也抑制不住,眼睛里又糊满了欢喜的泪水。她的眉毛耸动着,嘴角翕动着,头也情不自禁地偏到一边去了。当这种万万没有想到的喜悦之情再也控制不了时,柔腻的至情一涌而起,她几步冲到程旭跟前,满脸荡开悲极生喜的笑容,喃喃地低语道:“程旭,程旭,不、不是、不是找……”程旭的眼里倏地掠过一道满蓄着感激之情的亮光,很快便消失了。他朝着毫无顾忌地洋溢真情的慕蓉支略略一点头,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转身回到小木屋里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周玉琴毫不客气地问陈家勤,“你带回来的究竟是不是确切的消息?”郑钦世立即接着道:“是啊,你陈大博士到底是在造谣生事,制造紧张空气呢,还是开玩笑?这种玩笑也能随便开的吗?”陈家勤尴尬地摊开双手,耸了耸肩膀说:“消息肯定不假,就是不知道,这件事怎么……”话未说完,姚银章的亲信,整日翘着双腿在大队革委会办公室里值班的大队保管员姚银丰气喘吁吁地跑了来,叫道:“三哥,三哥!你们看到我三哥没得?”“姚主任陪公安人员到那边去了!”陈家勤转过脸笑微微地殷勤地答道:“有什么事啊,姚银丰?”“公社打来电话,叫三哥赶紧去木瓜树一次!”姚银丰一弓腰,边说边往陈家勤手指的方向跑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明明说好要逮捕程旭的,结果来的公安人员,却是来找沈兆强的。程旭还会不会遭逮捕呢?这问题,不论是集体户的知识青年也好,还是关心程旭的明新大伯、袁昌秀也好,谁也说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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