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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内古特

第三十七章基尔戈·特劳特穿着结实的丛林凉鞋,踩着掉落在她的水晶大吊灯的碎片,慢跑着经过涂写着“他娘的艺”的倒塌的大铁门和门框。既然吊灯碎片在门和门框的上面,而不是下面。如果有人起诉包工头偷工减料、那幺犯罪调查专家必须在法庭上证实,是门和门框因施工不良而首先倒塌的,而大吊灯肯定多悬了一两秒钟,才让地球引力采取它显然乐于对一切物体采取的行动。画席里的烟雾警报器仍然长鸣不止。特劳特后来说:“也许它的自由意志乐于如此。”他在开玩笑,在逗乐,这是他的习惯。他嘲笑的是那种认为任何人、物,重播也好,不是重播也好,会有自由意志的想法。佐尔顿·佩帕被消防车撞倒时,文学艺术院的门铃却默不作声。又是特劳特说的话:“门铃以其沉默说。‘这次不作评论’。”我已经说过,特劳特走进文学艺术院的时候,他本人则是相信自由意志的,同时还在祈求犹太—基督教的神灵:“醒来吧!看在上帝的分上,醒醒,快醒醒!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他后来在离宫坦言,虽然那天下午和晚上他成了英雄,进入文学艺术院时,用他自己的话说,“假装自己是时空连续体中的保尔·里维尔①,”但事实上,“这个举动纯粹出于胆怯。”他其实是在寻找一个躲藏的地方,想避开来自半个街区外的喧闹和城市其他地方传来的猛烈的爆炸声。朝南一英里半靠近格兰特墓地的地方,一辆环卫局的巨型卡车由于缺少有效操作,一头撞入了一幢公寓楼的门厅,继而闯进公寓楼主管的套间,把煤气灶撞翻。这幢六层楼房的楼梯井和电梯通道里满是从断裂的煤气管中溢出的甲烷,到处弥漫着一股臭鼬的气味。这里的大多数住户靠社会救济。接着,咔——轰隆!“这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故。”基尔戈·特劳特后来在离宫说。这位老科幻作家后来坦白说,他想把身佩武器但全无意识的达德雷·普林斯弄醒,这样,他本人就不必再奔波忙碌。“自由意志!自由意志!着火了!着火了!”他对着普林斯喊叫。普林斯纹丝不动。他眨了眨眼睛,但这和我打翻鸡汤面后的行为一样,是条件反射,不是自由意志。根据普林斯自己的说法,他当时惟一想到的是,如果他动一动,就会回到一九九一年,再次被送进阿西纳纽约州最高安全防卫成人教养所里。不难理解!于是,特劳特暂不去理会自己承认尚未找到numerouno①)的普林斯。一个烟雾警报器在狂呼乱叫。要是这幢建筑起火,那么火势将不可控制。因此特劳特必须找到一个可供老人蹲下躲避的地方,在那里呆到外面发生的一切平息下来为止。他在画廊的烟灰缸里发现了一支仍在燃烧的雪茄。虽然在纽约县的任何公共场所抽雪茄都是违法的,但这支雪茄并不构成、也许永远不会构成对任何人的威胁。雪茄放在烟灰缸的中间,所以燃烧着也不会掉落到其他地方。但是烟雾警报器嚎叫不休,好像我们所知的人类文明的末日已经到来。特劳特在《我的十年自动飞行》中,综合了那天下午他应该对烟雾报警器说的话:“胡言乱语!别惊慌失措,你这个没头脑的胆小鬼。”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画廊里除了特劳特没有其他任何人!是不是美国文学艺术院里常常有敲击作声闹恶作剧的鬼出没?第三十八章昨天,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我收到一封写得不错的信,署名杰夫·米哈里奇,从姓氏来看,好像是个塞尔维亚或克罗地亚人的后裔,他现在厄巴纳的伊利诺大学物理专业学习。杰夫说他高中时很喜欢物理,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但自从进大学物理系后,却麻烦不断。这对我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我在学校总是出类拔萃,已经习惯。我总以为,只要真心想做,就没有做不好的事情。”我在回信中是这样说的:“你也许应该读一读索尔·贝洛①的传奇式流浪冒险小说《奥吉·玛琪历险记).我记得小说结尾时主人公的悟识是,不应该去寻求使人痛苦的挑战,而应做些我们生就能力范围之内的自然而有趣的事情。“至于物理学的魅力是无可置疑的:高中最有意思的两门课是机械原理和光学。然而,在游戏般的定律和原则之外,这类智力游戏依靠的是天生才能,就如吹法国号和下国际象棋一样。“我在不同的演讲中谈到过天生的才能:‘如果你走进一个大城市——大学就是一个大城市——你免不了会撞见沃尔夫冈·阿马多伊斯·莫扎特。守在家中,守在家中。”换一种说法:不管一个年轻人自以为有多么了不起,他,或者她,在同一个领域早晚会遇上高手,用句比喻的话说,让人给开一个新粪门。我小时候有个朋友叫威廉·H.C.“蹦蹦跳”·费利,现在已升了天,死于四个月前。他在高二的时候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打乒乓球战无不胜。我本人打乒乓还有两下。但我不跟“蹦蹦跳”打。他发球旋转十分厉害,不管我怎样想办法接球,我知道这球肯定会飞上我的鼻尖,或跃出窗口.或逃回乒乓球厂,但就是不会落在球台上。但是“蹦蹦跳”三年级的时候,同我们班一个叫罗杰·唐斯的同学打乒乓球。“蹦蹦跳”后来说:“罗杰给我开了个新粪门。”三十五年以后。我在科罗拉多州的一所大学讲演,不料在听众中间发现了罗杰·唐斯!在那边罗杰成了个生意人,也是老年人网球协会中受人尊重的一员干将。我们旧事重提,谈到他打乒乓球给了“蹦蹦跳”一个教训,我对此表示敬佩。罗杰很想知道那次较量后“蹦蹦跳”说了些什么。我告诉他:“蹦蹦跳’说,你给他开了个新粪门。”罗杰感到非常得意,当时赢了对手后他也许也是这种神情。我没有问,但是这个外科手术比喻罗杰也许并不陌生。此外,人生本来就是达尔文的实验,或者如特劳特喜欢说的是“烂屎一缸”,罗杰本人肯定也不止一次像“蹦蹦跳”那样,离开球赛时自尊扫地,让人给做了肛门造口术。在重播进行到一半,又一个秋天临近的八月的某天,又有消息传来:我的哥哥伯尼患了无以逃脱的致命的癌症,已处于晚期,医治肿瘤的三大经典法宝——手术、化疗和放射疗,都已无济于事。他是个天生的科学家,在起电和雷暴研究方面世界上无人可及。伯尼现在仍然感觉良好。也许现在谈死为时太早,但等他死后——但愿此事不会发生——我想他的骨灰不应该同詹姆斯·惠特科姆·莱利和约翰·迪林格一起葬在皇冠山公墓里。他们俩属于印第安纳,但伯尼属于全世界。伯尼的骨灰应该撒在雷暴云砧的顶上。第三十九章就这样,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罗杰·唐斯现在在科罗拉多。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我则在这里——长岛的南岔。我的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妻子简·玛丽·考克斯的骨灰埋在马萨诸塞州的巴恩斯特布尔村,在一棵鲜花盛开的樱树的根中间,上面没有标记。从我们的耳房可以看到樱树的枝叶。耳房是推倒后由特德·阿德勒从地面重新建起来的,完工后他曾问:“这东西我是怎么弄出来的?”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我和简的婚礼上给我们做傧相的是本杰明·希茨,也是印第安纳波利斯人,现在妻子已去世,一个人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今年春天,他同我的一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表妹约会了几次。她是个寡妇,住在马里兰的海滨。我的姐姐死于新泽西,我的哥哥虽然还不愿撒手西去,但在纽约的阿尔巴尼也己岌岌可危。我的童年朋友戴维·克雷格——就是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让德国坦克中的收音机停止播放流行音乐的家伙,现在在新奥尔良搞建筑业。我的表妹艾米在肖利奇高中物理课上曾是我的实验搭挡。我从战场归来时,是她父亲对我说的我已经是个大男子汉了。她现在住在路易斯安那,在离戴夫①大约只有三十五英里的东边。四海为家!为何我们中那么多人要离开我们的祖先亲手建起了城市呢?在这里,我们家族的名字得到尊重,这里的街道和语言我们十分熟悉。正如去年六月我在巴特勒大学所说的,这里确实有西方文明中最好和最坏的东西,为何离乡背井?冒险精神!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想逃脱一种巨大的拉力。那不是无处不在的地球的引力,而是来自皇冠山墓地的牵扯。皇冠山已经擒获了我的姐姐艾丽,但它没有得到简。它也得不到我的哥哥伯尼。它也得不到我。一九九○年我在俄亥俄州南部的一所大学做讲座。他们把我安顿在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我作完演讲回到旅馆,按老习惯到酒吧去喝点掺苏打水的苏格兰威士忌,这样晚上我就能像孩子一样酣睡。我喜欢这样酣畅的睡眠。酒吧里全是些当地老人,志趣相投,看上去相处十分友好。他们笑声不绝。他们都是些喜剧演员。我问酒吧招待,他们是些什么人。他说他们是詹斯维尔中学一九四○年的毕业生,在这里举行五十周年聚会。这样的聚会真是难能可贵。我也是肖利奇高中一九四○届的,每年的老同学聚会总不去参加。这些人就好像桑顿·魏尔德《我们的小镇》中的人物。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剧作。我和他们这些人都有了一把年纪,都还记得过去的日子。那时上不上大学,经济上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你仍然能够有所作为。那时我对我父亲说,也许我不想像我哥哥伯尼那样当个化学家。要是我去一家报社工作,可以为他们省下一大堆钱。请你明白:我只有学我哥哥学过的同样课程,才有资格进大学。父亲和伯尼两人对此意见一致。任何其他方面的高等教育都被他们俩称为装饰品。他们嘲笑当保险推销员的亚历克斯叔叔,因为他在哈佛接受的教育完全是装饰性的。父亲说最好我去同他的好友弗雷德·贝茨·约翰逊谈谈。他现在当律师,年轻时曾为现已停刊的民主党报刊《印第安纳波利斯日报》当过记者。我同约翰逊先生很熟。父亲以前带我同他一起在布朗县打野兔,打鸟。后来艾丽吵闹得太厉害,我们只得放弃。他背靠在转椅上,在办公室里眯着眼睛问我打算如何开始当记者的生涯。“是这样.先生,”我说,“也许我能在《科尔弗公民报》找到一份工作,干上三四年。我很熟悉那个地方。”科尔弗是印第安纳北部马辛古基湖边的一个小城。过去我们在湖北有一栋度夏的村舍。“接下去呢?”他问。“积累了经验之后,”我说,“我就能在一家更大的报社找个职位,也许在里奇蒙德,或者科科莫。”“再接下去?”他问。“为这样的报纸干上大约五年后,”我说,“我想我应该可以向印第安纳波利斯发起冲击了。”“对不起请稍等一下,”他说,“我要打个电话。”“没关系。”我说。他坐在转椅上旋了半圈,背对着我打电话。他说话声音很轻,但我也没打算偷听他说些什么。我想反正与我无关。他挂上电话,转回来面对着我。“祝贺你!”他说,“你可以到《印第安纳波利斯日报》去工作了。”

第三十章大概在艾丽十五岁我十岁的时候.有一次她听到有人从我家的地下室楼梯上栽了下去:扑隆通,扑通。扑通。她以为是我。于是站在楼梯上端,差点没把她那颗傻脑瓜笑掉。那一年应该是一九三二年,进入大萧条的第三年。但是掉下楼梯的不是我,是煤气公司来抄表的一个家伙。他拖着沉重的身子从地下室爬上来,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怒不可遏。另有一次,大概是艾丽十六岁或更大一些的时候,因为那时艾丽已经驾车了。我坐在她开的车中,我们看见一个女人水平地从停在路边的一辆街车中出来。她的鞋跟被勾住了。我在其他地方写到过,在与人谈话中也提到过,这个女人的狼狈相使我和艾丽笑了好几年。她没有伤得太厉害,自己爬了起来。还有一件只有我看见但艾丽喜欢听的事,是关于一个巴结一位不是他妻子的漂亮女子、教她跳探戈的家伙。那是在一个渐入尾声的鸡尾酒会的最后部分。我想那个男人的妻子没在场。他妻子若在场的话,我难以想像他还会去献那份殷勤。他不是个专业的舞蹈教员。包括男女主人在内,在场的总共大约有十来个人。那是流行留声机的年代。酒会的男女主人将一张探戈音乐醋酸酯唱片放上留声机,犯下了一个策略上的错误。于是那个家伙两眼炯炯,鼻孔闪闪,将漂亮女人搂在怀里,扑通栽倒。是这样,在《耐震之一》和现在这本书中所有栽倒的人,就像文学艺术院横跨在铁门上用喷漆书写的“操他娘的艺术!”一样,都在为我姐姐艾丽表达敬意,都是艾丽爱看的色情场景:被地球的引力而非性剥夺了道貌岸然的姿势的人们。下面是大萧条期间一首流行歌曲的歇词:爸爸昨夜晚回家。妈妈说,“老爸,累了吧。”他摸黑想去开电灯,栽倒在地,扑通一声!看到健康人跌倒而大笑,这种冲动决不是普遍现象。我是在一次英国伦敦的皇家芭蕾舞团演出《天鹅湖》时才意识到这一点的。那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我带着我女儿南妮坐在观众席中,那时她十六岁,而现在,一九九六年的夏天,她已经四十一岁了。那是整整二十五年前的事了。一个芭蕾舞女演员踮着脚趾跳舞,滴答暮,滴答答,滴答答,按照剧情要求跳到舞台的一侧。接着舞台后传来一阵声响,好像她一只脚踏进了水桶,带着水桶掉下了铁梯子。我立刻狂笑不止。全场只有我一个人在笑。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类似的事也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交响乐团的演出中发生过。这件事与我无关,也不是因为笑。演奏的一段乐曲越来越强,然后突然间停顿。坐在同一排离我大约十个座位有一个女人。演奏时她在同朋友讲话。音乐越来越强,她也不得不越说越响。音乐戛然而止,只听见她尖声嚷着说:“我是箍在奶油里炸的!”第三十一章那天看皇家芭蕾舞演出受到蔑视后,我同女儿一起去了威斯敏斯特教堂。当她面对面站在艾萨克·牛顿爵士墓前时,她感到一种震撼。如果换成我哥哥伯尼的话,在她那夺年龄,在同样的地方,他还会更加大惊小怪。他是个天生的科学家,但没有一点美术细胞。牛顿这个普普通通的凡人,凭借着在我们看来只够做狗的一顿早餐的三磅半重、布满血丝的海绵体中发出的信号,似乎道出了许多揭示真理的伟大想法。任何受过教育的人想到这些,都很可能会心潮澎湃。这头没毛的猿猴发明了微分学!他还发明了反射望远镜!他发现并解释了棱镜如何将太阳光束分解成组合色彩!他发现并解释了前所未知的运动、引力和光线的规律!饶了我们吧!“打电话找弗里昂·苏诺科博士问问!把你的超薄切片机磨得快些吧,好做显徽镜观察。我们有没有一个脑子给你用?!”我女儿南妮有个儿子叫麦克斯。现在,重播进行到一半的一九九六年。他已经十二岁了。基尔戈·特劳特死的时候,他将十七岁。今年四月,麦克斯在学校写了一篇关于外表平常的超人艾萨克·牛顿的文章。文章写得十分出色,我也从中了解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牛顿的那些名义上的导师们曾劝他不要老忙于寻求科学真理,要抽出时间去读点神学。我喜欢这么想,他们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他们蠢,而是想提醒他,宗教的幻觉倾向能给普通百姓带来怎样的抚慰和鼓舞。基尔戈·特劳特的小说《帝国大厦》讲的是一块大小及形状如曼哈顿帝国大厦的陨石,尖头朝下,以每小时五十四英里的匀速向地球撞来。让我们引用他在其中说的话:“科学从来不能使任何人振奋。人类处境的真实状况实在太险恶。”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人类的处境不会比重播结束后的两小时中更加险恶。毫不夸张,成百万个行人躺倒在地上,因为自由意志闯入时,体重没有平均分配在两只脚上。但是除了靠近自动扶梯和楼梯顶部的人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无危险。他们的情况要比我和艾丽看到的头朝下走出车子的那个女人好得多。我前面说过,真正造成伤害的是自行驱动的各种交通器械。它们当然不会出现在从前的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中。在那里,一切平静无事,尽管外头一片喧闹:车辆的碰撞声、受伤和垂死者的哭喊声汇成强音,达到高xdx潮。“我是放在奶油里炸的!”果真如此。时震发生时,那些被特劳特称做“圣牛”的流浪汉,不是坐着,就是斜倚或者仰卧着。重播结束对他们保持的仍旧是那种姿势。自由意志如何伤害得了他们?关于这些人特劳特后来说:“即使在时震之前,这些人身上已经有了同时震后麻木症很难区分的病状。”一辆云梯消防车失去了控制,其右侧前方的保险杠撞上了文学艺术院的入口处,而且继续在开动。只有特劳特见状跳了起来。碰撞后车辆的行动与人无关,也不可能与人有关。消防车撞上文学艺术院入口后突然减速,将车上头脑迷蒙的消防队员一下子甩上了天,飞行速度同车辆碰撞前从百老汇下山时达到的速度相同。特劳特根据消防队员被甩出的距离做出估计,时速约为五十英里。减速减员之后,这辆救援车朝左大转弯,从文学艺术院穿过马路,直向一块墓地冲去。消防车冲上一段陡坡,在将到达最高点处停住,然后向后滑落下来。刚才碰撞文学艺术院大门时,变速杆被弹到了空挡!车辆凭着冲力攀上了斜坡。巨大的马达隆隆作响。风门杆被卡住了。对地球引力的惟一抵抗是它自己重量的惯性。驱动轴和后轮已经脱开!接着发生的事:重力将这头吼叫的红色巨兽拖下了西一百五十五大街,然后倒行着向哈得孙河滑去。这辆急救用车虽然不是正面冲撞文学艺术院的入口,但震动十分强烈,把门厅的枝形水晶大吊灯撞落到地上。这盏花哨的吊灯只差几寸就砸到武装警卫达德雷·普林斯的身上。自由意志闯入时要不是他笔直地站着,体重平均地分配在两只脚上,他就会朝前方,面对着正门栽倒下去。吊灯很可能会结果了他。你要说有运气?时震发生时,莫妮卡·佩帕下身瘫痪的丈夫正按门铃。普林斯正准备朝前面大铁门走去,还没来得及跨步,身后画廊的一个烟火警报器突然响声大作。他凝固了。该朝哪里走?因此,当自由意志闯入时,他仍处于那个进退维谷的困境。他身后的烟火警报器救了他一命!特劳特听说了烟火警报器奇迹般地让人躲过一劫的事后,他引用了凯瑟琳·李·贝兹①的歌词。他没唱,是道白的:啊,美丽辽阔的天空下,庄稼翻滚着金色波浪,雄伟的紫色山峰,俯视着硕果累累的平原!美国!美国!上帝恩泽四方播下善德和兄弟情谊从东大洋到闪闪的西大洋。基尔戈·特劳特跑进现已被撞开的大门时,由于时震后麻木症,这位穿制服的前囚犯呆若木鸡,不知所措。特劳特大喊道:“快醒醒!看在上帝的分上,快醒醒!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大铁门已平倒在地上,上面喷涂的字叫人莫明其妙:“他娘的艺”。特劳特不得不从上面踩过去,大步慢跑到普林斯跟前。铁门仍然与门框紧紧扣在一起。门框受到撞击整个地从周围的墙体上脱落下来,门、门的铰链、门栓和“猫眼”都仍像新的一样,丝毫未损,只是门框对失控的云梯消防车几乎没有抵御能力。来装铁门和门框的包工头,在把门框固定在墙上时偷工减料。他是个骗子!特劳特后来提到他时说:“叫人奇怪的是,夜里他居然还睡得安稳!”这话对所有偷工减料的包工头都可以说。第三十二章一九九六年,也就是延续至二○○一年的重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在几次演讲中提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是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的一名学生。我开玩笑说,我根本就不该学这门专业,因为我忍受不了原始人。他们真是愚不可及!我对把人当动物研究的兴趣衰退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妻子生下了一个孩子,叫马克,我们需要钱。我妻子的全名是简·玛丽·考克斯·冯内古特,她死的时候叫简·玛丽·考克斯·雅莫林斯基。简在斯沃思摩尔时是优等生,获得芝加哥大学俄文系的全额奖学金。她怀上了马克之后,决定放弃奖学金。我们在大学的图书馆找到了俄文系主任,一位从斯大林统治下逃亡的神情忧郁的人。我记得我妻子告诉他,她不得不退学,因为她有了后代的负担。即使没有电脑做记录,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对简说的话:“亲爱的冯内古特太太,怀孕是生活的开始,而不是终结。”然而,我想说明的是另一门课,要求我们阅读现已进天堂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①的著作《历史研究》,并做好讨论的准备。他写到挑战和对挑战做出的反应。他认为各种不同的文明,或生存,或淘汰,关键在于他们面对的挑战是否超过他们的应付能力。他举了一些实例。这样的解释也适用于那些想表现出英雄主义的人,尤其适用于二○○一年二月十三日那天下午自由意志闯入时基尔戈·特劳特面对的情况。如果他在时代广场那一段地区,或在某一主要桥梁或隧道的出入口,或在飞机场——飞行员们在重播期间已经习惯让飞机安全地自动起飞和降落——那么,这种挑战就是特劳特,或者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应付的了。特劳特听到隔壁碰撞声后走出住宿营,看到的场面虽然可怕,但卷入其中的人员不多。死亡的、垂死的人零星地散布在各处,而不是叠成一堆或囚禁在燃烧的或撞坏的飞机和车辆中。这里的伤亡者仍然是个人——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都仍然具有个性,从他们的脸上和衣服上都能看出许多故事来。在远离市区通向地狱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那一段,由于偏僻,一天中的任何时候几乎都没有车辆。这就使得隆隆作响的云梯消防车成了独家表演。特劳特眼看着地球的引力拖着它屁股朝下向哈得孙河滑去。其他繁忙街道上传来一阵喧嚷嘈杂,但他并不受干扰,思考着那辆不幸的消防车的各方面细节,并冷静地得出结论。他在离宫告诉我说,车辆失控,肯定是由于三个原因之一:要么离合器处在倒车或空挡,要么驱动杆折断,要么踏板脱落。他没有惊慌失措。在部队为炮兵当前锋侦察兵的经验告诉他,惊慌于事无补,只会适得其反。他后来在离宫说:“在真实生活中,就像在大剧院的演出一样,情绪激动只能把本来已不妙的处境搞得更加不堪收拾。”真是这样。他一点没有惊慌。但他在此时却还投有意识到,只有他一个人在走动,头脑清醒。他悟出了基本事实:宇宙先收缩,而后又膨胀了。这一点并不难。除了真实细节之外,所发生的事很可能同他多年前写在纸上后又撕成碎片在汽车站厕所抽水马桶中冲下去,或作其他处理的某篇小说构思相似。与达德雷·普林斯不同,特劳特甚至连中学同等学历文凭也没有,但他至少与我麻省理工学院获物理化学博士的哥哥伯尼有一惊人的相似之处。伯尼和特劳特两人都是从很小开始就玩起了头脑游戏,开始提出这样的同题:“如果我们的环境中某某条件存在,那么将会怎样,会出现什么结果?”在西一百五十五大街最尽头相对平静的环境中,特劳特虽然做出了时震和重播的推断,但却未能意识到,方圆几英里人们都无法行动,不是死亡或者严重受伤,就是患了时震后麻木症。他等待年轻力壮的救护车工作人员、警察、更多的消防队员和红十字会和联邦紧急事故处理部门派出的救灾专家前来处理事故,浪费了宝贵的分分秒秒。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别忘了,他已经八十他妈的四岁了!由于他每天刮脸,所以即使头上不包婴儿毯做的头巾,别人也会错把他当成捡破烂的老太太,而不是捡破烂的老头。因此也从来得不到任何人的尊重。但至少他脚上的凉鞋很结实,是用麻制的。尼尔·阿姆斯特朗一九六九年就是穿着同样材料制的鞋,由阿波罗十一号宇宙飞船送上月球,成为第一个在月球上行走的人。这种鞋是越南战争的政府剩余品。越战是我们被打败的惟一一场战争,特劳特的独生子里昂也是在这场战争中当逃兵的。在那场冲突中,美国士兵巡逻时,在他们的轻便丛林靴外面套的就是这种凉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敌人在丛林小道上插着头朝上削尖的竹签,在大粪中泡过,刺破皮肤会引起严重感染。在他那个年纪,特劳特已经不太愿意与自由意志进行俄罗斯轮盘赌,尤其因为这是很多人性命攸关的时候。最后他意识到,无论如何,他必须采取行动。但该做些什么呢?

第五十二章美国文学艺术院确实拥有火箭筒,那是因为匪帮们从国民警卫队彩虹分队偷来了一辆坦克,用来打头阵,已经袭击了哥伦比亚大学。那伙人胆大包天,竟然高举着星条光荣——星条旗。没人敢碰这伙匪帮,就像没人敢碰十大超级公司一样。可以想像,这批军阀把自己看做完完全全的美国人。“美国,”基尔戈·特劳特在《我的十年自动飞行》中写道,“是昨天才发明的三亿鲁布·戈德伯格①式的小玩意的综合体。”“你最好建一个大家庭。”他继续写道。但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从部队复员到二○○一年三月一日到达离官这段时间内,他本人却没有家庭。他是同莫妮卡·佩帕、达德雷·普林斯和杰里·里弗斯三人一同乘坐豪华铁甲轿车来到离宫的,后面挂着一辆超载的笨重的拖车。鲁布·戈德伯格是上一个基督教千年最后一世纪中的一名报刊漫画家。他的画往往是些荒唐地复杂但又不可靠的机械,其组成部分包括踏车、机关门、铃、警报器、套上挽具的家畜、喷焊枪、邮递员、电灯泡、鞭炮、镜子、收音机、留声机、发射无弹头子弹的手枪等等,用以完成诸如关上遮阳窗页之类非常简单的任务。是的,特劳特总是唠唠叨叨反复讲人需要有大家庭。我也仍然强调这一点。因为很显然,我们是人,就如需要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和其他基本矿物质一样,也需要大家庭的温暖。我刚刚读到这样的报道: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父亲把自己的婴儿使劲摇晃致死,因为孩子还不能控制肛门括约肌,而且啼哭不止。如果在一个大家庭中,周围就还会有其他人,孩子就能得救。他们会帮着哄孩子,也会安慰当父亲的。如果这个父亲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他也许不会是如此糟糕的一位父亲,也许还根本不会成为一个父亲,因为他还太年轻,成不了好父亲。因为他太缺少理智,决不可能成为好父亲。在重播开始前很久的一九七○年,我在尼日利亚的南部。那时比夫拉战争行将结束,我们站在比拉夫一方——大多数是伊博人的战败的一方。我遇见一个刚得了新生儿的伊博父亲。他有四百个亲戚!虽然节节败退的战争还在继续,他和他的妻子正准备一次旅行,将新生儿介绍给所有的亲戚。如果比夫拉军队需要招募新兵,几个伊博大家庭坐下来讨论决定派谁去。在和平时期,家庭讨论送谁去读大学,常常到遥远的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牛津和哈佛大学。接着,全家筹集资金,用以支付路费、学费以及购置适合于大学所在地气候和习惯的衣物之类。在那边,我遇见过一位叫契努阿·阿契贝①的伊博作家。他现在在这边的巴德学院一边任教一边写作。学院在纽约州哈得孙河畔的阿南代尔,一二五○四邮区。尼日利亚目前处在穷凶极恶的执政集团统治之下,批评政府的人因自由意志过多而常常被处以绞刑。我问他,伊博人现在情况如何。契努阿说,政府中没有伊博人的角色,他们也不想参政。他说伊博人依靠小型经营维持生存,但是不大可能与政府及其盟友,包括壳牌石油公司,形成冲突对抗。他们一定开过许多次会,讨论道德问题和生存策路问题。他们仍然把最聪明的孩子送到远方最好的大学去深造。当我高度赞扬家庭观念和家庭价值时,我所指的并非带着孩子的一男一女,他们刚刚来到城市,惊慌失措,在经济、技术、环境、政治一片混乱中六神无主。我所指的是如此众多的美国人如此迫切需要的东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所拥有的、桑顿·魏尔德的剧作《我们的小镇》中人物所拥有的、伊博人所拥有的东西。第四十五章中,我建议在宪法里增加两项条款。这里还有两条。应该说不算是对生活的奢望,就像人权宣言一样。第三十条:每个人一旦达到法定的青春期年龄,应该在一个庄严的公众仪式中宣布为成年人,他或她必须承担社团中的新义务。并受到相应的尊重。第三十一条:必须努力做到使每个人感到,一旦他或她离去,人们会非常思念。人类精神理想食谱中的这些基本成分,只有在大家庭中,才能得到确切无疑的保证。第五十三章《弗兰肯斯坦——或现代普罗米修斯》中的怪物开始变坏,因为他发现自己长得奇丑无比,令人讨厌,活着是一种羞耻。他杀死了弗兰肯斯坦——再说一遍,那是那位科学家而不是那个怪物。让我赶快作一补充说明:我的哥哥伯尼从来不是弗兰肯斯坦式的科学家,从来没有,也不会去从事任何种类的以摧毁为目的发明。他也没有当过潘多拉,从盒子里放出新的毒药或新的病菌之类。根据希腊神话,潘多拉是第一个女人。普罗米修斯用泥土造人,后又偷了火种,众天种一怒之下创造了她这个人。创造女人是他们的报复。他们给潘多拉一个盒子。普罗米修斯恳求她千万别打开。她把盒子打开了。人类将继承的所有邪恶都从中跑了出来。盒子中最后出来的东西叫希望。它飞走了。这个令人沮丧的故事不是我编造的。也不是基尔戈·特劳特。那是古希腊人的故事。然而,我想说明的观点是:弗兰肯斯坦的怪人郁郁寡欢,带有破坏性,而特劳特在文学艺术院周围激活的人,虽然其中大多数不可能在选美中获胜,总的说来却都情绪乐观,且富有公众意识。我必须说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与选美无缘。但其中至少有一名漂亮过人的女人。她是文学艺术院办公人员之一,叫克拉拉·齐纳。莫妮卡·佩帕断定是克拉拉·齐纳在抽雪茄,起动了画廓的烟雾警报器。莫妮卡见到她时,克拉拉发誓她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抽过一支雪茄,她讨厌雪茄味。说完,她拂袖而去。不见踪影了。我不知道她后来怎样了。特劳特把原来的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改成了临时医院。克拉拉·齐纳和莫妮卡都在那儿照料伤员,那时,莫妮卡向克拉拉问起雪茄的事。接着,克拉拉骑上一辆轻便摩托离开了。特劳特手提着现在属于他的火箭筒,在达德雷·普林斯和其他两名武装警卫的陪同下,把仍留在住宿营的流浪汉统统赶了出去。他们这样做,为的是腾出床位,让给那些肢体、头颅受伤的人。他们比流浪汉们更需要、也更应该得到一个温暖的可以躺下的地方。这是伤病员鉴别分类。基尔戈·特劳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也见过类似场面。“我惟一遗憾的是,我只有一次生命可以献给祖国。”美国的爱国者内森·黑尔①说。“去他娘的流浪汉!”美国的爱国者基尔戈·特劳特说。佩帕夫妇那辆改型豪华轿车的司机杰里·里弗斯,驾着他的梦之舟绕过撞毁的车辆和伤亡人员,常常不得不开上人行道,最终到达西五十二大街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演播室。里弗斯喊道:“你们得了病,现已康复,赶快行动起来。”把里面的工作人员唤醒。然后,他让他们通过无线电广播和电视,把同样的信息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向全国播发。为了使广播公司的工作人员按他的吩咐去做,他不得不对他们撒了个谎。他说有一些来历不明的人施放了神经毒气,现在大家正在渐渐苏醒。于是.基尔戈·特劳特忠告就这样传到了美国百万民众以及全世界亿万人的耳中:“这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特别节目!一些来历不明者施放了神经毒气。你们得了病,现已康复,赶快行动起来。请确保把儿童和老人转移到室内安全的地方。”第五十四章当然!失误在所难免!但特劳特用火箭筒打哑汽车防盗警报并不是其中之一。如果要写一本一旦时震再次发生、重播再次出现、自由意志再次闯入时城市里如何应急的小册子,书中应该提议每个街坊各备一把火箭筒,让责任性强的成年人知道存放在何处。失误?小册子应该指出,不管是否有人操作,车辆造成的损坏,车辆本身没有责任。把车辆当做东躲西藏的反抗奴隶来对待,不会起到任何作用。仅仅因为它们是车辆而已。把仍处于运转状态的轿车、卡车、公共汽车当替罪羊。还会使援救人员和难民丧失交通工具。特劳特在《我的十年自动飞行》中告诫人们:“把别人停泊在某处的一辆道奇勇士轿车打得稀烂,也许能为精神压迫症患者带来一时的解脱。但是,一切过后,这只能给车主的生活带来更大的混乱和烦恼。已车所不欲,勿施与人车。”他继续说道:“没有人的行为的卷入,一辆熄火的机动车若能自己启动,那便成了天方夜谭。自由意志闯入之后,如果你必须把点火装置的钥匙从熄火的、无驾驶员的车辆上拔走的话,千万,千万,千万把钥匙扔进邮箱里,而不要扔在阴沟里或者堆满垃圾的空地上。”特劳特本人犯下的最大错误,也许是把美国文学艺术院用做陈尸所。包铁皮的大门和门框又被竖起固定在原来的位置,不让室内暖气外溢。其实更有理智的做法应该是把尸体铺排在墙外,因为外面气温低,在零下好几度。在远离市区通向地狱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上,特劳特当然想不到去担心天上的事,但应该有某一位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成员在苏醒后意识到,地面上碰撞渐渐平息下来之后。天空中还有仍在自动飞行的飞机。机组人员和乘客仍在时震后麻木症的作用之下,昏昏沉沉,全然没有意识到燃料耗尽后会发生什么。十分钟,也许一小时,也许三小时,也许其他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之后。在六英里高空飞不动的飞机,将收盘清账,所有机上人员都将置地入住。……对于非洲扎伊尔热带雨林中的身材矮小的姆布蒂人来说,二○○一年三月十三日也许与往常任何一天无异,并不更加精彩,也不更加沉闷,除非重播结束时有一架捣乱的飞机正巧落在他们的头上。自由意志再次闯入时,所有飞行器中最糟糕的无疑是首先由天才莱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所预见的螺旋提升器,即直升飞机,或称铁蜻蜒。直升飞机不能滑行,直升飞机本来就没想上天飞行。比天上的直升飞机安全些的地方是游乐场的惯性车,或垂直大转轮。是这样,当纽约市实行了军事管制后,以前的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变成了军营。基尔戈·特劳特的火箭筒被收缴,文学艺术院总部被征用,改做军官俱乐部。特劳特,还有莫妮卡·佩帕、达德雷·普林斯和杰里·里弗斯坐上豪华轿车,驶向离宫。特劳特这个从前的流浪汉,现在穿上了昂贵衣着,包括鞋袜、内衣、衬衣袖口的链扣,与原属于佐尔顿·佩帕的路易斯·维顿行李箱很相称。每个人都认为莫妮卡的丈夫还是死了好。他还有什么可指望的昵?特劳特在西一百五十五大街发现了佐尔顿被压扁、压长的轮椅。他把轮樯竖起倚在一棵树上,说,这是现代艺术。碾压后两个轮子叠在一起,看似一个。特劳特说,这是一只铝和皮制的六英尺大螳螂。正要骑上一辆独轮车。他将这件作品命名为《二十一世纪的精神》。

第四十九章特劳特曾写过一篇关于另一次种族暴乱的小说,讲的是二十亿年以前发生在另一颗星球上的事。那颗星球比地球大一倍,绕着一颗大小如BB①的叫普克的星球运转。重播开始以前很久,有一次我曾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中问我哥哥伯尼,他是否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说他信。我问为什么信,他说:“因为没有别的游戏好玩。”伯尼的回答倒引出了一个很久以前的笑话,像“叮儿——铃,你这个狗杂种!”的笑话。一个家伙要去赌牌,有朋友告诉他牌局里面有诈。那家伙回答说:“是的,我知道,但没有别的游戏好玩。”我记得英国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②曾说过,相信达尔文进化理论的构架,就相当于相信一场飓风刮过废铜烂铁堆,将金属重新组合成了一架波音747.这是他的大致意思,我懒得去查核他的原话。不管是什么在创造着物种,我必须指出,长颈鹿和犀牛都怪异得荒唐。人的头脑也是如此。它与身体上比较敏感的部位,如那件器具,沆瀣一气,憎恨生活但假装热爱它,而且做出相应的表现:“乘我高兴谁来一枪崩了我!”鸟类学家的儿子基尔戈·特劳特在《我的十年自动飞行》中写道:“受委托人是一只神话中的鸟,从未存在于自然界,不可能存在,也不会存在。”把受委托人说成是某一种鸟类的,特劳特是惟一的一个。这个名词(来自拉丁语fiducia①,意即信心、信任)实际上用来指人类中那些专门保藏别人财产的人,包括属于政府国库的财产。现在来说,尤其是纸面上和电脑数字代表的财富。如果没有头脑和那件器具等等,他,或者她,或者它,都无法存在。因此,不管是否重播,这个一九九六年的夏天,如同以往一样,奸诈的资本保管人在金钱游戏中大发其财,成了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而这些钱应该有更好的去处:创造有意义的就业机会,训练人员充实岗位,抚养年幼的,安置年老的,让他们获得尊严和安全感。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们帮助那些担惊受怕的人渡过难关,不管困难是什么。为什么把钱往问题上扔?因为钱本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用的。我们这个国家的财富是不是应该重新分配?财富一直、而且继续以一种极不健康的方式在一小部分人中间进行着重新分配。让我说明一下,我和基尔戈·特劳特都从来没用过分号。分号没有任何作用,不说明任何问题。它们是有异性装扮癖的阴阳人。同甘共苦,关怀体贴,在一个大家庭中可以做到,但要使它在一个泱泱大国蔚然成风则不容易。的确,如果没有措施使人们从大家庭中得到所有的支持和关爱,那么任何为人民谋福利的美好愿望,只能像个有异性装扮癖的阴阳人。受委托人也许可以不像巨鸟和凤凰那样,完全是虚构的。第五十章像我这样的年迈老者还能记得,过去任何正派出版物都不会印上操他娘的这样的词。那是个充满邪恶魔力的坏字眼。又是一个老笑话:“在孩子面前不要说‘操他娘的’。”我那时发表的长篇小说《五号屠场》里面因有操他娘的字样而受到攻击。在小说的前部分,有人向在德占区被捕的四名美国兵开了一抢。一个美国兵对另一个从来没操过任何人的士兵吼道:“把头缩下去,你操他娘的傻蛋。”自从这样的文字印出以后,当母亲的在做家务时都不得不系上了贞操带。①我当然能理解至今仍广泛存在的,也许会永远存在的对极权的反感,那是产生于对独裁者的残暴与愚行的理智的反应。对于我们这些从大萧条中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因为某些专制君主的罪行而把共产主义一词从文雅的思想中清除出去,好像仍然有点可惜。这个词一开始只不过描述了可能替代华尔街大赌博的合理选择。不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英语缩写USSR中的第二个S指的是社会主义的,所以,再见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再见吧,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的尤金·德布兹之魂。在那里,蛟洁的月光照耀在沃巴什河上,那儿的田野散发出新割下青草的清香。“只要还有一个人蹲在监狱,我就还没有获得自由。”华尔街的赌博一夜之间扼杀了包括银行在内的多少商家,又使成百万的美国人无法支付食物、住房和衣服。大萧条时期是寻求各种取代现行体制的时机。那又怎么样?如果把重播算进去,那几乎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忘了它吧!当时活着的人现在几乎都死得像铁钉一样。祝他们下辈子社会主义快乐!现在是二○○一年二月十三日下午,要紧的是基尔戈·特劳特把达德雷·普林斯从时震后麻木症中唤醒。特劳特要他张口说话,随便说什么,什么胡言乱语都可以。特劳特建议他说“我向国旗宣誓”,或者别的什么,以此向他自己证明,他又重新主管自己的命运了。普林斯先语无伦次地说了些什么,但不是宣誓词,表明他正在试图理解特劳特对他说的那些话。他说:“你说我有了什么东西。”“你有了病,现已康复,赶快行动起来。”特劳特说。“这句话以前,”普林斯说,“你说我有了什么。”“别问了。”特劳特说,“我刚才着急了,我冲昏了头脑。”“我还是要知道你说我有了什么。”普林斯说。“我说你有自由意志了。”特劳特说。“自由意志,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普林斯重复着,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我老想知道自己有了什么东西,现在终于有了个名字。”“别管我说了什么,”特劳特说,“去救命要紧!”“你知道自由意志有什么用?”普林斯问。“不知道。”特劳特说。“可以拿去擦你的屁股。”普林斯说。第五十一章特劳特正在美国文学艺术院门厅里唤醒患时震后麻木症的达德雷·普林斯。我把他比做弗兰肯斯坦博士,我暗指的当然是英国诗人珀西·比希·雪莱的第二个妻子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或现代普罗米修斯》中的那个反英雄角色。在那部小说中,科学家弗兰肯斯坦把从不同尸体上取来的各个部分按照人的形状拼合起来。弗兰肯斯坦用电将其激活。书中电击的结果,同真实生活中美国各州立监狱中的真实生活中的电椅产生的结果正好相反。很多人以为弗兰肯斯坦是那个怪物,其实不然。弗兰肯斯坦是那个科学家。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用泥巴创造了最初的一批人类。他从天上盗来火种.交给他们取暖煮饭,而不是让他们去烧死日本广岛、长崎所有那些黄种小杂种的。在我这本奇妙无比的书的第二章中,我提到过在芝加哥大教堂中举行的轰炸广岛五十周年纪念会。我的朋友威廉·斯泰伦认为轰炸广岛救了他一命。在当时我说我不得不尊重他的观点。当美国投下原子弹的时候,斯泰伦正在海军服役,为入侵日本本岛进行着战备训练。然而,我还不得不加上一句:我知道有一个词能够证明我们这个民主政府干得出下流的、歇斯底里的、种族主义的、人面兽心的滥杀手无寸铁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行径。这种屠杀完全没有任何军事意义。我说了这个词。这是一个外国词。那个词就是长崎。管他呢!那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如果你把重播计算在内,比实际时间还要长十年。我觉得在当前值得一提的是现已被普遍称做基尔戈忠告的那句话:“你得了病,现已康复,赶快行动起来。”这句话当时激活了达德雷·普林斯,而现在,时隔多年,自由意志早已不再是新鲜玩意儿,仍然继续适用于人类的生存处境。我听说全国各地公立学校的老师们,在每天开课之前,让学生背诵了宣誓词和主祷文之后,再背诵基尔戈忠告。老师们说好像有点作用。一个朋友告诉我,在他参加的一场婚礼达到高xdx潮时,主婚的牧师说:“你们得了病,现已康复,赶快行动起来。我现在宣布你们结为夫妻。”另一个在猫食公司工作的生化学家说,她住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旅馆,请总台服务员早上打一个电话叫醒她。第二天早晨,她拿起电话时听到服务员说:“你得了病,现已康复,赶快行动起来。现在是上午七点,外面气温是三十二华氏度,零摄氏度。”光在二○○一年二月十三日一个下午,外加上接下来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基尔戈忠告在拯救地球人类生命方面所起的作用,可与两代人之前爱因斯坦的E等于mc的平方在摧毁地球人类生命方面所起的作用相提并论。特劳特让达德雷·普林斯把魔语传达给在文学艺术院值日班的另外两名武装警卫。他们来到原先的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用魔语将那儿意识僵化的流浪汉们唤醒。很多被唤醒的圣牛,大约有三分之一,反过来成了救治时震后麻木症的福音传教士。这一支衣衫褴褛的没有可雇用性的老兵们,仅以基尔戈忠告武装,向街邻四周散开,把更多活的雕像变成有用的生命体,帮助受伤的,至少在冻死之前把他们拖进室内某个地方。“上帝存在于细微之中。”无名氏在第十六版《巴特莱特常用引语汇集》中如此告诉我们。铁甲高级轿车将佐尔顿·佩帕送来此地,让他在按文学艺术院门铃时被压扁这一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是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例子。轿车司机杰里·里弗斯把瘫痪的乘客以及他的轮椅卸到人行道上之后,将车子对着哈得孙河方向朝西移了五十码。那仍然是重播中的一部。不管是不是重播,杰里反正不会把车停在大门口,生怕一辆豪华轿车会引起人们注意,怀疑文学艺术院也许并不只是一幢人们遗弃的建筑。如果没有这一条政策,佐尔顿的高级轿车就将承受消防车的冲力,有可能,但不完全肯定,救了正在按门铃的佐尔顿一命。但是代价如何?文学艺术院的大门就不会被撞开,基尔戈·特劳特也就无法接近达德雷·普林斯和其他武装警卫。特劳特也不会穿上他在那儿找到的一套警服,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权威人物。他也不可能拿起文学艺术院的火箭筒,把停车场上一辆被撞得防盗铃呜呜作响的无人车辆一炮打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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